纪念纪庸 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

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
纪果庵
关于印象记一类的文章，我很少写。因为普通的事物，过眼云烟，不会“印”下什么“象”，特殊事物，既所见不多，且不久就变作模糊，所以不写最得体。知堂先生南来一事，确是一件大事，就是在苦雨翁个人，也还是江南水师学堂时期的南京印象，三十七八年之后，景物全非，居然又来走走，恐怕亦非始料所及；没有资格去看先生的日记，假若可能，想必有绝妙文章。但此事在一年后的今日追念起来，实在是影子马虎[注：大概同模糊罢]得很了。在记忆中只有蔼然儒者的风度，使人感觉很适当的一撮短须，慢慢的八字步，和我第一次亲见的挥毫，大书“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陶诗，尚颇清楚而已。
然而，在今日，即使这样简单的外表仪容，又有几人呢？
知翁南来确期，竟已忘记，自廿六年以后，我就废止了日记，要像知道每日详细起居，实不可能。唯于中大周刊合订本内查得在中央大学讲演是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时，但讲演是到京的第二天抑第三天，则待考。我记得中央大学招待吃饭，是在成贤街农场，各色玫瑰开得正盛，我到农场时，樊仲云校长和胡道维先生等已先在，曾在花圃中合拍一照。中大农场在事变前原是花卉场，战后，夷为荒圃，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修建，才恢复旧观，宴客之所，叫做“瓜棚小憩”，是用竹竿搭成的瓜架，新种的丝瓜和南瓜正抽蔓，还没有成荫，故不见得会有“豆棚瓜架雨如丝”之感，不然，以先生书斋之苦雨，又久于海滨住居，在这样所在吃饭，必有一番特别感觉也。先生向来穿中装，这天不过加了一件马褂，在旧京像这种园林真遂处可得，况中山北海等地，更为幽邃雅丽，但在南京，则求一公余消遣之处尚不能，此地可以望望紫金山的云，且又有一泓溪水，远处归考试院的楼台，姑且算他汉家城阙吧，陪称[注：衬]了这么一位诗人、哲人，也够得上江南的盛会了。那天参加的，有李圣五，薛典曾，戴英夫，陈柱尊，褚民谊等先生，褚先生是自从先生到京后就一直负招待之责的，可惜翻阅一下我在当时所拍照片，薛仲丹先生竟已成了古人，人世沧桑，又岂可意料。席间樊先生致辞，说一向与周建人先生很熟识，又与鲁迅先生常见面，只有岂明先生，平时景仰，未曾识荆，今番相会，自属无上荣幸云云。先生答词里顶有趣的，就是说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仪凤门内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生活，我从先读过先生的《忆江南水师学堂》，不意今天却听老人口述开天遗事。李、薛、戴诸公，因与先生并不甚熟，应酬话没什么可记，饭毕吃茶时，我拍了一张围坐的像，惜正是背光，不能照得好。
农场主人陈醉云兄很会利用机会，磨好墨，蘸饱笔，静待先生挥毫，对于这请求，先生并未十分拒绝，只是爽快地说，“怕写不好。”于是写起“路狭草木长”的诗来了，我站在瓜棚外，摄得一影，即去年刊于《古今》者，在旁边露了一只手和西服者，正是陈柱尊先生。陈先生以吃酒著名，知翁酒量似亦不能算小，但二公好像未在同桌，且陈公又素主午饭不吃酒，故不能使我们欣赏一下“二难并”。这天的菜是聚宝门外马祥兴的著名“美人肝”，曾经有人介绍给先生，但我吃来却也毫无异味。
到中央大学讲演是再三谦让才答应的，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我们曾预备一点茶点，先生似不大会客气，我们让，便吃了。这亦可爱处，远较岸然道貌为天真也。在学校我们很听了许多先生衷心之话，这些话今日可谓无从说起，且不必说起了。讲题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听讲者是出奇的多，有些其他国立学校的学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许进来的，我坐在最前排，所以听得很清楚。先是一段自谦，其理由为说不好“国语”，如“周作人”三字，即永远讲不好，小孩子听了往往要笑起来。至于谈到中国思想的本身，则与最近发表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差不多，大致是说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远求，也不能远求。儒家思想的表现，既“禹稷精神”，他们都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为前提者，故可佩服。先生说因为钦佩禹，竟连抱朴子里的“禹步”也学了起来，并在台上表演一下，颇令听者有幽默之感。“无论什么思想，都必须有其种子，才能长成树木，外来思想可以说都是没有种子在我们头脑里的，又怎能强人接受呢？我们的思想种子就是‘儒’，不过这种子因没受到好的阳光与空气，故不能好好发展，我们的职责，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使此种子成长且茂盛便好，不必像太平天国一般把基督教硬认作天父也。”我觉得这一段话最可使人五体投地，中国人而忘记中国思想体系者，殊可寻思。此讲稿我认为可以作为一年后中和所刊一文之前趋，盖先生蕴蓄之已久，且是他的一贯主张。唯演稿只在中大周刊登过，别处并没有登，此稿由我自校，相信尚无多大差错。
平实而近人情，乃先生思想和文字的特长，不能只以冲淡二字括之。大约廿五岁以前的人是鲁迅翁的信徒多，廿五岁后，则未有不拜倒先生之门者。我在大学时，受先生的散文，每沉沉欲睡，而第一次见到先生，则是在中学时听他演讲，那时因不大懂得先生自谦的“蓝青官话”，一句也不曾听得懂，仅看见一位穿夏布长衫的中年人在台上张口闭口而已，其实先生本人，当作谈龙集的时候，那种意气亦自与雨天的书看云集以后的作品大不相同，我曾看见的几个最活跃最肯动的教授或同学，到后来都成为佛门信徒，终日坐功讽咒，绚烂之极，理应如此，况先生本性，又是属于“静趣”的学者型，把文章和话都说得像微风吹拂的湖水，却亦有其年岁与环境的造因在内也。对于先生，没有像一般入室弟子那么亲炙过，有名的苦雨斋，也没有去过一回，然与先生相熟的人，大抵非师即友，终亦算有些缘分。且我在孔德学校任课时，先生的次女——菊子，和建人先生的公子，丰二丰三，还都在该校读书，我一看见丰二君的玩[注：顽]皮，就会想到先生在鸭的喜剧中所说的“小波波”，大叫“爱罗先珂”为“爱罗希珂先”者。丰二正是打碎寒暑表的那位，而呼先生为先，则我也被这么叫过好久，孔德学生之玩[注：顽]皮是有名的，如遇先生换了新衣服，或剃头时，必上前打头，且曰：“剃头打三光，不长虱子不长疮！”此话说来有如三代以上，先生观之，或有相当回忆，如我，都已生堂堂老去之悲，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个小孩子，十年，二十年，有几许人禁得起呢？
先生文章，我几乎篇篇读过，即战后《药味集》为南方不易见到者，也都在刊物上拜读了。因为全是由杂志上看到，就不买单行本，廿六年秋，我将两大箱杂志全部卖给北平的打鼓人，约每斤铜圆八枚至十枚，大约有这种惨痛经验的，并不只是我，且使许多好文章葬身于火窟者尤多，自是除旧存先生的看云集等三数种之外，欲阅先生文字，只好付诸梦寐。事变后第一年冬方纪生陆蠡等在北平创刊朔风，风格殊似《宇宙风》，先生在头几期必有一篇随笔，好像都还是存下来的东西，后来，也许是存的用光了，要提笔说话又很难，颇有一段长期沉默，使许多人都有着“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意思。我在前段已讲明，先生文章的特色只在平实而近人情，唯人情两字，正未易言，易卜生说：“多数人永远是错的，少数人永远的对的。”我十几年来很佩服此语。中国历史与社会上，将错就错的事情太多，殆即所谓“习非成是”。如先生所赞许的袁氏兄弟李卓吾金圣叹诸君，大率只是肯说老实话，不愿伪装君子之流，然此却是世俗所目为非圣无法，政治的革命是流血牺牲，成功倒也很显著，向旧思想或不通的人情挑战则需要一种韧性的勇敢，其成功不易看见，且又往往将时间延长数十百年；好些人以为先生的思想仍是属于旧的，保守的，殊不知在平实之中，却有一番廓清的力量。即如韩退之，颇为先生所不喜，然近日岂不是还有若干人提倡非作《原道》式的文章不可吗？请参阅一下柳雨生君所作《关于药堂》（中华副刊三月廿八日）一文中所引用先生的《谈焚书坑儒》一段话，大体对先生文字本质的了解，或许差不多了。
话说得远了，这里不是要作先生的评传，还是少噜苏为是。先生在中大讲演后，曾应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茶会招待，时文物会正整理好各陈列室，预备开放，先生对各陈列品看得很仔细，盖“老去无端玩骨董”，亦先生平日嗜好之一端也。先生收藏的，好像还是与吴越有关系的东西居多，如晋砖之类似颇为我所记忆。又曾作过谈墨的文字，在《风雨谈》抑《苦竹杂记》发表，已记不清，但我则受了影响而好用“青燐髓”“古隃麋”等名称的墨，想先生亦万想不到。又苦雨斋制笺也颇有名，先生常以赠贻朋友的。可惜文物会中此类收藏竟没有，几幅图画也不佳，康熙所写的大中堂简直在糟蹋天府笔墨，比乾隆式的墨猪更不入眼，先生只是微笑一下，却一句话不曾说。茶会席上，用中国点心，南京本地制品殊欠隽美，只几盆鲜红的樱桃，据云为玄武湖名产的，倒还有点意思。这天出席的有各报馆记者及文物会同仁，余忝为“顾问”，故亦获一席。说些什么话，已忘得干干净净，总也是因为过于涉及应酬性质之故吧？先生寓所在香铺营中华留日同学会，那倒是很雅洁的，但缺乏如苦雨斋中那种幽邃耳。不知先生感觉如何，我始终不曾到那里一候起居，颇感疏略。（访客过多，亦一因。盖先生到京后之次日，各报即皆有“印象记”一类文字披露矣。）
樊先生是道地江南人，行年四十余，尚未渡江一次，这回为了送知翁北行，却破例一乘渡船了。对于我，颇有一种新的喜悦，盖北人总愿南人北上，即区区渡江，也有近乡一步之感也。先生走后日子不多，就接到寄赠的《药味集》，樊先生很欢喜的翻阅着，后来终于送给朱朴之先生了。本来在京时曾谈到南北两京大学交换讲座的事，但今日的事，说来说去，老是复杂，没有一个直接了当的办法，所以至今不曾实现。起初，我们听了“督办”两个字，未免有些与先生的风度不相和谐的感觉，也许是民国以来所谓“督办”者，给人印象太坏之故；至去年冬，我披阅北京出版的《新民报》，见有先生着戎装检阅青年团的照相，更其不免要笑出来，因为好像与先生日常习惯距离愈加远了，“周知堂”或“药堂”等字，怎么会和“青年团”发生联系呢？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样，我们反正是这么大胆的感觉着了，果然，不过两三个月，先生就放弃了“乌纱”生活，而照旧穿那不肯换袈裟的袍子。我听此消息，是晚上在家里开无线电，无线电本亦先生骂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蠢东西，不想竟从此知道了先生的近事。有人对此事很惊讶，很惋惜，然在下则有另一种喜悦，陶渊明何尝应当去见督邮，即使不是计较折腰与否的问题，诗人自仍以“池鱼归故渊”为乐耳。
这文章虽也敷衍了两三千字，其实对先生可谓一无所知！尤一无所用。知翁来时，黎庵曾有信给我，打算到京走走，因与先生神交许多年，却尚未认识，后来以先生来去之匆匆与黎庵决心之不够，到底没实行。然黎庵所了解的先生，定较我为多，只是我比他多会一面而已。所以此文还以黎庵自作，由遥想的笔致出之，最有味，不然还是请教闲步庵主人吧！惜最近与该庵主人盘桓四五日，也没有能获得一点关于先生的新事情，只是约略知道先生最近或许有再到江南之可能，若然，此番已脱去一层头衔，想象其逍遥与言论，必另具风采，黎庵说已为《古今》写《怀废名》一文，令人爱之不忍释，其实黎庵未看到先生本人，其可爱处又远过其文字，而如我之拙劣，与先生所怀相比，又大可惭悚者也。
（原载1943年4月《古今》第20、21期合刊。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