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经农先生/李冰封

纪念朱经农先生

李冰封

（一）

　　朱经农不是湖南人，但他与湖南关系密切。清朝末年，他的叔祖在常德当过知府，湖南南名人熊希龄是他的姑父，因此，他少年时在湖南读过书，以后又在湖南教过书，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他在湖南当过近十二年教育厅长，对湖南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湖南的老共产党员、知名教育家刘寿祺同志，当过他多年的秘书，在刘老以九十高龄辞世的前一年，曾撰写《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见《刘寿祺教育文集》），1992年3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缕述朱经农事迹甚详。

（二）

　　朱经农不担是教育家、学者，而且是著名的大学校长、诗人，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出版家和爱国家。他一生主要经历如下：
　　朱经农（1887 —1951），江苏宝山人，生于浙江浦江。十五岁时，以客籍考入湖南常德府中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转入国民党。1905年冬自日本返沪，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10年受聘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教授英文兼任农业学通译。1916年赴美，先入华盛顿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1925年“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全体华籍师生在校下半旗志哀、集会，美籍校长卜舫济下令解散集会，驱散师生。500多名该校大学和附中学生及19名中国籍教师愤然离校，宣誓永远和圣约翰脱离关系。张寿镛校长在一些著名爱国人士支持下，遂创办光华大学，以支持这些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朱经农此时成为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得力助手，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主持教务。以后，一直连任历届的光华大学校董会校董。1930年春，蔡元培先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他兼代常务次长。1931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32年任湖南省教育厅长。1943年任中央大学教育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 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1945年任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8年11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首席代表，后留在美国。1951年初，因中风客死异国他邦。终年64岁。
　　刘寿祺同志在《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中认为，朱经农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虽在政界漂浮一些时间，却不是纵横捭阖的政客。他是一位正直无私、忠诚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位真诚勤劳、立己立人的教育家。刘老这段话，可以视为朱经农一生较为公正的真诚的评价。

（三）

　　1932年，朱经农一到湖南教育厅任上，就对湖南的基础教育状况作了一番考察，发现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太低。当时，湖南人口约三千万，学龄儿童估计三百万，而入学仅80余万，入学率不到30%，学龄儿童失学者约220余万。
　　二、全省中学及小学、幼儿园分布极不合理，如长沙有小学一千余所，而靖县仅30所，保靖仅20所，学校的发展极不平衡。
　　三、全省教员数量不足，质量也亟待提高，设备亦须改善和充实。
　　要着力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全省的基础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后，整个教育事业才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在朱经农的策划下，当时的省教育厅制定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经过六年的努力，到1938年，全省除岳阳、临湘两县情况特殊外，“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民学校”的计划基本完成。1936年，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即已达70%，较1932年的入学率，增加了一倍以上。
　　中、小学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所改善。过去，学校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较发达地区，朱经农力谋调整这种布局，在湘西湘南的边远地区，如芷江、道县等地创设了乡村师范，另外，还创设了衡阳师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又在乾城（今吉首）设立特种师范训练班，对各县联立中学也加以切实调整和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增加和提高了各地小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中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朱经农主持湖南教育时期，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150所，增加到272所。
　　此外，关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电化教育、民众识字教育、体育、图书馆……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许多地方兵荒马乱，疮痍满目，但湖南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湖南的教育事业能有这样的发展，实在很不容易。
　　2006年7月，美国八百多位中小学校长及教育官员，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其中有三十位成员访问湖南。我们的报纸上说，他们到了“基础教育强省和大省湖南”。在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下，这样说，当然可以。不过，人们可能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这个“基础教育的强省和大省”，它的基础，是在六、七十年前朱经农于战火弥漫的三湘四水之间，惨淡经营，艰苦努力而建立起来的，朱先生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四）

　　朱经农的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可取的精华。1943年，他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思想》（原名《近代教育思潮）》一书，是他的一本关于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可惜现在已不容易找到此书，只能将刘寿祺关于此书的简单介绍，提纲式地择要叙述如下。限于篇幅，难免语焉不详。
　　据刘老介绍，此书提出了七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自由和纪律。书中介绍和评论了西方多种教育思潮中的自由主义观点。但作者认为，“自由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中必须有纪律，有纪律才能获得自由。”
　　第二类问题：个人与国家。作者认为，要充分发展个性教育，因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社会秩序，才能使国家、民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进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
　　第三类问题：斗争与互助。他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互助论”，以及与“互助论”对立的“ 战争论”等等。作者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人类社会经济之所以要调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第四类问题：学校与社会。他认为，学校教育应以适用社会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校教育既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个人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个人良好的性情、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良好道德品质，办学的方针、设施、课程、教材、教法等等，都须随社会发展加以不断地改革，要使儿童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并获得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
　　第五类问题：知识与道德。他认为知识和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知”“行”是合一的。他分析了构成知识的各种因素，分析了认识以及实践在构成知识中的作用。他分析了各种道德观点，介绍了“乐利主义”，其内容是认为人类行为的“善”“恶”，要以增加人类幸福为标准。
　　他提出“知行合一”，“德”“智”兼修的观点，强调教育者应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在教授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陶冶学生道德行为。
　　第六类问题：艺术与职业。他认为，无论个人与社会，艺术修养都是很重要的。个人的性情陶冶，社会的移风易谷，莫善于“乐”。学校教育不能偏重理智的训练，而忽略艺术的陶冶。艺术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可开拓人们的胸怀，扩大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感情意境超脱物质世界的局限，创造新的人生美妙境界。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意义，不只是狭隘的技术训练，使人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同时应使其有文化的欣赏，艺术的修养，促其能创新，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七类问题：科学与宗教。他认为，中国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我们需要科学以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等，也需要宗教以维系人心，使心灵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归宿，冥冥中得到安慰，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他认为当今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把宗教信仰一概抹煞，所以才产生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灭绝天理良心的现象。而灭绝天理良心的社会和国家是要毁灭的。
　　刘寿祺认为，朱经农生的这都著作，有它的时代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过其中若干教育思想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可取的。

（五）

　　1945年9月，张寿镛校长逝世。朱先生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再次回光华大学继任校长直到1948年11月。他前后两次在光华大学的领导中，体现了他在办大学方面的三个主要特色：
　　一、特别注意建立一支强大的第一流的师资队伍。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后，校中文、理、商三个学院，一时群贤毕至，名师云集，异彩纷呈，蔚为壮观。胡适、孟宪承、钱基博、吴梅、廖世承、吕思勉、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彭文应、张东荪、李石岑、全增嘏、朱公瑾、蒋维乔、张歆海、钱钟书、余上沅、谢霖、容启兆、郭绍虞、金松岑、孙大雨……等各位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及学术界各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都出现在光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繁盛的局面，被侵略战火无情地摧毁了。学校中以商学院为主的一部份，由谢霖副校长率领，西迁成都，留在上海的部分在租界，改校名赁屋上课，教师难免星散。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经农继任校长，又重组教师队伍。1946年秋，我进光华注册时，在办公室楼前的大课表中：吕思勉、蔡尚思、郭绍虞、廖世承、张志让、曹未风、周煦良、徐燕谋、顾廷龙、王遽常……等许多当代硕学名流的名字，又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提倡和鼓励学术自由。尊重学术自由，是一所有成就的大学的灵魂，光华大学从创办时对此就高度重视。上面列举的名师，各种学术思想倾向的都有。他们在课堂上，都充分展示自己学术观点。1927年起，校方每周还邀请各方面的名家来校演讲。据不完全记载，前后有：杨杏佛（杨铨）、鲁迅、邹力子、曾孟朴、林语堂、黄炎培、江问渔、马寅初、王云五、陈布雷、陈立夫、徐悲鸿、陶行知、陈诚、茅盾、陈鹤琴、孙寒水、何炳松、张静江、林重远、王正廷、郭泰祺、翁照垣……等，这些人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法学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史学家、出版家……等等。思想倾向也各异。从而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光华大学的思想开放和学术繁荣。
　　朱经农虽是国民党员，但他一直反对“党化教育”。1931年2月，他在给他的朋友胡适的信中说：“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若排除异已，则除善于阿谀者外皆不能自安……”所以提倡学术自由，形成了光华大学优良的传统。
三、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
　　这是看到老作家施蛰存的一篇散文《知已之感》后想到的。
　　文章先引《新文学史科》载叶圣陶日记《在上海的三年》中的话。“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周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一天的日记：“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施蛰存看了这两段日记，大为感慨。因为他与朱只是十六年前，朱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施在中国公学兼课时见过面，不料朱就注意了他，后来有人又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看到朱给胡适的一封信里，汇报中国公学的情况，提到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施蛰存四位“教书”尚可，因之十六年后，还能想起他，拟邀他去光华充实系级的领导力量。有人把《书信选》中的话告诉了施先生。施深受感动，因而生“知己之感”。
　　由此可见，朱经农注重人才，且不任用私人，不结党营私，完全以办好大学出发来想事作事，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六）

　　朱经农还是一位写旧体诗的高手，但诗作很少公开发表。他去世后，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诗集《爱山庐诗钞》，由他的公子朱文长笺注。可惜此书大陆不容易找到。本文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抄录了。
　　综观朱先生一生，无论治学与从政，都是值得后人景仰的，智效民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一书中，以“诗名应共宦名清”之句为题介绍了朱先生其人。其实这话是朱先生对丁文江的评价，现在用来评价朱先生本人，实在最恰当不过了。

(作者系湖南出版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