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读王呈先生《为了纪念二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5:32:00
读王呈先生《为了纪念二姐》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米兰·昆德拉
参见 王呈：《为了纪念二姐》
顾家唯一留下的一张全家合影
四十多年前，在我们小学的班上，同学们的座位是按照身高安排的，个子小的在前，个子高的在後。在一列座位的起首处坐着两个小朋友，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男孩儿调皮，女孩儿文静。老师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总归是让女孩子多约束一点男孩子罢。
四十多年後，小学同学又重新团聚了一回，临别之前，我们合影留念。当年的那个男孩儿仍然站在当年的那个女孩儿身边，不过已然有些鬓发斑白。
是的，幼年时的同桌之遇如今早已掩埋在世事沧桑里面，只是让双方谁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后来的人生境遇居然是那么的相似。尤其在是我捧读王呈先生的遗作《为了纪念二姐》的时候。
上文说的那个男孩儿就是文章中的二姐——北京女一中副校长——王毓真的长子，而那个女孩儿则是文革初起时被学生凌辱致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次女。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时过四十多年，卞校长的惨死事件眼下仍旧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官家三缄其口，诉诸法律仍然遥遥无期，幸好其中的案情细节不能说尽人皆知，但冤案总算是大白于天下，公道也自在人心。
然而王校长的遭遇却鲜为人知，即使是文革史家亦对这个事件不甚了了。王呈先生的《为了纪念二姐》一文大致填补上这段几乎要被人遗忘了的空白。
我从我们的小学老师阎嘉浦先生那里约略知道一点这个事件，而且因为与王校长的儿子家錡作过同窗，我的妻子还曾经是女一中的学生，我们自然会关心这段冤案的前后始末。毕业四十年后我们和家錡重逢，也曾怂恿他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但越洋电话刚打过去，那边已经泣不成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不想勉强家錡重新撕开已经渐渐弥合的伤口，尽管脓血并没有滴尽。
直到前些天，我和家錡的弟弟家镒叙起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往事，这才有幸读到他们的舅舅——王校长的弟弟——王呈先生的这篇《为了纪念二姐》，也才让我对王校长当年的旧事有了大致的了解。
不过，到底是亲人的痛定思痛，一些惨痛的回忆行诸笔端便倍感艰难。为了多少厘清旧事的脉络，我不得不小小翼翼地向顾家兄弟探询当年的某些细节。好在他们兄弟三人都是我的小学同校同学，给予我最大的信任，使我对这个家庭的变故有了比王呈先生的纪念文字更多的了解。
如果只是读到王校长的简历，那么仅有以下简短的记录：
王毓真，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北京市人。
中学就读幼稚师范（解放后的女一中），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
一九四六年入党。
解放后任女一中教员，教导主任，后在北京市教育局工作，六四年回女一中任付校长，党支部副书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从被关押的学校偷跑出来，在无路可去的环境下，和其丈夫顾传淦一起投河自尽。
这未免过于简单。幸好人是有社会生活的，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活动中观察他们的人生历程。
有心的顾家兄弟向我提供了一份王校长夫妇过世十二年之后，刘耀祖先生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喜车谈起》的短文，其中是这样提到王毓真校长的：
“解放后提倡新事新办，革命同志结婚时注意树立新风。我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女一中教员王毓真结婚的情况：她一九四七年参加共产党，和一位男战友相爱，约定不解放不结婚。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有一天下午，他俩抽空去区政府登记。傍晚毓真同志用一辆自行车把衣被运到爱人家。晚间在一间小屋里，十来位熟识的战友在一起喝茶、聊天。一位老同志对毓真说：“你的这辆自行车，就是你们结婚的喜车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两小时欢笑后，大家散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夫妇照常上班，紧张工作。后来毓真同志担任女一中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她的这种精神至尽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文字虽然简短，但大抵上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王校长作为革命青年的人生态度，以及她的所为对周围同时代青年的影响。
另外我从顾家兄弟那里还得知他们的母亲为了向无产阶级看齐，是如何处置家庭私产的：
“母亲家有一处老宅，在西单阴凉胡同，外公去世后，他们考虑到党员不能有私产，就决定把它交公。由于政府的实际查收和外公的故去没有同步，文革中这也成了拥有私产的铁证。”
试想一下，倘若放在当下，不要说升斗小民有了房屋天经地义可以出租，就是共产党员出租空置的房屋也是无可非议吧？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她们兄弟姐妹已经将房产上缴政府，父亲的这点遗产却仍然给王校长带来了杀身之祸。
尽管王校长在文革初期的“红八月”里也吃尽了苦头，被剃了“阴阳头”，挨了打，但总算逃得性命，然而她却没有能够逃过一九六八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就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批示的通知。
这就是随即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高潮，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以一九六八年五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持续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粗略估计，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是说。
王校长就是这场运动里的牺牲者之一。女一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细节至今无法得知，目前能够知道的是，由于上述的房产问题和当初入党介绍人的牵扯，王校长作为审查对象被关押。
能够将一个早年参加革命，身经大小政治运动，而且逃脱文革初期浩劫的人逼上绝路，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想象得到环境的凶险。再联想到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的次子傅敏先生也是在这所学校任教，也是曾经被逼投河自尽，我们就不难感觉出这所与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的女子中学当年是充斥着怎样肃杀的戾气。
出事那天，王校长逃出关押的房间，打电话约好丈夫，试图一同到亲戚家借住一晚再图后策，然而这个晚上他们却没有找到容身之处。这对当年一心要拯救他人的革命夫妻，此时处在人生的边缘，他们渴求出路，却没有人拯救他们。
入夜，他们双双自沉于北京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告别了这个他们曾经参与解放，参与改造，参与建设的社会，告别了他们三个挂爱的孩子。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当女一中看押她的人发现王校长人已不见之后，急忙赶到其家中搜查，不果，竟将顾家当年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弟弟抓到学校关押近一周之久。
以上这些情节是顾家二弟讲给我听的，唏嘘之余，我无言以对。
时过二十八年之后，王校长的弟弟，在中央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王呈先生回首往事，多年来对于姐姐的思念之门洞开，并且认为应将这桩历史记录下来，至少让家人得以牢记，于是有了《为了纪念二姐》这篇文字。
文章写毕之後，顾家兄弟也试图将其发表，以期让更多的人记住这场血的教训。他们曾将它转给王校长的老熟人，北京一家著名报纸的主编，也就是王呈先生文章中提到当年常去王校长家的进步青年之一。尽管老主编积极联系，然而囿于文革敏感话题，终未如愿。时间一拖再拖，这篇文字在家属的手中整整滞留了十二年，直到王呈先生于去年过世，完稿终成遗作。
如今，一九六八年的事件已经整整过去四十年，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又还有多少人愿意记得当年的旧事？想到这里，不禁让人心生隔世之感。
倘若不是我的妻子提起，我还险些忘掉：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开家长会，与会的家长便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卞校长和王校长曾经同桌而坐。我想她们即便平素过从不多，彼此也当耳闻。或许当时她们还会笑谈子女的学业，可如何能够想到，几年之後她们作为校长，竟先后在文革初期走上了不归之路，酿出了京城闻名的女校惨案。
我是读了《为了纪念二姐》这篇文字才更生出这番感慨。两位北京最知名女校的副校长竟有如此类似的经历，竟有如此雷同的归宿，甚至她们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而且还是同班，而且还是同桌，莫非这竟是命运的安排？如今，当年的当事人还在那里为了到底是谁打的一拳，又是谁踹的一脚；改掉自家的名字到底是出于伟大领袖的玩笑话，还是自己浅薄的虚荣心作祟而争论不休，其实两位校长的人生轨迹早已将这五十多年来社会变迁的是非曲直作了最好的说明。两位校长都并非出自无产阶级的家庭，也没有“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的迫切感，但她们与当年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看到社会的不公，看到贫富的不均，立志投身于改造世界的事业。然而正当自以为丰功伟业似乎底定的时候，却发现决心献身的事业竟然象一头巨兽开始吞噬自己的尊严，乃至自己的生命，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命运捉弄的确会将人逼上绝路，无论是被人凌辱致死，还是自戕绝命。《为了纪念二姐》一文已经将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剖析得十分透彻，我也不愿再来重复不忍卒读的情节，然而在读到家镒学弟来信中一段作为人子而发自肺腑的感受时，我竟恸然不能自已：
“……其实舅舅的思想也是经过很大转变的，在父母出事后，他曾写过一首诗，总的意思我没记下来，但里面有一句；事事缘人不由天。他当时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自己挺得住，什么事情都可以过来。我那会儿虽小，但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父母的选择，我只有无条件的支持，即使生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磨难。”
哀莫大于心死，王校长家人多年的沉默似乎代表的远不是一种绝望……
这是我读《为了纪念二姐》最终的体会。
二ＯＯ八年四月四日，农历清明节，草于二闲堂。
补记：
成文後，友人尝荐于刊物，碍于时局考量，终未采用。然念及旧事至今已届四十周年，绝无再等之理，故迳于本堂刊出，并记个中周折于此，望网上诸君明察。
二ＯＯ八年八月卅一日，农历处暑後八日，再记于二闲堂。
为了纪念二姐
作者：王呈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毓华，二姐王毓真。大姐性情善良，长得也好看，二姐文静而聪慧，相比之下，母亲更偏爱大姐。大姐因病而早逝，母亲为她的死而悲恸伤心，因此过了两年，母亲也去世了。亲戚们当时对她说“您还有二姑娘呢”，但母亲仍然难以释怀失去大女儿的心痛。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但因为国家战乱、经济崩溃，作为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家庭，也是每况愈下。在那个时代一切人都希望通过变革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和一个安定的社会，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我的姐姐和哥哥，他们不例外地受到大时代的感染和冲击，追求新的思想和道路。
二姐的性格从小很要强，对自己很严格，做事有条理，因此后来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是顺理成章的。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成绩优秀，从来没有落后过。小学北师附小——中学幼稚师范（后来的女一中）——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全部免费）。以至家里留着她上学时得过的奖状，整整装了一个小木箱。当时的辅仁是教会学校，有些课是用英文讲，世界史就是英文的一大厚本，书中有很多精美的插图、名人像、世界各地的艺术品、绘画、雕刻、建筑，我常看它。以至后来我到艺专去学习雕塑，都是由此而引发的。
二姐非常能够苦读，每天早晨我还在被窝里（当时窗前有一个大炕，母亲带着我们，她睡中间，哥哥和我睡在母亲的右手，姐姐睡在母亲的左手）躺着时，她已经在桌子前面读书，念英文……。念得甚至我也能背出几句来。不过我的英文并没有因此而优秀，二姐对我英文成绩不好而不满，可是对此她也是无可奈何。
二姐因为年纪比我们大，因此思想成熟和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也早。她常读一些新文学小说。如万象书局出版的鲁迅、巴金、沈从文、徐志摩……的选集。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以至张资平、张恨水的小说我们都看，由此我们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小的时候二姐和我及哥哥的关系是和谐的、快乐的。冬天的夜晚，外边天气寒冷，为了节约不点灯（过去用煤油炉）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唱着学校里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夏夜便搬了藤椅，坐在院子的树下煽着扇子纳凉，任凭萤火虫在身边上下飞舞。秋天的晚上对着月夜星空听秋虫和蟋蟀的叫声，直至深夜。春天她带着我们约了同学一起到中南海去照相。回忆起当年荒凉的中南海和空静的北海，我们姐弟同学在一起的欢聚，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二姐在家中基本上是一个只读圣贤书，不管家中琐事的人，父亲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们家中唯一上了真正大学而且毕了业的。哥哥去解放区后，她也在假期中去了解放区，至于她后来怎样入的党，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家中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种影响下，我也和他们一起完成了许多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前，夜晚上街贴“告全市人民书”，给各学校送“解放军将要进城，各校负责人等候人民政府来安排”的通知。的确也忙的不亦乐乎。
在这时由哥哥的同学介绍二姐和顾传淦认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解放后他们从家里搬出来，到西单东铁匠胡同去住。二姐的工作总是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多了，她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先是教书，后来又到教育局，然后去四清，文革前又回到女一中，但只要有机会，她总要抽出时间来看我，我则在星期六和胡勤婉去看她，直至文化大革命。
二姐和顾传淦的死对我是很突然的，因为我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即使在文革初期她挨了打，被剪了头发，在接触中都没有感到有消极的情绪。但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二姐成为了学校里要被清理的主要对象，这对二姐的压力就太大了。因为什么呢？她是一个思想真实而单纯的人。多年来培养起来的信念—对党组织和毛泽东思想的相信是很深的。凭了它而参加了革命队伍，而参加了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行动，这一切都是太清楚不过了。
革命成功了，日子好过了，天下是我们的了，但没多久这一切都变了。一起干革命的人，情同手足的人都变成了敌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翻了个个儿。昨天的同事今天就成为了陌路人，人世间甚至没有了亲情。儿子可以带人打自己的老子，孙子可以在奶奶的脸上贴大字报。最亲爱的党和领导都无踪影，天上没了日头，人们都掉进了黑暗的冰窖里，真理、正义、伦理、道德、尊严都躲在了厕所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早就被鞭子、棍子、打跑了。
假如我设身处地，也遭到这种境遇，我会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当时二姐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徘徊在河边，无路可走，无处可投，无家可归，无理可说，这时她所依赖的组织在哪里，英明的党在哪里？我不想把他们说成英雄，也不想把他们说成弱者，我觉得他们是实在的有血肉的，有自尊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遭到了如此的待遇，但我了解，当整个社会的良知都被泯灭的时候，我们也许都要选择那美丽的的火坑，使我们永远安息的冰冷的泥沼。”
音乐界当时上海有个女钢琴家顾圣婴，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因为什么？因为不许她弹钢琴，不让她再弹和听她心爱的肖邦，没有了钢琴和肖邦，她的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
北京中央歌剧院的指挥小提琴家黎国荃（也是我的老师）他在文革中也自杀了。他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尊重别人甚至于对学生也很客气，从不伤害人。运动来了，平常他最熟悉的人让他跪在地上，污辱他，他善良的心被彻底地打碎了。他头脑中美好的世界变成了地狱，世上没有同情心，爱心，没有了是非。他们和二姐、顾传淦同样是真诚的、善良的、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们到最后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容纳他们。
他们的遭遇是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和奥斯维辛同样的悲剧。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晨五时
·维一·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米兰·昆德拉
参见 王呈：《为了纪念二姐》
顾家唯一留下的一张全家合影
四十多年前，在我们小学的班上，同学们的座位是按照身高安排的，个子小的在前，个子高的在後。在一列座位的起首处坐着两个小朋友，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男孩儿调皮，女孩儿文静。老师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总归是让女孩子多约束一点男孩子罢。
四十多年後，小学同学又重新团聚了一回，临别之前，我们合影留念。当年的那个男孩儿仍然站在当年的那个女孩儿身边，不过已然有些鬓发斑白。
是的，幼年时的同桌之遇如今早已掩埋在世事沧桑里面，只是让双方谁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后来的人生境遇居然是那么的相似。尤其在是我捧读王呈先生的遗作《为了纪念二姐》的时候。
上文说的那个男孩儿就是文章中的二姐——北京女一中副校长——王毓真的长子，而那个女孩儿则是文革初起时被学生凌辱致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次女。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时过四十多年，卞校长的惨死事件眼下仍旧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官家三缄其口，诉诸法律仍然遥遥无期，幸好其中的案情细节不能说尽人皆知，但冤案总算是大白于天下，公道也自在人心。
然而王校长的遭遇却鲜为人知，即使是文革史家亦对这个事件不甚了了。王呈先生的《为了纪念二姐》一文大致填补上这段几乎要被人遗忘了的空白。
我从我们的小学老师阎嘉浦先生那里约略知道一点这个事件，而且因为与王校长的儿子家錡作过同窗，我的妻子还曾经是女一中的学生，我们自然会关心这段冤案的前后始末。毕业四十年后我们和家錡重逢，也曾怂恿他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但越洋电话刚打过去，那边已经泣不成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不想勉强家錡重新撕开已经渐渐弥合的伤口，尽管脓血并没有滴尽。
直到前些天，我和家錡的弟弟家镒叙起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往事，这才有幸读到他们的舅舅——王校长的弟弟——王呈先生的这篇《为了纪念二姐》，也才让我对王校长当年的旧事有了大致的了解。
不过，到底是亲人的痛定思痛，一些惨痛的回忆行诸笔端便倍感艰难。为了多少厘清旧事的脉络，我不得不小小翼翼地向顾家兄弟探询当年的某些细节。好在他们兄弟三人都是我的小学同校同学，给予我最大的信任，使我对这个家庭的变故有了比王呈先生的纪念文字更多的了解。
如果只是读到王校长的简历，那么仅有以下简短的记录：
有心的顾家兄弟向我提供了一份王校长夫妇过世十二年之后，刘耀祖先生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喜车谈起》的短文，其中是这样提到王毓真校长的：
“解放后提倡新事新办，革命同志结婚时注意树立新风。我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女一中教员王毓真结婚的情况：她一九四七年参加共产党，和一位男战友相爱，约定不解放不结婚。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有一天下午，他俩抽空去区政府登记。傍晚毓真同志用一辆自行车把衣被运到爱人家。晚间在一间小屋里，十来位熟识的战友在一起喝茶、聊天。一位老同志对毓真说：“你的这辆自行车，就是你们结婚的喜车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两小时欢笑后，大家散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夫妇照常上班，紧张工作。后来毓真同志担任女一中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她的这种精神至尽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文字虽然简短，但大抵上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王校长作为革命青年的人生态度，以及她的所为对周围同时代青年的影响。
另外我从顾家兄弟那里还得知他们的母亲为了向无产阶级看齐，是如何处置家庭私产的：
“母亲家有一处老宅，在西单阴凉胡同，外公去世后，他们考虑到党员不能有私产，就决定把它交公。由于政府的实际查收和外公的故去没有同步，文革中这也成了拥有私产的铁证。”
试想一下，倘若放在当下，不要说升斗小民有了房屋天经地义可以出租，就是共产党员出租空置的房屋也是无可非议吧？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她们兄弟姐妹已经将房产上缴政府，父亲的这点遗产却仍然给王校长带来了杀身之祸。
尽管王校长在文革初期的“红八月”里也吃尽了苦头，被剃了“阴阳头”，挨了打，但总算逃得性命，然而她却没有能够逃过一九六八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就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批示的通知。
这就是随即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高潮，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以一九六八年五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持续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粗略估计，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是说。
王校长就是这场运动里的牺牲者之一。女一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细节至今无法得知，目前能够知道的是，由于上述的房产问题和当初入党介绍人的牵扯，王校长作为审查对象被关押。
能够将一个早年参加革命，身经大小政治运动，而且逃脱文革初期浩劫的人逼上绝路，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想象得到环境的凶险。再联想到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的次子傅敏先生也是在这所学校任教，也是曾经被逼投河自尽，我们就不难感觉出这所与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的女子中学当年是充斥着怎样肃杀的戾气。
出事那天，王校长逃出关押的房间，打电话约好丈夫，试图一同到亲戚家借住一晚再图后策，然而这个晚上他们却没有找到容身之处。这对当年一心要拯救他人的革命夫妻，此时处在人生的边缘，他们渴求出路，却没有人拯救他们。
入夜，他们双双自沉于北京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告别了这个他们曾经参与解放，参与改造，参与建设的社会，告别了他们三个挂爱的孩子。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当女一中看押她的人发现王校长人已不见之后，急忙赶到其家中搜查，不果，竟将顾家当年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弟弟抓到学校关押近一周之久。
以上这些情节是顾家二弟讲给我听的，唏嘘之余，我无言以对。
时过二十八年之后，王校长的弟弟，在中央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王呈先生回首往事，多年来对于姐姐的思念之门洞开，并且认为应将这桩历史记录下来，至少让家人得以牢记，于是有了《为了纪念二姐》这篇文字。
文章写毕之後，顾家兄弟也试图将其发表，以期让更多的人记住这场血的教训。他们曾将它转给王校长的老熟人，北京一家著名报纸的主编，也就是王呈先生文章中提到当年常去王校长家的进步青年之一。尽管老主编积极联系，然而囿于文革敏感话题，终未如愿。时间一拖再拖，这篇文字在家属的手中整整滞留了十二年，直到王呈先生于去年过世，完稿终成遗作。
如今，一九六八年的事件已经整整过去四十年，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又还有多少人愿意记得当年的旧事？想到这里，不禁让人心生隔世之感。
倘若不是我的妻子提起，我还险些忘掉：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开家长会，与会的家长便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卞校长和王校长曾经同桌而坐。我想她们即便平素过从不多，彼此也当耳闻。或许当时她们还会笑谈子女的学业，可如何能够想到，几年之後她们作为校长，竟先后在文革初期走上了不归之路，酿出了京城闻名的女校惨案。
我是读了《为了纪念二姐》这篇文字才更生出这番感慨。两位北京最知名女校的副校长竟有如此类似的经历，竟有如此雷同的归宿，甚至她们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而且还是同班，而且还是同桌，莫非这竟是命运的安排？如今，当年的当事人还在那里为了到底是谁打的一拳，又是谁踹的一脚；改掉自家的名字到底是出于伟大领袖的玩笑话，还是自己浅薄的虚荣心作祟而争论不休，其实两位校长的人生轨迹早已将这五十多年来社会变迁的是非曲直作了最好的说明。两位校长都并非出自无产阶级的家庭，也没有“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的迫切感，但她们与当年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看到社会的不公，看到贫富的不均，立志投身于改造世界的事业。然而正当自以为丰功伟业似乎底定的时候，却发现决心献身的事业竟然象一头巨兽开始吞噬自己的尊严，乃至自己的生命，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命运捉弄的确会将人逼上绝路，无论是被人凌辱致死，还是自戕绝命。《为了纪念二姐》一文已经将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剖析得十分透彻，我也不愿再来重复不忍卒读的情节，然而在读到家镒学弟来信中一段作为人子而发自肺腑的感受时，我竟恸然不能自已：
“……其实舅舅的思想也是经过很大转变的，在父母出事后，他曾写过一首诗，总的意思我没记下来，但里面有一句；事事缘人不由天。他当时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自己挺得住，什么事情都可以过来。我那会儿虽小，但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父母的选择，我只有无条件的支持，即使生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磨难。”
哀莫大于心死，王校长家人多年的沉默似乎代表的远不是一种绝望……
这是我读《为了纪念二姐》最终的体会。
补记：
成文後，友人尝荐于刊物，碍于时局考量，终未采用。然念及旧事至今已届四十周年，绝无再等之理，故迳于本堂刊出，并记个中周折于此，望网上诸君明察。
为了纪念二姐
作者：王呈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毓华，二姐王毓真。大姐性情善良，长得也好看，二姐文静而聪慧，相比之下，母亲更偏爱大姐。大姐因病而早逝，母亲为她的死而悲恸伤心，因此过了两年，母亲也去世了。亲戚们当时对她说“您还有二姑娘呢”，但母亲仍然难以释怀失去大女儿的心痛。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但因为国家战乱、经济崩溃，作为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家庭，也是每况愈下。在那个时代一切人都希望通过变革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和一个安定的社会，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我的姐姐和哥哥，他们不例外地受到大时代的感染和冲击，追求新的思想和道路。
二姐的性格从小很要强，对自己很严格，做事有条理，因此后来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是顺理成章的。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成绩优秀，从来没有落后过。小学北师附小——中学幼稚师范（后来的女一中）——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全部免费）。以至家里留着她上学时得过的奖状，整整装了一个小木箱。当时的辅仁是教会学校，有些课是用英文讲，世界史就是英文的一大厚本，书中有很多精美的插图、名人像、世界各地的艺术品、绘画、雕刻、建筑，我常看它。以至后来我到艺专去学习雕塑，都是由此而引发的。
二姐非常能够苦读，每天早晨我还在被窝里（当时窗前有一个大炕，母亲带着我们，她睡中间，哥哥和我睡在母亲的右手，姐姐睡在母亲的左手）躺着时，她已经在桌子前面读书，念英文……。念得甚至我也能背出几句来。不过我的英文并没有因此而优秀，二姐对我英文成绩不好而不满，可是对此她也是无可奈何。
二姐因为年纪比我们大，因此思想成熟和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也早。她常读一些新文学小说。如万象书局出版的鲁迅、巴金、沈从文、徐志摩……的选集。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以至张资平、张恨水的小说我们都看，由此我们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小的时候二姐和我及哥哥的关系是和谐的、快乐的。冬天的夜晚，外边天气寒冷，为了节约不点灯（过去用煤油炉）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唱着学校里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夏夜便搬了藤椅，坐在院子的树下煽着扇子纳凉，任凭萤火虫在身边上下飞舞。秋天的晚上对着月夜星空听秋虫和蟋蟀的叫声，直至深夜。春天她带着我们约了同学一起到中南海去照相。回忆起当年荒凉的中南海和空静的北海，我们姐弟同学在一起的欢聚，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二姐在家中基本上是一个只读圣贤书，不管家中琐事的人，父亲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们家中唯一上了真正大学而且毕了业的。哥哥去解放区后，她也在假期中去了解放区，至于她后来怎样入的党，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家中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种影响下，我也和他们一起完成了许多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前，夜晚上街贴“告全市人民书”，给各学校送“解放军将要进城，各校负责人等候人民政府来安排”的通知。的确也忙的不亦乐乎。
在这时由哥哥的同学介绍二姐和顾传淦认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解放后他们从家里搬出来，到西单东铁匠胡同去住。二姐的工作总是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多了，她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先是教书，后来又到教育局，然后去四清，文革前又回到女一中，但只要有机会，她总要抽出时间来看我，我则在星期六和胡勤婉去看她，直至文化大革命。
二姐和顾传淦的死对我是很突然的，因为我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即使在文革初期她挨了打，被剪了头发，在接触中都没有感到有消极的情绪。但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二姐成为了学校里要被清理的主要对象，这对二姐的压力就太大了。因为什么呢？她是一个思想真实而单纯的人。多年来培养起来的信念—对党组织和毛泽东思想的相信是很深的。凭了它而参加了革命队伍，而参加了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行动，这一切都是太清楚不过了。
革命成功了，日子好过了，天下是我们的了，但没多久这一切都变了。一起干革命的人，情同手足的人都变成了敌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翻了个个儿。昨天的同事今天就成为了陌路人，人世间甚至没有了亲情。儿子可以带人打自己的老子，孙子可以在奶奶的脸上贴大字报。最亲爱的党和领导都无踪影，天上没了日头，人们都掉进了黑暗的冰窖里，真理、正义、伦理、道德、尊严都躲在了厕所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早就被鞭子、棍子、打跑了。
假如我设身处地，也遭到这种境遇，我会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当时二姐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徘徊在河边，无路可走，无处可投，无家可归，无理可说，这时她所依赖的组织在哪里，英明的党在哪里？我不想把他们说成英雄，也不想把他们说成弱者，我觉得他们是实在的有血肉的，有自尊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遭到了如此的待遇，但我了解，当整个社会的良知都被泯灭的时候，我们也许都要选择那美丽的的火坑，使我们永远安息的冰冷的泥沼。”
音乐界当时上海有个女钢琴家顾圣婴，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因为什么？因为不许她弹钢琴，不让她再弹和听她心爱的肖邦，没有了钢琴和肖邦，她的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
北京中央歌剧院的指挥小提琴家黎国荃（也是我的老师）他在文革中也自杀了。他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尊重别人甚至于对学生也很客气，从不伤害人。运动来了，平常他最熟悉的人让他跪在地上，污辱他，他善良的心被彻底地打碎了。他头脑中美好的世界变成了地狱，世上没有同情心，爱心，没有了是非。他们和二姐、顾传淦同样是真诚的、善良的、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们到最后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容纳他们。
他们的遭遇是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和奥斯维辛同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