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 现代乌托邦

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连载一
分类：读书 2010-04-02 15:30:28
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
三言四语
三民主义和四书五经在台湾不受学生欢迎，他们把这些教授称作“三四教授”，含有贬义。
南怀瑾去参加一个大学生举办的“中国文学的再革命”讨论会，在大学生们发言后，南怀瑾应邀讲话。他先告诉学生们“革命”这个词出自《易经》，显然是在卖弄学问，掉书袋子。接着讲了白话文的利弊。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唯独中国口语和书面语不同，因此才要推广白话文。当年主张推广白话文的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落后就是古文、古书尤其是四书五经的罪过。南怀瑾先生承认白话文对教育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它却割断了文化的历史联系，因为学习白话文的人都看不懂古文，而中国传统文化都保存在古籍中。那么教育普及与白话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白话文，教育就不能普及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识字率很高的国家，其教育普及程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只是到了近代，我们才被欧洲和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超过。因此，中国的落后与教育普及程度无关，而是与教育内容有直接关系，如果只学那些四书五经，即使全中国人都能倒背如流，国家也不会昌盛。推广白话文的原因，是古文已经不能适应新思想和新科学的需要，古文不能确切表达人们的思想，它过于简约、晦涩，与人们交流思想的口语相差太远。就像现代的抽象派画作一样，需要反复琢磨，结果还是各持己见；像国画那样，着重于写意而不是写实。所以说，推广白话文的意义在于摆脱古文的束缚，直接用口语表达思想。
语文的变与不变
南怀瑾先生说，语言总是变化的，“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即使语言和文字合一，像英法德文，一百年前的文章后人阅读起来也有困难。南怀瑾先生接着说，因为中国的文字脱开了语言，所以即使过了几千年，受过教育的人阅读古文也没有阻碍。南怀瑾先生这样说，我认为是过于看重古文，有点不顾历史事实。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含义，到后来也产生了变化，何况后来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字，赋予了新的含义。清朝以前的文人所以能够看懂先前的文章，只是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讲授这些古董，而不是因为文字和语言没有变化。南怀瑾先生于是批评文学革命，其理由是：“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这的确提出了一个问题。南怀瑾先生的逻辑是，要革命，你得先有命，然后才能革。咋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细一琢磨，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像南怀瑾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说自己不具备革命的资格，试想中国人还有谁能谈文学革命呢？这就等于说，中国不能有文学革命！可是南怀瑾先生却说，他给学生讲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的演变后，同学们就理解了三民主义的价值。这就让我一头雾水，搞不懂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显然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革命，是中国版的西方思想，怎么就与中国文化和思想历史挂上钩了呢？按照南怀瑾先生的逻辑，孙中山先生肯定是国学大师了，他肯定是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否则他连“命”都没有，如何“革”命呢？可见，南怀瑾自己就陷于矛盾之中。
四书五经的假面目
南怀瑾先生提到多年以前，他们几位先生要重编四书，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这些先生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遍”。南怀瑾先生回家把四书重读一遍后，反对重编。因为他认为四书并非杂乱无章，譬如《论语》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问题出在哪呢？南怀瑾认为，“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既然前面南怀瑾先生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谈文学革命，怎么现在就能断定自汉唐以来那么多文人才士都没有读懂四书呢？如果按照南怀瑾先生的意思去理解四书，中国文化是否就能复兴，中国是否就得救了呢？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疑问，也不知道南怀瑾先生会怎么想。但是我承认南怀瑾先生的这个结论，那就是自汉唐以来宣扬的孔孟思想未必就是孔孟的本意。然而这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读懂，而是他们需要这样的孔孟思想。其实不仅孔孟思想被后人发挥了，脱离了孔孟的原意，现在世界上流传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思想也都脱离了其创始人的本意。就拿佛教来说，所谓大乘、小乘与释迦摩尼有多少关系呢，佛教传到中国又出现了禅宗，它恐怕与释迦摩尼更不相干了。佛教在其发祥地印度早已不复存在，那么是不是，只要恢复了释迦摩尼的本意，佛教就能在印度复兴呢？文化总是要改变的，抱着古人的思想不撒手就能振兴中国，这种想法实在太幼稚了！但是这种复古的思想，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说到圣人，就一定是尧舜禹，说到思想就一定孔孟。此后的中国就再也没有圣人和思想了。后人能做的就是注解、阐释，最后还被南怀瑾先生发现原来都理解错了，所以中国才变成孱弱的民族和落后的国家。这种一再重蹈覆辙的传统思维，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不能摆脱历史宿命的根源所在。——2010.1.20
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连载二
被忽视的道家
道家为何被忽视？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是，“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春秋时期，列国纷争，其特点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变革，所以那时的思想很活跃，有法家、道家、墨家、孔家等诸子百家。战国时期尤其是七雄争霸时期，各国的变革已基本定型，所以七国之间展开的是政治和军事斗争，思想纷争退居次要地位，长于此道的杂家纵横术走上历史舞台。终于，东周时期才出现的秦国，从一个落后的蛮族地区靠军事实力征服了东方六国，从此奠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孔孟的儒家思想所以能成为太平时期的主导思想，或者说成为官方核准的正统思想，就在于它的政治伦理观念，强调恪守本分，这也是孔子在活着的时候不得志的原因，因为那是正值政治上争权夺利时期，如果听从孔子的教诲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而道家和法家则致力于权术和富国强兵之策，所以成为有用的政治斗争工具。其实，即使太平时期，道家也没有消沉，儒家只是帝王让臣子们遵守的道德规范，那些有能力问鼎帝位的人仍在借助道家思想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我不赞同南怀瑾先生上面的说法。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南怀瑾的这种说法，我们不理解，暂时先搁在这，看看后面老先生有没有细说。 到了唐代，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在中国争得一席之地，所以主宰中国文化的儒、墨、道就变成了儒、释、道。儒家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学问，佛教是平民大众的心理寄托，道家所以排在最后，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不能拿到台面上，成了偷偷摸摸的学问。  南怀瑾先生说，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这种说法我有些不理解：印度教才是印度文化的精华，而且印度教也早于佛教，伊斯兰教也只是印度的一部分民族的信仰。南怀瑾先生说，宋朝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了，“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只有到中国来。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你要说它的佛教不正宗，似乎勉强说得过去。虽然佛教在印度没落了，但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比如泰国、柬埔寨、越南等都很流行，他们的佛教可不是从中国传入的。凭什么说，只有中国的佛教才是正确的，显然这不是研究学问应有的态度。像佛教这种玄学，无法验证，所谓心诚则灵，哪来的谁对谁不对这种说法？基督教也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派，天主教中还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谁又有权说自己信奉的就是正宗的，其他派别就都不对？由此可见，南怀瑾先生的治学态度还是很偏颇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南怀瑾先生为了让我们普通人也能理解儒、释、道思想的社会功用，给我们做了个比方。    他说，佛学像百货店，你去也可不去也可，去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但是社会需要它。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三种人，一种非常相信佛教，常去寺庙拜佛听讲；一种是半信半疑，需要时就拜一拜、烧柱香；一种是根本不信，从来不烧香。听说台湾人信这类迷信的人很多，比如妈祖在台湾和南方就有很多信众。南怀瑾先生对佛学很有研究，还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这也许是他认为中国佛学正宗的理由吧。本人从来不信这类迷信，包括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到南方出差时，住在朋友家里。他们家就供奉佛龛，每天三炷香，很虔诚。前几年，我和妻子到北京郊区游玩，在一个山里有一个小寺庙，里面供奉的是哪个佛主我记不清了。当地人拿着香，在路边等候，遇到游人就上前兜售，说这个佛主很灵的，买柱香、拜一拜、再许个愿，保准管用。我走到寺庙跟前看了看，发觉寺庙虽然很旧，但佛像挺新，而且塑造的也不是很好。于是问当地人，这个佛像是新修的吧？当地人跟我解释说，没错，文革时原来的神像被毁坏了，这个是新修的。我就开玩笑地说，要是佛连自己的泥身都保护不了，他又如何来保佑我呢。这种话，让信众听了肯定不悦，但却是事实。远的不说，就说大清朝吧，哪个皇帝不信佛呢？北京修了多少寺庙，供奉了多少佛像，慈禧太后还自称是老佛爷呢。可是八国联军还不是照样把皇宫给占了，把圆明园给抢劫一空，最后放把火给烧了。大清朝也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完蛋了。佛祖保佑了吗？再比方说，要是全国人民都非常虔诚地信佛，男的都当和尚，女的都当尼姑，都坐在庙里念佛，求佛祖保佑，岂不都饿死了。那些和尚尼姑需要我们来养活，可是他们觉得是佛在护佑他们。要是大家都不信佛，他们自己也早就饿死了。但你自己不信，人家信，你也无权干涉，这叫信仰自由。     南怀瑾先生把道家比做药店。他说的道家在我看来，好像除了儒家之外，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都给归到这一堆了，因为他说，“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要是这么说起来，道家就不像南怀瑾先生说的那样，只是到了变乱时期才被想起来。可是，话又说回来，让国人骄傲的孙子兵法，好像也没能让中国人比别人更会打仗。汉朝时，开国皇帝刘邦就被蛮族包围在荒野中，最会还是通过贿赂女人给放了回来。汉武帝还算争气，把蛮族给打跑了。唐朝也还说得过去，宋朝就不行了，南宋更是窝囊。越往后越完蛋，元朝是蒙古人统治中国，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受欺负的不光是中国人，连俄罗斯人和欧洲人也受欺负，蒙古人一直打到维也纳。明朝总算又是中国人自己统治自己，可是偌大一个明朝，拿倭寇愣是没办法。虽然没有让日本人占了中国，可是满族人的铁蹄却把个万里河山给踏碎了。吴三桂开门揖盗引清兵入关，让老祖宗费劲巴力修起来的长城愣是没派上用场。自家人相斗本事大了去的李自成，一遇到清兵就抱头鼠窜。台湾岛上保留的明朝余脉，也让汉人自己给收回来送给了清朝，美其名曰统一祖国。日本人侵略中国时，那些帮助日本人的汉奸尤其是汪精卫不是也在帮着日本人统一中国吗？像这类事情恐怕也说不清楚，就看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了。扯出这么一大堆事情来，只是想说明，老祖宗（儒道）为人类文明贡献的那些东西，在过去二千年来没能让我们变强，现在也同样不能。     南怀瑾把儒家比做粮食店。“‘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以比方对比方，洋快餐可是中国年轻人的最爱。我本人不喜欢肯德基、麦当劳，但我也喜欢进去，干什么呢，上街走累了进去休息一下，顺便再方便方便，也没人管，有时不好意思就买杯饮料喝。中国的饭店就不让你什么都不吃干坐着。我也常看见，很多学生都在肯德基、麦当劳做作业，也没人管。不要说什么人性化、以人为本之类的漂亮话，你一比较就知道了。那么“五四运动”为什么偏偏要打倒粮食店呢？很明显，孔孟思想（先别管官方宣传的那些思想是不是孔孟的本意）主宰者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想改变政治，你不改变政治文化改什么？所以没有打错。但历史证明，传统政治文化也不是你想打倒就能打倒的，这不，两岸虽然没有统一，但都对恢复传统文化形成共识。孔老二又变成了孔圣人，什么祭奠孔子啦，祭奠轩辕黄帝了，等等。好像中国先前的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对老祖宗不够尊敬似的。     南怀瑾先生说，“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是不是开倒车先放到一边，就说南怀瑾先生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什么是最新的观念？读者没有忘记前面南怀瑾先生刚说过，自汉唐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对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理解错了；读者也不会忘记南怀瑾先生说，要“以经解经”，意思是原文前面的语句在后面就有清晰的解释。现在，南怀瑾先生又说，要用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孔孟思想。我们非常想问上一句，你的最新观念是否孔孟的原意？如果是，它就不新，不但不新还非常古董；如果不是，你也和汉唐以来的先人一样把四书五经讲错了。《论语》的原意谁知道？就是孔子活着，它也未必知道《论语》的原意，因为那不是孔子自己写的，是他的弟子们写的，里面的话，孔子是否说过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记得那么清楚，何况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随着经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我们年青时笃信的观念，到老时想起来都不免一笑，只能自嘲道“年轻时我们不懂爱”。孔子一生经历坎坷，四处碰壁，他的思想就一成不变？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还有一个思想成熟的过程呢。孔子的弟子没一个能比得上孔子的，他们说的话如何能保证就一定是孔子的原意呢。总归一句话，南怀瑾先生不是要告诉我们孔孟思想的原意，而是要告诉我们他理解的新意，他要旧瓶装新酒。
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连载三
冤枉的一打
南怀瑾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冤枉了孔孟。怎么说呢，因为归到儒家体系中的思想，不止是孔子、孟子的说教，还有曾子、荀子等人的言论，后来又有了后人的错误解释。所以南怀瑾先生说，“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 “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孔孟思想是后人的假货，该打倒；而孔孟思想的本意与后人的解释不相干，所以说孔孟被冤枉了。汉以后所宣扬的孔孟思想与孔孟的本意有出入，这是肯定的。可是不要忘了，孔孟所以被尊为圣人，不是因为他们本来说了什么，而是后人认为他们说了什么，否则那些皇帝干吗要不断地给他升官呢。要是孔子回来跟唐宋以后的皇帝澄清事实争相，恐怕他们早就把他一撸到底了，还当什么圣人。从这一点来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没错，也没冤枉，因为他们要打倒的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孔圣人，至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孔老二是否冤枉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南怀瑾认为冤枉了孔子，所以他要重新讲解《论语》，那就让我们往下看，看看南怀瑾先生的新意是什么，有了他的新意，我们中国人是否就能够用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好像是我在哪本小说里读到的，记不得了）——2010.1.21  再论《论语》
关于《论语》，南怀瑾先生首先告诉我们的是，现在读者手里的版本是宋朝朱熹注解的版本。朱熹和孔子生活的年代相差1700年，时过境迁，朱熹在注解《论语》时，揉进自己的思想也是十分正常的。明朝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从此以后，孔孟思想就被限制在朱熹筑起的藩篱之中。从这里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何要给《论语》加注解？因为按照南怀瑾的说法，在白话文以前，人们阅读古文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还说“我们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在这里我们发现，根本就不是南怀瑾先生说的那么回事，即使是宋朝人要读懂春秋时期的文章也必须借助专家的注解。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字含义的变化，还有习俗制度等等方面的改变，导致后世的普通人不能理解前人词句的真正含义。第二，明朝为何要指定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答案？由南怀瑾先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朱熹前后肯定有一些学者对《论语》进行了注解，或许由于朱熹的名气较大，而他加注的《论语》流传范围较广。明朝把四书作为考选功名的科目，当然要有一个标准（或称正确）的答案，这在今天也是如此。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种作法进一步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很实际，那就是考取功名当官，至于学习的内容本身并不重要，能够敲开仕途的大门就行了。以前虽然把人们的思想限定在孔孟的儒家体系中，但是在孔孟思想的框架内，也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自由发挥。现在好了，明朝皇帝把这仅有的一点自由空间也给堵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能作的就剩下死记硬背这一件事了。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胡同的过程，这就难怪“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了。 不管朱熹的名气有多大，南怀瑾先生认为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有问题，不全对。到底哪不对呢？首先一条，南怀瑾先生认为整个《论语》的二十篇是一整篇文章，宋儒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就是不对。南怀瑾先生说，这是他直到今天的看法，也许明天想法变了也说不定。我还搞不清楚，《论语》在未被宋儒圈断前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不好评论。但我就不相信，《论语》变成教条和宋儒圈断有直接关系。它所以变成教条，是因为明朝皇帝规定了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不允许人们对《论语》有自己的看法，即使个别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不会被重视，因为那妨碍人们的仕途。学而有何乐
从本节开始，南怀瑾先生开始给我们讲他以最新观念理解的《论语》。
《论语》第一卷的第一段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南怀瑾先生先告诉我们一般人对这三句话的理解，也就是古人的注解，也就是朱熹的注解。先做文字解释，学的今意是学问；说是古人的借用字，相当于的今天的悦，就是高兴；愠的今意是心中的怨恨。然后把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学问要随时练习，是很高兴的事；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来看你，是很高兴的事；因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才是君子。 南怀瑾先生说，这就是古人告诉我们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但这样理解是错的。为什么错了呢？就第一句话来说，南怀瑾用他自己的感受说： 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今天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学习，家长都把你送到学校去学习。因此就让很多孩子把学习当成苦差事，尤其是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学科。可是你别忘了，还有一些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他们中有人就非常羡慕能够上学的小朋友，把学习当成乐事。所以我们大陆才有捐资助学、帮助失学儿童的善举。此其一。其二，那些在学校学习的孩子也不都是个个都把学习视为苦，也有一些孩子非常好学，乐此不疲。南怀瑾先生如此评论未免以偏概全。 来了朋友，也未必就是值得高兴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南怀瑾先生说，靠薪水过日子的人，日子过得都很紧，要是正赶上家里没钱的时候，朋友来家里吃饭，你就惨了，还能高兴得起来吗？想想，南怀瑾先生说得也是实情。不过，孔子说的是远方来的朋友，并非你身边的朋友。远方的朋友自然不会常来，都多少年没见面了，他突然来看你，我想即使当裤子，你也会很高兴的。 别人不了解你，也不怨恨，南怀瑾先生说，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里说的别人，是指那些应当了解你的人，也就是你的同事和上司，你的家人和好朋友。否则别人为什么要了解你？被人误解却不怨恨，的确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孔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要是谁都能做到，岂不人人都是君子了。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相对，君子是品德高尚的人，小人是品德有缺陷的人。 南怀瑾先生对《论语》第一段话的上述批评，是针对古人的注解。南怀瑾先生说，等你真正理解了这三句话，你就发现孔子说的一点没错，你就得承认孔子的确是圣人。 南怀瑾先生是怎样理解的呢？就学而时习之这句话而论，重点是时和习。详细的解释在下一节。南怀瑾先生首先解释的是学，他认为学的意思是学问。什么是学问？文章写得好，那叫文笔好，不能说你有学问；知识渊博，说明你知道的多，也不能说你有学问。南怀瑾先生说，一般人认为读书就是学问的观点是不对的。哪怕你一个字都不认识，只要做人好，做事对，你就有学问。他说，这不是他自己别出心裁，而是《论语》的本意。“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做人做事，如何完成做一个人。”把学定义为学问，是不是对，是不是孔子本意，先存疑，放一放再说。
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连载四
真人和假人
前面说过，南怀瑾先生主张“以经解经”，就是用孔子后面的话去理解前面的话。南怀瑾先生用孔子后面说的观过而知仁这句话来理解学而时习之。怎么理解的呢？他说，学问既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而是人生的经验，是做人做事。比如，你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我自己就反省，我不要也犯这样的错误，这就是学问；再比如，你看到朋友要做一件你认为不对的事，就劝他不要做，他不听，事后证明你说得对，坚定了你的看法，于是你就会心地一笑，这就是“说”。你所以悦，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你又有了新的体会。这样做学问，就是“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结果是，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只有九个字的一句话就无法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必须做一篇文章才能说清楚。 我们真的要这样理解吗？我们看到，南怀瑾先生虽然强调孔子“学而时习之”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时”和“习”，而他所以能够这样演绎的关键在于“学”，把“学”定义为学问，把学问定义为人生的经验总结。简单点说，就是要做一个有心人，时时观察和反省，这样每有心得你就可以“悦”一次。从语法上分析，“学而时习之”是通过而连接的两个并列句，学和习都是动词，而南怀瑾先生所说的学问则是名词，因此把学解释为学问是说不通的。学就是学习，习就是温习，《论语》和古人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这样解释而字的：“连词‘而’字的作用是连接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的词组，表示两种性质或两种行为的联系。”“在古代汉语里，‘而’字一般不连接名词或名词性的词组，连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的，是连词‘与’字和‘及’字。”（《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第444页）所以，孔子的话就应当是：学习并时常温习，不也很好吗？我们不应当因为有些人不赞同这个观点，就另作他解，以迎合一些人的口味。在孔子那个时代，能上得起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光是学费交得起交不起的问题，还有老师收不收的问题，也就是家长的身份和学生的资质问题。孔子有三千弟子，是他有教无类的结果，也就是他不挑学生，也不要求太多的学费。不能因为今天的学生反感学习就忽视孔子那个时代求师不易。因此我认为，南怀瑾先生的上述说法太不靠谱。 寂寞的享受
孔子一生很是寂寞，这是南怀瑾先生也知道的。是孔子自己愿意寂寞吗？从孔子的经历看，显然不是。孔子很有抱负，也自认很有才干。19岁时就在鲁国贵族季孙氏手下做文书、委吏和乘田等小吏，管理仓储和畜牧，史记上说孔子干得还不错（何时不干了，因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其后到处求师，还求教过老子，并因此给孔子带来声望，来拜师的学生更多了。35岁时，鲁昭公被自家的三个掌权的贵族叔孙、季孙、孟孙打败，鲁昭公逃到齐国，孔子也跟到了齐国。直到51岁时，孔子终于在鲁定公时当上了中都宰，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改做司寇。54岁时，帮助鲁定公削弱那三个大夫的实力，但其中的孟氏据城自守，鲁定公的军队又没攻克，结果不了了之。56岁，摄行相事，参与国政，还以言论罪杀了少正卯。但不久，孔子就不得不弃官率弟子到卫国去了（可能是因为与国君和其他权贵政治不和）。其后，周游列国，受了不少罪，但都没有谋到官职，在卫国时，为了当官还走过卫灵公夫人的路子。但孔子也不是一个官迷，他当官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是因为他的那一套在当时吃不开，所以才四处碰壁。但是孔子当不上官，就埋头教书做学问，并未因仕途受阻而消沉，这是他豁达的一面。因此，孔子不是像南怀瑾先生说的，是“为学问而学问”，更不是自愿享受寂寞。南怀瑾先生说：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是由于孔子认为“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这种说法不准确。此外，南怀瑾先生说，“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纯正，亦即过去所谓之‘德性’。”这种说法更有问题。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社会的问题，比如工人阶级贫困化，后来都克服了，靠的是思想纯正吗？欧洲国家现在也有诸多社会问题，又要用什么样的“德性”来解决呢？ 接下来南怀瑾先生给我们讲第二句话的真正含义。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朋和远。这个朋，与今天朋友的含义不太相同，它指的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用南怀瑾先生的话说是“知己”。但也不是一般的知己，而是正派人的知己，如果是小人的知己，古代后来另有一个概念叫做“朋党”。所谓远，南怀瑾先生说，也不单单是距离上的远，还包括时间上的远。不过南怀瑾先生举司马迁为例，说他是孔子的知己，在时间上就太远了，孔子如何能高兴呢？所以时间上的远，也应以人活着为限度。这样看来，普通人似乎就不适用这句话了。如果你不做学问，就不会有知己？如果你不在媒体上发表见解，远方又怎能有人欣赏你？
谁来了解你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南怀瑾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我也没看出有何新意。南怀瑾先生始终拿“学问”说事，似乎只有做学问的人，才须如此。然而做学问的比竟是少数，那些不做学问的多数人怎么办呢？有没有人不知的问题？如果有，该不该愠？也正像南怀瑾先生说的，这只是个心态问题，与你是否做学问无关。人家不了解你，你不必心怀怨恨。为什么？因为怨恨也无济于事。问问自己他需要了解我吗？他能了解我吗？我怎样才能让他了解我呢？ 总结起来，南怀瑾先生说，孔子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先能自得其乐，然后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南怀瑾先生又说，这三句话的重点是“不亦乐乎”。上面这些就是南怀瑾先生所谓以最新观念的理解，说实在的，我不敢苟同。《论语》上的话，的确有的很难懂，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三句话就是如此。其原因不仅是时间太久远，或者白话文与古文有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突如其来，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开篇就上来这么一段话，也不知道孔子是对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或者别人或弟子问他什么问题了，他才要这样说的。    正像南怀瑾先生在前面“再论《论语》”那节中说的那样，“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现在有一门新兴的课程—语意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声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在录音机中播出，和面对面加上表情动作的说出，即使同一个听的人，也会有两种不同体会与感觉。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举个例子来说，“我吃完饭了”这句话恐怕没人会读不懂。那么你能说出它是什么意思吗？像这种没头没尾的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依具体场合而定。比如，你到人家做客，不巧正赶上人家在吃饭，主人连忙招呼道：快坐下，一起吃！于是你说：我吃完饭了。主人一听就都明白了，你不和他们一起吃饭。如果是很熟悉的人，主人会和你边吃边唠；如果关系没那么近，主人就会撂下筷子，和你谈话。如果换个场合，意思就不同了。比如你在外面溜达，恰巧捧上一个同事，因为你最近刚涨工资，所以他非要你请客，于是你就说，我吃完饭了。这个同事一听也就明白了，你现在不想请客。如果你说话时态度很好，他会让你改日再请；如果他看出你压根就不想请客，就会知难而退。再比如，极端点的，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在那里自言自语：我吃完饭了，我吃完饭了。那么这句话就什么意思都没有。这就是孤零零的一句话，让人难以琢磨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孔子周游列国、谋官不得后回到鲁国，在一次与弟子们谈论将来的打算时，几个弟子谈了自己想去别国谋职的打算后，子贡问道：师欲何？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注意，我把乎字后面的标点问号改成了惊叹号。因为当时的文章都没有标点，我们看到的标点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设定了这个场景后，孔子的话就很明白了。原来他是在说自己今后的日子怎么打发，而不是教导别人。孔子颠沛流离十四年，68岁时回到鲁国，此后就专注于研究古籍和教学，再没有动过当官的念头。5年后，七十三岁（虚岁）的孔子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弟子们。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说的是老人到了这两个年纪是个坎，不知道能不能过去。七十三是孔子的寿命，八十四是孟子的寿命。因此，孔子在回到鲁国后，用这三句话告诉弟子们自己今后的乐趣，是再贴切也不过了。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能和你们年轻人比呢？学习学习，再时常把学过的知识温习一下，不是很好吗！要是再有个远方的知己来看我，我也很高兴啊！人家不用我，我不怨恨他们，这就是君子所为呀！（所以要时常温习的原因，就是古时的书籍很少，没那么多新书可看，所以就得时常翻翻以前看过的书。）  我想，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孔子的这三句话当成是对弟子的要求，进而转变成对后人的要求，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孔子是在说他自己，而且必定是在晚年时说的，必定是在颠沛流离十四年后才这么说的。何以见得？孔子一生的经历就是证明。——2010.2.22 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谬误：连载五
爱与罪
《论语》的第二段话是有子说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南怀瑾先生说，“‘孝弟’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状’之一。”难道要打倒孔家店的人都不孝悌吗？当然不是，他们反对的是“你该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种无条件孝道的观点。南怀瑾先生说，这种观点不是孔孟的观点，孔孟所讲的孝道是：“父亲对儿子付出了慈爱，儿子回过头来爱父亲就是孝。‘兄友弟恭’，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爱哥哥。”也就是说，孝悌对父子、兄弟的行为都提出了要求，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相互的。南怀瑾先生说，这才是孔孟的孝悌思想。但是南怀瑾先生此时并没有举出孔子的话来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在《论语》本卷的后面，孔子又说了这样一句话：“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后面还要谈到）那就是说，孔子并不认为仅仅是“父慈子孝”这么简单，老爸过世三年内都不能违背他的意志才算孝。这里就没有一点相互的意思，起码也是对儿子的要求更多一些。老爸都过世了，也就不存在慈与不慈的问题了，做儿子的还必须遵守老爸的“道”。所以说，南怀瑾先生恐怕还是把自己的思想塞到了《论语》中。 为什么在帝制被推翻以后，人们要打倒孔家店呢？因为人们认为孔孟思想是皇帝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独尊儒术，就是利用了孔孟的尊君思想。在政治制度上，我们推翻了皇帝专制制度，那么就必然要在思想文化上打倒帝制的思想工具——孔孟学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诸子百家的学说，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但那是学术观点，不属于政治思想范畴，所以不在打倒之列。就如同在今天，孔孟思想已经回归到学术思想的位置，无论你是尊孔还是批孔，都是学术观点，与政治无关。但是，孔孟思想曾经有过的政治地位，片面宣扬孔孟思想就难免带有政治色彩，有借尸还魂之嫌。如果我们把孔孟思想作为学术思想来讨论，就应当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背景下讨论孔孟思想。这样就有二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孔孟为何要提出这种主张，第二，这种主张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有何影响。那种脱离时代背景、一味强调孔孟思想的现实作用的作法，显然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 南怀瑾先生说，“仁孝是孔子学问的基本”，这没错。南怀瑾先生说，“孝悌，是人的根本”，这也没错。那么孔子是一个伦理学家们？他为什么那么关心伦理？后世把孔子奉为教育家，并没有说他是伦理学家。其实，孔子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孔子35岁时跑到齐国，追随被臣子撵跑的国君鲁昭公，当时他还没当鲁国的官呢。如果他只是一个教育家，他应该老老实实在家教书，跑到齐国去陪一个逃亡的国君干什么？51岁时，孔子踏入仕途。56岁，摄行相事，参与国政。按说官做得也不小了。可是在鲁国干不下去后，他没有回家教书，而是带着弟子四处谋官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直到68岁才不得不放弃从政的念头，打道回府。在我们今天，干到60岁就退休了，活到七、八十岁稀松平常。但在那个时代，人的寿命可没那么长。一个60多岁、曾经当过高官的老人，领着一帮弟子四处游说，向那些比他年纪小许多的年轻权贵低头哈腰，你想想那是什么劲头。这足以证明，孔子是一个极具抱负且坚忍不拔的政治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关心起伦理来，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他的“孝”、“仁”究竟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四处碰壁，死后却备受推崇、官运亨通？ 孝道是这样一个东西
南怀瑾先生说，“人之所以与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这种说法不对。很多群体生存的动物都有文化，它们的行为都要遵守群体内等级规则，狼群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就目前科学知识来说，我们人类区别动物的本质，是发明了文字。以前曾认为是语言，后来发现动物也有自己的交流方法；再以前曾认为是工具，后来发现动物也能够使用工具。只有文字，才是我们人类独自享有的。 爱护幼仔，是动物的本能：有的动物只是母亲单方照顾幼仔，有的是双亲照顾幼仔，还有父亲照顾幼仔的，比如海马，更有集体照顾幼仔的。当然也有很多动物的幼仔不用照顾，完全靠自己生存。所以从照顾幼仔的角度讲，人的行为与动物相差不多。反过来，幼仔长大后照顾衰老父母的行为，就十分罕见。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比如大象，象群集体生活，相互照顾，母象是象群的首领，它们是母系社会，而且象是一种对死亡有意识的动物。人类的近亲猩猩有很多行为都与人相似，但是好像还没有照顾母亲的行为。总而言之，动物和植物都有各自繁衍生存的方法，只要能保证种群的繁衍，你无法评判那种办法更好。低等动物的幼仔根本就不用父母照顾，它们也能生存，你能说不好？有些动物在幼仔长大后，母亲就会把它们赶出去，你能说不好？而那些幼仔需要照顾很多年的才能独自生存的动物，你能说更好？适者生存，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  秃头的十字架
说起人文文化，南怀瑾先生十分骄傲地说，“谈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学生，谈到人文文化，他们做我们的学生还不够。美国立国才两百年，我们有五千多年历史”。我不知道南怀瑾先生的这个帐是怎么算的。说美国立国两百年，那是从美国独立开始算起。在美国的土地上，很早就有土著民族生活着，他们只是没有统一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已，你可以不算他们是一个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对美国是有影响的。在美国独立时，欧洲移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近三个世纪，虽然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这些移居到北美的欧洲民族是带着他们祖先的文化来到北美的。而他们本土的文化如果从有文字开始计算，也已经有八九百年了（到开始移民时）。所以从文字开始，美国文化就不止两百年，至少也要有一千多年。如果从立国算起，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没有那么长，这要看你怎么算，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元朝时蒙古人侵入中国所建立的国家算不算中国？清朝时，满族入侵中国所建立的国家算不算中国？如果算，抵抗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他们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如果不算，我们建国才不过百年而已。如果沿用历史习惯，能叫做中国的朝代该从哪算起呢？汉朝？周朝？商朝？喜欢把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延长是很多人嗜好，好像历史越长越值得骄傲似的。 按照古人的习惯，我也编一个寓言。一个家族相传的百年老店包子铺老板，一个十年前赤手空拳来到此地发展起来的餐馆老板，两人因儿女婚事聚到一起。包子铺还是十年前的模样，甚至可以说还是百年前的模样，规模没变，包子也没变，还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味。餐馆则是日新月异，规模不断扩大，饭菜品种推陈出新。老顾客怀旧，依然光顾包子铺，眼见老的一个跟一个走了，包子铺老板不免有些着急。年轻人虽然受父辈的影响有时也会来包子铺尝个鲜，但他们见异思迁，更喜欢餐馆的饭菜，亲朋相聚，大小聚会都去餐馆，让餐馆老板应接不暇。这次因儿女婚事，做家长的总要会会面。包子铺老板比不上餐馆老板财大气粗，就炫耀自己的家族历史，说：“你知道吗，我家这个包子铺已经一百年出头了。我太爷的父亲是举人，我太爷当年进京考试，要不是因为生病说不定也能中举呢。”餐馆老板笑着问：“那你家的包子铺是怎么开起来的呢？”“咳，这不是我太爷生病，没了盘缠嘛。亏了京城一个包子铺老板照顾才捡回一条命，时间长了就跟他家的小姐好上了。包子铺老板看我太爷也是官宦人家，也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我太爷。我太爷的父母早亡，家道中落，无力继续考取功名。与包子铺老板女儿结婚后，学得做包子的手艺就回来开了这个店铺。”餐馆老板打趣说：“如此说来，还是一段佳话呢！”包子铺老板说：“就是呢！虽然我家太爷半路出家，可是做包子的手艺一点不差。后来，他岳父大人来过一回，吃完后直夸我太爷，说和他的包子味道一样。”餐馆老板又问：“那你的手艺呢？”“没得说！就是我爷爷活过来，他吃了也会说，和他的包子味道一样。”餐馆老板揶揄道：“可我看见你家的顾客怎么越来越少呢？”一听这话，包子铺老板来气了：“你还说呢！要不是你在我家旁边开了餐馆，我的包子铺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些爱吃我家包子的老人儿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年轻人都爱吃你家的饭菜，你说我的顾客能多吗？”餐馆老板调侃道：“前几天，我儿子还告诉我，从海外来了一大家子人到你家吃包子。”包子铺老板又来劲了：“说的是呢！那家老爷子早年出国，现在带着儿孙回来寻根。老爷子出国前吃过我爷爷的包子，这次吃完后，还特意跟我说，这包子和他以前吃的味道一样。要不我敢说我爷爷活过来的话吗！”包子铺老板忽然又气愤起来：“你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放着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么好吃包子不吃，偏偏去吃你家的饭菜。还一天一个花样，没个准谱！”餐馆老板见气氛不对，赶忙转换话题：“光顾唠嗑了，还没谈正事呢。你看这个婚事怎么办好呢？”“那有什么好说的，按我家老祖宗的规矩办！”“老祖宗是个什么规矩呢？”餐馆老板不解地问。包子铺老板马上说道：“让你儿子结婚后，跟我开包子铺。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家的百年老店到我这代就传不下去了。”餐馆老板本来就不看好他的女儿，是儿子自作主张，非要娶她不可。他儿子学的是酒店管理，连他的餐馆都不想接，更别说包子铺了。于是就推脱到：“还是听听孩子们的意见吧。”两人不欢而散。 我讲这个寓言是想说，不管你的历史有多久，时代的潮流总是无法抗拒的。百年老店比不过一个十年新店，正说明你的观念落伍了，束缚了你的手脚。世界是年轻人的，他们独立后的所作所为，只有好与不好，成功与失败。孔子为何要把父死三年不改父道作为孝的标准之一呢？它与“孝”有何干？ 南怀瑾先生虽然说，孝在西方叫做爱，但他认为西方的爱与中国的孝究竟还是有差异的。西方的爱是爱子女，“只知道爱下一代，下一代长大了，结婚了，就是夫妇。对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而中国的孝则是子女对父母的爱，这是不同的，其实还是说西方没有孝。 中国文化不光有孝，还有悌，就是兄弟姐妹的友爱。进而还有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南怀瑾先生说，悌就包含朋友关系。 哈佛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访台时，问南怀瑾先生，《大学》中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何没有社会思想。南怀瑾先生回答说，齐家就是社会思想。因为齐家的家，不是指西方社会的一对夫妇和子女组成的家，而是中国特有的大家庭的家，聚族而居，五世同堂，有宗族，有祠堂。这个家就是社会。 我们现代社会的家早已不是古代的家了，和西方人一样，也是最简单的父母与子女组成的家庭。早些年，还有三代、四代同堂的家。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年轻人与老人生活习惯不同，都愿意自己单过。所以在城市里，三代同堂也很少见了，农村还有，但也逐渐减少。由此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趋同的倾向，当年还在笑话人家呢，转眼我们也变成了小家模式。 那么中国古代或者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家的概念究竟是怎样的呢？就《大学》里的那句名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不光有家，还有国，还有天下。这些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前三个意、心、身，都是对个人而言，后三个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回头考察一下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划分标志是都城的迁移。西周的都城是镐京，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公元前771年镐京被申侯勾结犬戎攻破，周幽王被杀。继位的周平王只好放弃镐京，到今河南省洛阳市建立新都，名洛邑。西周前半期又叫春秋时期，得名于《春秋》一书；后半期又叫战国时期，起自三家分晋即前403年（各家说法不一，最早认为起自前477年）。周朝的君主称王，也叫天子，周武王是开国君主，他自己有一块领地。他把其余的土地大部分分给了自己的亲属，少部分分给了有功的其他人。这些从周王那里获得土地的人叫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不仅代表了封地的大小，还与地位、礼仪等有关。这些诸侯再把周王授予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手下，他们叫大夫；而大夫也有自己的亲属和手下，也要把自己的领地分封给他们，他们叫士。士是周朝政治等级的最底层。封地世代相传，儿子继承父亲的封地、政治地位和权力。所谓封建制度就是这个意思。商朝也是封建制度，但还是有区别的。商朝各级领主的土地是他们自己打拼来的，不是商朝君主分封给他们的，这些领主只是在政治上承认商王是他们的共主。而周朝则是家天下，绝大部分诸侯都是周天子的亲属，他们占有了当时周朝领土的绝大部分。封建制度也不是中国独有，欧洲的封建制度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大约是在公元五世纪时。中国封建制度的建立至少比西欧早1500年。 与土地层层分封相联系的是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领主与封臣之间有相应的权力、义务制约，主要是政治权力、经济关系和礼仪制度。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政治上是臣属关系，经济上则仅有象征性的纳贡，礼仪制度比较严格，有许多严格的规定，比如祭祀祖先所能使用的祭器，供奉祭品的多寡，周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礼仪的规定，涉及方方面面。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清朝，即使今天也有少数遗留。比如，中国人的建筑很重视“门”，有正门、前门、侧门和后门。富丽堂皇的正门，很少开启，必须在有身份的人来到时才打开；前门和侧门则是供主人和一般客人进出的门，下人则通常走后门。中国今天的政府大楼也还是如此，正门总是关着的，正常进出都走侧门，只有要人来到时正门才打开。可见传统思想不是那么容易被铲除的。诸侯与大夫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比较紧密，也是周朝政治经济关系的核心。因为诸侯国是真正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法律、军事、政府一应俱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大夫的领地相当于诸侯的属国，要为自己的君主提供军队和贡税，要服从君主的法律。大夫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司法权、管理权和收税权；起初大夫不能拥有军队，他们有私人武装，后来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也有了军队。大夫与士之间，经济关系要大于政治关系，士在自己的领地内没有司法权，他们要向大夫缴税，因为士大多是大夫的亲属，他们是同宗同族。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都有相应的礼仪规定。普通老百姓或者生活在士的领地上，或者生活在大夫的领地上，或者生活在诸侯的领地上，或者生活在周天子的领地上。 因为诸侯国是政治实体，诸侯国的政府官员就由大夫（或士）来出任，也就是说，诸侯国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大夫手中，这些大夫有的是国君的同宗，有的是国君的臣子。国君通常自己不管国内的具体事务，由担任相应职务的大夫来管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就是这个意思，让国君不要过多干涉）同样，大夫的领地也需要一个管理机构，士就是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也会出现权力被士掌握的情况，但大夫与士有宗亲关系的较多，所以把大夫的领地叫做家，意思是大夫宗族居住生活的地方。而诸侯的领地就叫国，所以才有诸侯国，列国的称呼，周朝天子是诸侯国的共主，叫做天下，把周王称作天子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权力来自上天的含义。周朝时，能够参与政治的人，最低级的就是士，黎民百姓没有参政的资格。
明白了春秋时期，家、国、天下的含义，就能解释《大学》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的意思了。所谓齐家，就是管理好大夫的领地，这个领地上生活的人，可不只是大夫的同宗“士”，还有养活他们的黎民百姓呢。所以，上面南怀瑾说的家，是周朝以后的家，那确实是一个大家族，但不是政治单位，只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周朝的家是政治单位，大夫在自己的“家”里有司法权，生活在他的领地上的黎民百姓都归他管，他有权处理他们，违法法律的人，他可以依法治他的罪，直至杀头。而周朝以后的家，就是家族，因为古时的习惯是不分家，几代人都住在一个大宅院里，共同经营祖宗的产业，小家（夫妇和子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嫡长子、嫡长孙有掌管家业的优先权利，其他人处于附属地位。既然春秋时期大夫的“家”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要管理，所以才提出“齐家”，也就是管好这个“家”并不容易。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当好地方的父母官。大夫把自己的“家”管好了，才能进一步在国君的政府里任职，帮助国君治国，把国治好后，就可以协助国君去治理周朝的天下。因为周朝的政府官员是由国君和周王自己领地里的大夫来出任的，政府的首脑要由诸侯来当。春秋时期，周天子自己的地盘已经很小了，没有能力管理诸侯国之间的纠纷，所以强大的诸侯就出面协助周天子摆平这些纷争。这就是诸侯国争霸的原因，这个“霸”就是代替周天子行使权力，所以才有春秋五霸一说。 因此我们说，《大学》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是对大夫和士说的。起先“士”没有资格去治国，“家”里他也做不了主。只有大夫才有能力（地盘，经济实力）、有资格（可以出任国君的官职）做到这些。后来，有些大夫没落了，沦落到士的地位，礼制也不那么死板了，士也能出任国君的官职，协助国君治国。而且，一些开明的国君也愿意用“士”，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地盘和私利，一心一意辅佐国君，所以才有士大夫的统称。“士”为国君服务的酬劳是薪水，他们获得官职的资本是自己的能力和学识。所以读书做官就是士奋斗的目标。 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士”开始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或者为大夫服务，或者为国君服务。后来战国时期，养“士”成为一种风气和时尚，因为他们要么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要么就是怀有一技之长。战国四公子赵国平原君昭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就是典型代表。其实相对于西周来说，士能逐渐走上政治舞台，本身就代表着原有政治制度的衰落。秦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有诸侯和大夫这两个政治等级，只剩下皇帝和士。汉初刘邦还分封了几个异性王，但他死前就都给搞掉了。刘家王朝的同姓王，其权力开始时，只相当于东周的大夫，到后来就只能享受封地上交的赋税，其他什么权力都没有了。东周王室的没落，诸侯和大夫的崛起，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对周朝礼制的破坏，不尊天子，僭越礼制；其次是诸侯国内大夫专权，不尊国君，彼此争斗；再次是大夫家内也不和，争权多力。比如前面提到的，鲁国君昭公就被国内掌权的三家大夫联合起来给赶跑了。而孔子祖上是宋国的大夫，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才迁到鲁国定居的，孔子的政治地位降为“士”。正是看到这种对周朝体制的破坏，为了恢复周礼，孔子才提出了孝道，它主要是针对大夫的“家”，所以有子说，孝弟之人很少会犯上作乱，要是寻常百姓家哪来的犯上作乱一说；所以孔子说，父亲死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意思说儿子在父亲死后三年内还要遵守父亲的制度，要是寻常百姓家哪来的什么“道”。对诸侯国，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这是针对大夫和诸侯两个等级说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要求诸侯和大夫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诸侯对天子、大夫对诸侯应有的礼仪制度，并把它定为“仁”的根本。比如，孔子当官时，就说服国君鲁定公对三家大夫的城墙降低高度，因为礼制对大夫家居住的城在规模高度上都有规定，这三家大夫的城墙超过了礼制允许的高度。其后孔子周游列国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恢复周礼的政治主张不受欢迎，最坚决的反对派就是大夫，因为恢复周礼他们一点好处都得不到，还要吐出已经得到的好处。恢复周礼，对国君而言是有失有得，但是大夫在列国掌握实权，孔子想帮助国君压制大夫，当然会遭到大夫的反对。 了解了孔子学说的背景和厉害关系，我们就知道，孔子的仁孝思想不是抽象的，不是家庭伦理，而是政治主张。他当时的目的就是恢复周礼，反对时代变革，所以他是保守派。后世推崇他，不是因为看重他恢复周礼的政治目的，而是看重他保守的性质，所以就会把孔子思想剥离时代背景，抽象为可以广泛推广的政治伦理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世宣扬的孔孟思想的确是违背了孔孟的本意，但却符合孔孟学说的性质——保守，维护现有制度。中国传统思维的复古意识也是来自孔子的思想，凡事都是古代的好，好像一代不如一代似的。当时积极变革的政治学派是法家，他们主张时代变了，制度也要变，不必一味遵守祖宗的规矩，所以广受欢迎。“五四运动”批评孔家店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但是我国当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期的文章，我读过一些，那些文章比我说得透彻，可惜我手头没有这些文章，否则拿出几篇来让大家欣赏一下，肯定能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