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革命如何吃掉自己的孩子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革命如何吃掉自己的孩子 / 云之
2010-07-21 22:59 | 阅读(64) | 标签:兰州大学,反右,谭蝉雪,向承鉴,人性,保障权利,看管权力 | 字号：大 中 小
阅读网友赠阅的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录《求索》一书，再次令我陷入沉思：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统一或灾难。冥冥之中，好像具有某种天意，他授命来到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揭开人性的疮疤，从而试图摧毁这个古老帝国向来具有的“青天”情节和乌托邦理念。
但是，他真的做到了吗？我不敢断言，但他显然击碎了古老帝国良莠不齐的许多传统价值，而且是以十分惨烈的方式，虽然其中有些正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存在并愈演愈烈。
 
首先，我要说，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十分优秀的社会成员，他们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有头脑，更为可贵的，他们有信念和勇气。为了人的尊严，也为了天下苍生，舍得一身剐，也要发出愤怒的呐喊，这就是他们短命的《星火》——一本地下刊物。为此，43人被捕，25人被判刑，3人先后被枪决，其中包括中华圣女林昭，出生农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农村干部杜映华和曾参加抗美援朝、在反右中被错划右派的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劫后余生的同案当事人谭蝉雪和向承鉴为我们记录了宝贵的史实。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良知和真正的英雄。
 
然而，我在此却不是褒奖并歌颂他们的壮举或同情他们的苦难。
两位当事人所揭示的真实的历史，让我再次被人性的丑恶所震撼。记得第一次被震撼是读初中时，那时已经恢复高考，学校开始严抓学习。突然有一天早晨，老师宣布今天不上课，通过各班级教室的扩音播放器听报告，准确地说，是一场文革的控诉会。一开始因为不用上课同学们感到高兴，轻松地说笑玩闹，但随着一个个控诉者的讲述，教室里安静下来，有同学开始爬在书桌上哭泣。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讲述者说到，文革批斗中曾经将受害人放到大钢板上，然后在四周用重锤猛击钢板，直到将受害人的五脏六腑击碎。《求索》中向承鉴讲述的反右时在学校中被同学轮番精神折磨的遭遇，直到今天还似曾相识。
在被一起长大的同学狠批胡斗时，向承鉴也清楚记得，当他劝已有家室却宁肯同落难也不肯落井下石的同学冯淑筠“检举”自己时，冯君掷地有声的答复“...我已是孩子的父亲，我懂得怎样做人。我了解你的身世、为人，直到事情的全过程。要我向你的心脏再楔进一把刀子，这种出卖良心的事，我宁肯死，不会干！”冯君最后果然被牵连而划为右派。
人性的丑恶和良善，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有时分别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有时也表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中共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仿佛打开人性潘多拉的盒子，受到纵容胁迫放出的，多半是人性中的恶。
 
炎黄子孙自古以来似乎都不曾放弃对人性的改造、对圣君的企盼。我有点迷信地猜想，毛是负有使命的人，他降生这片土地并翻云覆雨，就是为了向一个执迷不悟的族群揭开一个真相：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人性的恶，可以去到何等地步。
而这在西方显然是不必要的，也不太可能有人可以如毛泽东这般进行一场宏大而恐怖的实验。在西方，自苏格拉底以降或者更早，对于人性从来不曾停止的探究和追问，使得他们对于人性有着比较客观的认知。大概正因如此，他们找到了唯一的神，或者说将毫无瑕疵的神明请上了天空。
神人，是人类中最具破坏力的，历史已经证明，希特拉、斯大林、毛泽东，莫不如此。在我看来，人，就是有缺陷的同时具有神性和魔性的特殊动物。神性的体现是人自身具有的道德和道德追求，而魔性就是扮神的企图。
 
经过四九后前三十年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和后三十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我们对于人性的看法，真的发生实质的改变了吗？个人认为没有，这也是我们至今不能将公权力看管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摘取向承鉴文中的两段，试着谈谈这个问题。
向承鉴在反右中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他在农村经历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时有过这样的反思：
“51年土改是非常时期，新政权刚建立，法律来不及设置、实施，靠群众运动横扫恶势力、旧势力当是情有可原。解放八、九年了，仍用老法子来达到震慑‘敌人’、巩固政权之目的，不依法治国，行吗？不知要造成多少无头冤案！共产党如今牢牢地掌握国家政权，再用群众运动对付敌人就无必要、毫无道理了。‘阶级敌人’毕竟极少数，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犯何种罪，只要证据确凿，依法整治即可。何以将法律武器弃之不用，非要以群众运动代之不可？”
向承鉴1960年曾经与杜映华有过长谈，杜映华当时也曾经谈过类似看法：
“古来兵不厌诈，对待敌人，为了战而胜之，是可以搞一切‘阴谋诡计’的。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夺得政权成唯一的执政党，一切当依宪法办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皆属人民范畴，是人民的一部分。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施以阴谋诡计，设置陷阱，这个前提就是错的。再说，也无此必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一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还需要用阴谋诡计吗？这样做失去了道义和信用，冤枉了好人，把自己人硬推到敌人的营垒中去，是很大的失误。现在看来，后果比事情本身还要严重可怕。如今到处坑蒙拐骗，谎言满天飞，无人敢说真话，就是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的必然后果。”
 
这两段文字，认识如此相近，不知诸位看到了什么？除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意识，我再次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节。他们假定，新政权建立初期敌我分明，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进行“横扫”；他们将党看成铁板一块，认为人的好坏泾渭分明。原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部分来自这种乌托邦情节。
如果某个特定阶段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这样的特定阶段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党究竟是谁？如果党中的部分人牢牢掌握了国家机器，其他人不方便使用国家机器，对他们而言，这不也是特定阶段吗？谁是敌？谁是我？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昨天你不尊重你的敌人，侵犯他的权利，今天，你也可能成为敌人，你的权利也毫无保障。
 
一个成王败寇的社会，没有人会有安全感，任何人的权利都可能受到侵犯，不同只取决于，你是敌还是友。这样的社会中，大部分人只有立场，没有是非，也没有确定的价值观，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我仍然愿意尊称他们为先贤，他们曾经为了真理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但是，他们认识上的错误和肤浅也部分导致了自己个人、无数个人和一个国家的灾难。
所谓“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因为他们首先吃掉了敌人，误解并扭曲了人性。
人类世界中，没有纯粹崇高的人性，也没有绝对丑恶的人性，即使存在也是罕有的比例。为了人们的安居乐业，我们必须同等地保障所有人的权利、一视同仁地看管掌握了公权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