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调解法官”亮相法院

“东方经验”调解再度趋热引发思考
《人民日报》 ( 2007-06-13 第14版 ) 人民日报记者 吴 兢
“昨天到法院起诉，今天就通知我来调解。调解员也由我自己选！”
６月５日９时，身穿牛仔衬衣的老陈，正坐在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三层的“调解速裁室”里。他在同意调解书上按上红色手印，交给调解员翁金凤。
“调解速裁室”的牌子刚挂了一年多。去年３月，退休法官翁金凤被区法院聘为调解员，坐堂法院调解纠纷，至今已参调１１４件。像他这样入驻法院的“编外调解法官”，在莆田市首批共有１２名。
记者从日前在莆田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上了解到，像翁金凤这样的“编外调解法官”，正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法院中，代替法官第一时间调解纠纷。起步早的法院引入调解员制度已１年有余，起步晚的法院才刚刚开始。
十年轮回。曾一度遭冷遇的“东方一枝花”——调解，又一次绽放。
当事人“圈定”调解员
聘任调解员每天在法院坐堂，特邀调解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听候指令
“请选择调解员”。
走进秀屿区法院，迎面柱子上的这句话格外醒目。旁边一个触摸式电子屏，用手点击，秀屿区法院的７６名调解员一一呈现：翁金凤等４名聘任调解员，每天在法院坐堂；７２名特邀调解员，则分散在各行各业，听候指令。
为了方便当事人选择，电子屏提供调解员的各种基本信息，包括照片、专业、简历、手机号码和参与调解情况等等。
“看翁调解员参与了很多案件，我就选了他。”老陈说。
案情极为简单。老陈借给朋友大郭６０００块钱，到期却未还。“请法院做主，心里才踏实。”
“不是不还钱，货款一时周转不灵。再宽限我几个月就行！”坐在调解桌旁的大郭，半低着头很是歉疚。
经翁金凤调解，双方不到１小时便达成协议：三个月内还款，利息全免。与一般的人民调解不同，他们的调解协议当场又经法院确认，从此具有了法律效力。
不用立案，纠纷已解；一个上午，握手言欢。
当调解员一年多时间，翁金凤仅在立案前就化解纠纷４９件。他说：“当事人不用再跑来跑去，不花一分诉讼费，也不伤朋友感情。同时还节省了宝贵的审判资源。”
向外“借力”求多赢
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最佳的办法是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案多人少的矛盾，曾在莆田法院十分突出。２００５年，市两级法院受案２０６０１件、结案１９９０１件，办案人员人均结案７８件，平均３个工作日结１件。
“编制有限，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最佳的办法是向外‘借力’，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莆田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延灿说。
２００５年９月，两类调解员正式履职：聘任调解员入驻法院，特邀调解员随时待命。截至２００７年４月，逾千名调解员诉前调解１０６４件，成功率３９％；受委托调解１０８９件，成功率５７％；受邀协助调解１６２６件，成功率５２％。
“借社会之力调解纠纷，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公信力和工作效率。”张延灿说，莆田法院出现了“三降”：一审受案数下降，执行申请率下降，涉诉信访数明显降低。
专用“诉前调解室”，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共有３间，装修不像法院，更像居家。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５名诉前调解员在这里调解纠纷５４３７件，调成３８４５件，平均处理周期仅为７天，无一件上访、申诉并均已执行。
“以前，法院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身份重合，隐含了以审判权为后盾强迫调解的可能。这也是部分案件调解不成最终判决后，当事人强烈不满甚至缠诉上访的原因之一。”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包蕾说，“诉前调解员来自社会，在当事人眼中更具公平性。”
十年轮回“冷”变“热”
调解的回归，有利于当事人息诉，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
“编外调解法官”的出现，背后是调解的归位。事实上，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曾跌入低谷，遭到冷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范愉一直致力于研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她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由于法院推崇庭审、当事人不愿妥协等原因，法院调解似乎以明显的速度走向衰落。法院民事、经济案件的调解结案率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９％和７６％，滑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６．７％和３０．４％。２００２年后，面对诉讼量大幅增长、上诉再审率居高不下，法院开始注重“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调解率回升。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上，调解率回升、“编外调解法官”出现等等，成为关注热点。与会的一线法官、法律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认为，调解的回归，有利于当事人息诉，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这既是贯彻“司法为民”的要求，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短短十年一个周期，法院调解从热到冷，又从冷到热。这种看上去变化无常的司法政策的反复，恰好反映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某种必然。对于解决纠纷，调解是有生命力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的转变表明法院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当事人和社会从中受益。”范愉说。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认为，当前，众多社会矛盾纠纷涌向法院，处置难度加大。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项紧迫任务。调解有助于社会“自我治愈”，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重构的调解，应当更符合国情、更为完善和有效；而不能矫枉过正，不能以调代判、久拖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