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走进法院会带来何种反应 杭州"诉调衔接"显成效

浙江拟在全省基层法院建人民调解窗口
法制网讯　记者陈东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近日联合发文，要求今后所有基层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人民法庭都应当在立案场所设置人民调解工作窗口。
据了解，两年前，浙江省杭州市就开始试行这项被称为“诉调衔接”的工作新机制。试行新机制的背景是，一方面，法院等待审理的案件暴满；另一方面，一场官司很容易造成三代结仇的局面。为了快速高效地解决矛盾，同时又不伤纠纷双方情分，取得“两全其美”的效果，“诉调衔接”机制应运而生。
统计数字显示，杭州全市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一年调处纠纷4万多件，占一审民事案件11.4%。
浙江省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对这项新机制给予了肯定，他同时指出，深化完善“诉调衔接”机制，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必须坚持以化解矛盾、“案结事了”为目标；二是必须坚持以创新工作载体和机制为动力，注重“能调不判、多调少判”；三是必须坚持以提高队伍素质和能力为保障。

法院立案大厅的人民调解咨询台。  法制网记者陈东升摄
杭州“诉调衔接”机制运行两年显成效 年调处纠纷4万多件占一审民事案件11.4% 记者探访
人民调解走进法院会带来何种“化学反应”
□视点特稿
法制网记者 陈东升 法制网实习生 王春芳
“走廊里照面，小何扶着我们家小许下楼；我们烧了什么好菜，也会给小何端上一碗。”家住浙江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的许老太对记者说，如今，她与邻居小何亲得就像一家人似的。
谁能想到，两个多月前，两家人曾因邻里纠纷诉至法院，闹得水火不容。许老太当时也没想到，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工作人员的介入调解，会带来今天邻里和谐的新景象。
“‘诉调衔接’，就是司法局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窗口，派驻人民调解员参与法院调解工作，将人民调解与法院立案审判衔接互动，从而更方便快捷地化解矛盾纠纷。”杭州市司法局局长洪慧萍说。
据洪慧萍介绍，目前，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已在13个县(市、区)人民法院以及下属7个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派驻人民调解员60余名。2008年，共调解民事纠纷44363起，占到了当年同类一审民事案件数的11.4%。
不让一纸判决断了邻里情分
今年6月，许老太一纸诉状将邻居小何诉至西湖区人民法院，要求小何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并赔礼道歉。
“简单的判决能迅速解决问题，但两家的邻里情分可能也会让一纸判决书彻底了断。”西湖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凌安说，有道是“一场官司三代仇”，考虑双方今后还得处邻里关系，法院希望以调解化解矛盾。
立案庭将此纠纷委托给了常驻法院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副主任应湘姣负责此案调解。“结果，小何低着头走到许家二老面前，承认了之前对小许的歧视等错误行为，郑重赔礼道歉，自愿给许家补偿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湘姣回忆说，当双方握手言和时，许老太眼中泪光闪闪。
“与法院判决不同，人民调解是在当事人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调解员说服教育、劝导协商等方式解决纠纷。”洪慧萍说，在法院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将审判工作的刚性、约束性与人民调解活动的柔性、自治性结合，目的是为了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诉调衔接”小投入大回报
西湖区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30平方米的房间整洁明亮，两张办公桌上电脑、电话、传真机一应俱全，墙面上张贴着人民调解标志与办事程序等，房间正中央是一张调解桌，立着调解员、书记员、当事人的指示牌。
“法院提供办公场所，司法局提供办公经费，负责聘请专职调解员在这里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杭州市司法局基层处副处长严超向记者介绍说，每个驻法院工作室装修、办公设施配置等约需费用2万元，每个人民调解员每月补贴1200元。
“投入虽然不大，但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明显的。”严超说，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当事人，既省钱又省时。假如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一般案件当事人需支出的律师诉讼代理费就得2000元，诉讼费至少要3000元；而人民调解则是免费的。
从时间成本上算，以调解方式结案，一般性纠纷几天就可解决。而如果选择诉讼方式解决，根据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的自受理案件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从实际操作看，法院最快也要1个月左右才能结案。”严超说，对法院而言，人民调解也能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节约司法成本。
上个月，西湖区一物业公司状告129名业主违约。“其实都是欠物业费，但根据法院规定，这就是129个案子。”张凌安说，“联系被告就遇到了麻烦。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联系方式，129位被告只联系到了一半，结果原告自己中途申请委托调解。”
应湘姣接案后，迅速联系分布于该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利用他们的熟人网络，一周之内便与129位当事人一一取得了联系，通过人民调解，此案圆满结案。
“去年，我们西湖区法院收案突破1万件，其中1千多件通过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结案。”张凌安说，“人民调解员真是给法官帮了大忙啊。”
法官在调解中起主导作用
记者问，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万一人民调解过程中出现问题，法院岂不是要承担责任？
江干区人民法院院长叶青说，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强化法官在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人民调解员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专业知识以及对法律法规的把握肯定不及法官”。
今年3月20日，江干区法院成立了“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这是浙江省首个以法官姓名命名的调解工作室。作为法院的诉调衔接大平台，朱学军在办理自己承办的案件外，也担负起指导人民调解员的职责来。
江干区司法局派吴华娣、张元科担任驻法院人民调解员。前者坐在立案大厅负责导诉，后者坐镇调解室参与调解。“虽然他们从司法局领工资，但所有业务事项全由我们法院统一调配。”朱学军说。
吴李力前来法院起诉交通公司不当得利3000元。朱学军仔细查看证据材料后，说，“你提供的主要证据———收据没有名称，对方完全可以否认这是对争议事项的收费。”随后，朱学军又对后来的交通公司代表说，“你们提供的收据与收费文件之间，中间也缺少一环证据证明二者的关联性。”
经朱学军一番说辞，双方都犹豫起来。在一旁的张元科见机行事，迅速介入调解，半个小时后，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交通公司当场退回1800元。
“人民调解强调的是人情事理；法官则对案件的争议焦点、法律依据一清二楚，两者一结合，大大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张元科说，他在“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工作很愉快，这一调解工作室运行近半年来，接待当事人1898人次，共调解案件487件，调解撤诉率高达84.6%。
新做法符合基本法理精神
法院腾屋子，司法局出人手———在严超看来，这些都不成问题，关键是制度创新。据介绍，早在2006年，杭州市就率先出台了《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将法院已受理案件纳入了调解范围。
但也有人担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在法院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让人民调解活动走进法院，与法律是否有冲突？会不会影响审判机关的权威性呢？
今年3月，曾帅与朋友王灵力为债务纠纷对簿公堂。拱墅区人民法院委托驻院人民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曾帅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产生疑问，遂问法官，人民调解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承办法官仔细检查了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发现实体程序全部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