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

杨汝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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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重灾区，以动乱时间长、反复多、武斗严重而闻名全国。为什么能够一跃而为改革的重要发祥地呢？　　一是“物极必反”，巴蜀儿女又自古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文革”中四川农业生产十年徘徊，“天府之国”的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1976年不得不从省外净调进50万吨粮食，有的玉米粮袋上写着“四川懒汉，吃了大干”，四川人不能不深受刺激，沉痛反思。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迸发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人心思治，人心思改，人心思上。经历深重灾难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干部也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是人民群众当时的生存状况逼着大家寻找改革之路；是人民群众思改思上的心气、劲头推着干部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二是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小平同志对家乡十分关心，他同巴蜀人民的心是相通的。1975年7月他主持工作时，同当时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就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同年9月又在山西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农业人均产值，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就在这次会议闭幕前，赵紫阳同志受命到四川主持工作，行前小平同志要他抓紧时机反派性，大刀阔斧地干。但因不久后风云突变，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第一”和“批派性”的指示没法贯彻下去，但这些指示无疑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川工作指明了方向。1977年7月小平同志复出，12月10日在北京对赵紫阳讲，政策才能管得长、管得宽。凡是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就要恢复。农业的路子要宽些，思想要解放，事事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思路。对外国经验要善学善用，所有制不动，怕什么。还讲到工业企业权力要加大，地方财政要扩大。1978年2月小平同志到成都，又同赵紫阳谈抓政策、抓班子，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其后，小平同志还曾三次回四川，对四川工作做过很多重要的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四川省委正是深入领会和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意见，才成功地迈开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三是当时以赵紫阳为班长的四川省委，在抓“拨乱反正”和改革上有胆略、有智慧。四川打击“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十分坚决，同时强调纳入法制轨道，对帮派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由法院审理判决，避免了以往政治运动翻烧饼、留下后遗症的问题：全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发挥老干部作用，选拔年轻干部，搞好班子建设，因此就能较早地排除派性干扰，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改革事业清理了地基。省委狠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长期“左”的东西留下的精神枷锁和阴影。赵紫阳同志十分重视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发起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多次讲，这些年来“左”的指导思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严重灾难，要改变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再也不能按照“左”的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了。在1978年的县委书记会和1979年初的省第三次党代会上，都着力克服“左”的影响，解决干部中最大的思想障碍——“恐右病”、“宁左勿右”的问题，激发起四川干部敢于率先改革的勇气，为改革开放打下了比较牢靠的思想基础。正如1979年12月邓小平对奉调来川接替赵紫阳工作的谭启龙同志所说：四川的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制定了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这两条，是对当时四川省委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四川为何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刻总结。    农村改革先行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闸门　　四川的改革是农村先行，从农村发展到城市的。我原来长期担任四川仁寿县委书记，1977年先到地委，后到省上分管农业，曾任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常委、书记等职，对当时四川农村的改革是亲历、亲为的。我认为农村改革在四川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敢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在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没有自主权。四川大部分农村（除了长江沿岸一些地方外），当地气温本来不宜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尤其不宜把水田行之有效的每年稻、麦（或油菜）两熟改为两季水稻加一季旱作。但当时却不看具体条件，盲目地硬性推广双季稻，“文革”中还上纲为“革命稻”、“路线稻”，农民意见很大。赵紫阳从1975年10月调任四川省委书记起，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76年他到仁寿农村调研时问我对双季稻的看法，我举出事实对他讲：双季稻费工费投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他又派李子元书记来仁寿调查，了解到有4个区的中稻亩产上800斤，加上一季冬小麦300来斤，共11OO斤；而种双季稻的社队，早稻亩产400多斤，晚稻只有200多斤，小春也种迟了，产量降低，加起来只有900来斤。掌握大量事实后，赵紫阳在1976年12月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向全省县委书记明确提出：选择耕作制度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全省范围看，中稻是四川的优势，要主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77年，全省中稻的面积由3700万亩增加到4100多万亩，双季稻面积由1500万亩降到700多万亩。尽管因干旱全省水稻面积减少了381万亩，总产量却增加了143万吨，单产提高了47公斤。同时，四川积极试种并逐步推广杂交稻，我在1978年就出席过在温江召开的全省杂交稻制种会议。杂交稻越来越显示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省委还在川北地区和川东地区分别总结和推广了“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和适时早种、适当套种、躲过伏旱的经验，都收到了趋利避害、吹糠见米的效果（全文11000字）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