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 ? 男人缘何好战？

灵长类的战争由来已久，大概早于人类和黑猩猩分家（约6百万年之前）之时。换而言之，这行为非人类所特有。早在1974年，动物学家珍·古德尔在坦桑尼亚地区记录到了一次黑猩猩团体间发生的长达四年的冲突争斗，此乃人类首次在种群以外观察到如此明显持久的战争行为。

该行为在原始人中也不鲜见，2007年，考古学家在英格兰南部的牛津郡发掘出一批古人类的遗骨，其中至少有3人体内发现有残留的箭头。放射性碳测年法确定这些先民的死亡时间为5500年前，处于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发现意味着实际上当时整个原始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有所增加，各个族群间的竞争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从生态学意义上而言，战争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人口，保证生存空间和生活物资在胜利者中比较充裕的供给，所以不难理解古代的人们为了争夺资源而诉诸暴力。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照说应该慢慢摈弃这种资源消耗极大的生态调节方式。可事实上，巴以冲突、朝韩对峙……无论人的智识如何发展，也阻止不了战争继续进入21世纪。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指出，80％以上的现代战争都爆发于生物多样性丰富且濒危物种诸多的地区，对岌岌可危的生态带来了巨大威胁。这却是为何？它到底在历史发展中充当着如何一个角色？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战争是为了保存种群内部团结协作精神的最大动力，所以它将和我们世代相伴。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群体的人和另一个群体的人进入战争对峙状态将大大促进他们各自的成员同仇敌忾，没有什么能比一场耻辱而惨痛的被袭更为有效地改变一个民族的当下气氛，数年前的“911”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大学生参与的角色扮演游戏中，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罗斯·麦克德莫特注意到男生比女生更愿意为团体捐钱，但前提是有其他大学的学生作为对手出现。如果仅仅被告之这是为了测试个人的协作精神，他们捐得比女生还要少。换而言之，男性的合作行为需要在团体之间发生竞争时才会特别凸显。不过，关于这些行为是不是有意识的大脑活动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有人类学家提出有团体倾向的反应不是一种主观驱动，甚至和荷尔蒙水平有关。多米尼加小村落里的板球队在打赢邻村的队之后，体内睾丸激素会“汹涌澎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打败同村的队后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球员已经在无意识中区分了那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竞技。

退伍的军人或足球运动员身上保留的有凝聚力、自信、好斗等特质似乎说明了战争（竞争）将赋予我们更强大的能力。相比较而言，女性的团体意识则较弱，在内部破坏和谐的可能要比男性来得大。男性块头更大肌肉更有力量，确实适合搏击，他们对内合作，对外进攻，处于单一性别的环境下——如监狱或一些高中——则特别容易形成帮派组织群殴打斗。女性之间的进攻性更多表现于口头而非身体，且倾向于一对一，并不拉帮结派，这和我们的进化历史有关——女性担负着抚养后代的责任，攻击行为将使她们承担更糟糕的后果。

然而是否群体的存在一定就意味着打打杀杀呢？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马丽琳·布卢尔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证“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关系，她认为，人们加入某个群体为的是得到必要的信任和安全，也就是说，选择与自己相似的和可信赖的人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仇视来自其他群体的其他人。从这个意义上，人类似乎没有必要执迷不悟只走杀戮之道。于是有人提出，应该到遗传进化的层面上去寻找答案，也许，战争原本就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英国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就发现，愿意老老实实呆在居住地附近的灵长类是不发生群殴事件的，只有爱四处晃悠的不安分种群才经常聚众滋事，他们喜欢发动奇袭——在远古，祖先们好像是因为“爱好”而战。显而易见，好斗是要承受更大的死亡风险的，但好斗者却依然能生生不息。于是有人质疑：从表面上看来，战争中弃甲而逃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生存策略呢？他们可以回家娶妻生子直至子孙满堂。为何时至今日，不战者的后代还没有彻底淹没战斗到底者的后代？斯坦福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劳伦·莱曼和马库斯·费尔德曼创建了一个数学模型对此加以探讨。研究人员假设了一种极端的利他基因和斗争精神有关，然后将这些基因随机安插在个体中，并允许他们分别组成团体，之间相互交战、影响。模型假设大部分中坚战士都会在战争中死去，但生还者将被允许占有其所征服部落的女人，使得他们身上勇敢和好斗的特征通过征服所获得的利益而被充分传播。计算机演算的结果显示，即便一个部落只剩下50个男性和50个女性，传播过程依然在延续。这就可以解释愿意为他人作出牺牲的战斗基因何以在人群中永不没落。战争一旦爆发，需要无数具有献身勇气的战士前仆后继，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及：一个准备自我牺牲的利他基因若能拯救两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子女或父母），或四个以上的异父异母兄弟姐妹（叔伯父，叔伯母，侄子，侄女，祖父母，孙子孙女）或八个以上的第一代堂兄弟姐妹，就可能在团体内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