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使用“三不”反映了哪些深层次问题 、、啥强调人尽其才要克服“官本位”思想

　　据《人民日报》消息，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到中国科学院作了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专题报告。这个报告的最大亮点就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前人才工作中存在的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被用”等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发人深省，值得反思。

　　当前人才工作中 存在的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被用”等问题直接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在人才培养上的质量不高、结构不优和在人才使用上的体制不畅和机制不活等深层次问题。而从根本和长远的角度来说，只有科教兴国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和推进，才可能渐次出现人才强国那样一种预期良好局面。

　　人才“不够用”是我们的人才不够多吗？我们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以至于“人满为患”，找不到工作。大学生不是我们需要的人才，难道他们只是一群享受了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吗？大学生的素质到底如何？离现实需要的人才标准还有多远？大学生拿到了学历文凭，还要去拿资质证书，究竟需要多少烫金大字的本子才能叩开就业的大门？

　　人才“不适用”是专业不对口还是用人不对路？这似乎不该成为一个问题，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看来我们在人才资源的科学配置上以及人才要素的合理流动上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而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动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人才交流会上，有的人才找不到合适的岗位，有的单位找不到急需的人才，这就是信息“梗阻”的缘故。

　　人才“不被用”的问题显然更严重一些，也更综合一些。是人才为何不被用？或许也包含了人才“不适用”的问题，自然这还是一个人才资源科学配置和人才要素合理流动的问题。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人才的发现和识别问题，比如人才者与用人者之间因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上讨价还价不成而导致的人才“不被用”。当然最严重的还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与之相关且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人才“不适用”、“不被用”所导致的人才流失问题、人才资源（长期奔波在求职的漫漫长路上）闲置和浪费问题，以及人才资源因使用不当而导致整体人才功能萎缩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这种人才资源的不科学配置和人才要素的不合理流动的恶性循环，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人才“不够用”的问题，造成了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人才紧张局面。　　人才问题，从培养上说是一个教育问题，从使用上说是一个组织人事问题，……综合起来则是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个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动员参与的社会问题。对待人才问题，我们大家都要有忧患意识，全局观念，战略思维，长远眼光，同时也要勇于探索，敢于负责，富于创造，齐心协力培养、发现、留住和用好人才，努力使各类人才各得其所、用当其时、各展所长，为国效力，服务人民。 啥强调人尽其才要克服“官本位”思想 梁煜璋　刊发时间：2009-09-18 06:00:37　光明网-光明观察[字体：大 中 小]

　　9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海归”陈章良：从最年轻副教授到副省级官员之路》。这篇报道的意思应该有这样两个：一个是呼吁和召唤海外留学生回国发展、为国效力；一个是以陈章良等人为例现身说法，回国发展，不仅条件和各方面待遇优厚，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甚至前途无量。

　　陈章良，1983年赴美国华盛顿 大学攻读生物系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专业，用3年多的时间就从学士直接获得了博士学位，创造了华盛顿大学的纪录。陈章良回国发展，是正好国内开始“863计划”，需要一批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回来。回国后当时只有26岁的他就被破格评上副教授，以后他又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陈章良现在是副省级官员，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但他还是不是国家“863计划”需要的最前沿的科学家，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副省级官员与国家“863计划”需要的最前沿的科学家究竟哪个更有“前途”。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专业对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位来说就没那么大的用处了，然而这原本是他的专长。

　　也是9月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政治家在加拿大不受待见》。据介绍：日前，AngusReidStrategies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有趣的网上民意调查，内容是加拿大人对不同职业的尊敬程度，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调查结果显示，政治家在加拿大人心目中的受尊重程度居然排在倒数第二（受尊重率30％），而科学家的受尊重率是94%，与医生并列第三。而政治家不受待见的原因，“说到底是政治家失信的结果。”

　　幸亏中国不是加拿大。但中国高层也已经意识到“官本位”思想的危害。上个月，即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北戴河召开暑期休假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官本位”等不良倾向。

　　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不论是对中国的政治家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至深至远。然而它一开始就是有害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至圣（圣人中的圣人）先哲孔子。孔子一辈子追求功名，渴望仕途，也曾做过一段官员，却在政治上屡屡不得志。然而，假如孔子一辈子从政为官，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我们顶礼膜拜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了，就不会有弟子3000贤人72了，也就不会有《论语》和儒家学说了。孔子深受其害，幸得到了晚年能迷途知返，专心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才终获成功。孔子晚年也在反思，每个人的前途未必都是仕途，应该因人而异，量才适用。现在也是，比如季羡林、钱学深，他们大抵也不是做了什么大官，然而他们人尽其才后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德行修养却是叫人高山仰止，自然也是青史留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