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中国经济被迫转型,“超级熊市”就此诞生?

袁剑：中国经济被迫转型,“超级熊市”就此诞生?

作者：专业滚雪球 提交日期：2010-6-24

    
　　2010年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可能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
　　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点巅峰之后，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
　　对应于这一长期熊市的，则是日本经济深陷泥淖、一筹莫展的经济低迷。对于日本经济这种几乎类似于植物人的现象，大多数论者将其归结为地产泡沫或者日元升值，这显然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学术简化。以一种更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
　　不幸的是，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在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三十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泡沫式增长无以为继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二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
　　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竟然高达十万亿之多，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生产率的提高显然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4倍有余。由于中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某种程度的防火墙缘故，在随后的股市崩溃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
　　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也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但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在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旧增长方式的终结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度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种集体记忆被一群视野及立场都非常可疑的经济学家逐渐培育成了一种牢固的迷信：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高速增长能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仍然可以不付代价或者付出很少代价来继续这个增长神话。
　　事实上，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策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回想一下投资者们的注意力是如何从低廉的中国制造一夜之间移到大宗产品市场的所谓中国价格的，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或许，观察GDP的构成更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看清这个格局。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在日本199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之时，最新一轮全球体系扩张也处于高涨时期，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来说，多少算是找到了一个漂浮于危机之中的救生筏。而这一次，同样出口导向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双重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在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盈利的基本法则。但显见的是，在中国社会逐渐苏醒，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受阻的时候，无论成本的削减还是市场的需求都对这种高投资率模式构成严峻的考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去。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之后，日本用公共财政滥建基础设施，以至于搞得很多机场门可罗雀，但仍然无法将日本的增长拔出泥潭。这提醒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论调不能过于当真。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地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在相当稳定地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刺激以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超级信贷泡沫，正是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因此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初，速度的急剧下滑是中国经济最为迫近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两种风险与我们都同样接近：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7年初开始从紧，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松，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从紧，宏观调控方向的高频反复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宏观调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将2010年年初调整准备金当作长期熊市开端的原因所在。在这背后，隐含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困局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
　　经济管理者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这种逻辑相当容易理解。然而，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惜一切追求速度）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这总比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好。
　　一场大型的且症候复杂的经济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为开端，在高速奔跑了三十多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又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转型时期。也因为这种基本面背景，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超级熊市。
　　资本市场的洗牌
　　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房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同时，它也奠定了这个熊市之所以为熊市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
　　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
　　在调整收入分配已然成为新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的时候，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将被迫让利，以前被列入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更多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
　　显然，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的因素并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经济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著降低。无法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著低于前面三十年GDP平均9.8%的增速。
　　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易言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高成长将成为如烟往事。在未来十年，如果经常听到这类公司增长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消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作为产能清除的主要对象，我认为相当数量的公司可能惨遭淘汰。那些今天还在为中国蓝筹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为这些巨型的公司埋单。道理异常简单，今天10倍的市盈率（PE），当明天股价下降一半时，其可能还是10倍。就我们的视野所及，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属于此类。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
　　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逻辑非常清楚：只有在权力与权利博弈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好的经济增长，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福利改进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
　　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具体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功能定位都可能成为争吵的话题。所谓转型风险所导致的基本面不确定，莫此为甚。
　　及于此，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三十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
2010年06月24日 06:06 AM 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王泽基 解青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中国的广东省就带头调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随后而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华南地区大批出口加工型企业关门停产。2009年春节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特别派出了调查分队对几个农民工输出大省调研，推算出两千万农民工失业。调整提高最低工资也就鲜有媒体提及。2010年春节前后，形势出现“大逆转”，很多华南地区的工厂接了单，重开了厂，但是却雇不到人，于是“劳工荒”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调整提高最低工资又重新被提起，一直到今年6月，富士康、本田最终以加薪暂时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后，“加薪”就成了“万能药”，“万金油”，谁用谁好使。    6月初，中国发改委开会，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随后有14个沿海省市调高了最低工资，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调整幅度超过了20%，很多从7月1日就开始施行。    为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找“合理”理由的大有人在，支持的人大都认为“‘刘易斯拐点'来到，加薪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加薪可以‘倒推'产业升级，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从而扩大内需。”    这个逻辑很荒谬。    人为加薪不会“倒推”产业升级    在自由竞争市场，工资由什么决定？是政府官员一拍脑门子就给个数么？肯定不是。是老板想怎么剥削就怎么剥削？也不是。虽然就整個中国而言，垄断和政府调控的企业常见，但单以华南制造业来说，竞争是自由和激烈的。在这个自由竞争市场中，工人的工资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    既然是这样，加薪不加薪就应该由市场调节，政府立法加薪是好心办坏事。如果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不提高，人为加薪的结果就是这些边际生产力达不到工资水平的工人失业，工厂关门而不是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和加薪谁因谁果，谁先谁后，不能凭空想象。    产业升级不适合中国现状    一说到产业升级，大家想到的就是引入高科技，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和行业，做名牌。但是什么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基本上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须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或营运资本,很多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也不一定盈利。例如做名牌，所需的推广和维持品牌的成本远高于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是名牌老大LVMH的2009净营运利润率( net operating margin) 也不过是11.6%，而Hermes是15.8%，比中国制造业的高一些。但这都是百年老店，经历磨难，淘汰了万千对手，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计算打造品牌的成本，那就更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了。半导体被认为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但它的竞争更是激烈，连年亏损并不少见。同样被认为是劳动力附加值行业的科技类消费产品，也不见得很好，比如索尼的净营运利润率只有0.18%。    中小企业需要资金扩大生产或者引进技术是对的，但是首先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钱从哪里来？从银行贷款，要不就要抵押，要不就要担保，中小企业厂房是租来的，怎么抵押？又不能像大企业那样互相担保。到地下钱庄贷款，利息要20%，小企业怎么负担？相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对“夫妻”钱都是共有的，放在哪个兜里不是花啊。国企钱多得花不完，私营小企业贷点儿款特别难，就是中国企业生存的现状。    现有情况下，如果政府非要搞产业升级，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做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发展什么行业就给什么行业拨款，这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滋养“权力寻租”的土壤。让最熟悉市场的人做决定才是正确的选择，而离市场最近、最熟悉市场的人，就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另外，企业引进技术，就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运用技术生产，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基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要想组织培训，提高素质，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而且培训还是需要资金，企业解决起来不容易。    “劳工荒”并不能代表中国劳动力的现状    还有人认为加薪是必然趋势，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人口红利，年轻农村劳动力人数在不断减少。    的确，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是在老龄化，45.7%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年龄在41岁以上，而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放缓。但即使年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在放缓，总体供给数量还是要高于十年前。    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一点儿都不缺少农村劳动力。从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有大约5.3亿的农村劳动力，其中有70.8%从事第一产业，而贡献的GDP只占总GDP的11%，这也就决定了农村人口收入只是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24%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半数以上是从事第二产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09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714元，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1,080元。    劳动力为什么都“窝”在农村？很多有了家庭的农民工，宁愿留在家乡过清苦生活，也不愿意举家搬迁，因为如果举家搬迁，他们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户口没法解决，子女上学就是个问题，全家也没有社会、医疗保障，成本太高。    所以，中国缺的是保障农村劳动力家庭移动的制度。只有健全制度，让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市场“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不应该放弃传统产业。不能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司于司长说的那样，“那些靠低层次，粗放型的，仅靠外包，靠劳务费过日子的企业，生产一双鞋赚十美分的，该转移就转移吧。”中国还有5亿农民等着进城、就业，就算是全世界的鞋子和拉链都到中国生产，数量也不多。原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解决就业，创造利润，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私营企业。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目前还不能转向高附加值、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还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    如果中国真的发展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那么在这些行业找到工作的工人和得到政府发展相关行业补贴的商人会有钱赚，但是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47%，城乡贫富悬殊，这种只让一小撮人获利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呢？    更重要的是，引用北大姚洋教授的研究，要扩大内需，中国必须要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解决这些新来城市的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是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中国还有大量待就业人口、资金又不多的情况下，扭曲市场来发展所谓的高劳动力附加值工业，实在令人费解。    相信市场调节的力量，不搞法定加薪，并不是说政府不能插手。政府应该把力量用在该用的地方。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年龄的增加，政府应该实施配套政策，让农村家庭劳动力市场“活”起来，让农民工在消除儿女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自愿举家搬迁，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从政策上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小银行，在资金上支持中小企业。而把所有资金都给大型银行、然后再贷给国有企业的做法，并非创造就业和平衡经济增长的好方法。（注：作者王泽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月回荒墟　回复日期：2010-06-17　22:48:18　   《论投资回报率降低的必然性》　　
　　虽然经济危机阴影逐渐散去，但近月商场上的朋友大多感叹生意难做，甚至有些四十多岁就谋求退休。以己度人，自己公司的确比０９年初最困难时有所好转，但回顾近八年的发展，却是每年愈下。
　　试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解释之：　　
　　经济学常用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计算GDP，正常情况三种方法所得数值相同。此处以收入法算之：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此处先假设租金、利息和折旧的增量与GDP增量一致。那么：　　
　　GDP增量＝工资增量+利润增量+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增量
　　在“GDP增量”一定的情况下，“工资增量”和“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增量”越大，“利润增量”越小。　　
　　个人感觉，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的加速度似乎已无可避免地增大，而工人工资总额的增长似乎也如此，那么剩下的（企业）利润这一块只好越来越小了。
　　请看数据：　　
　　2004——200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分别为：16900.2亿，19789.9亿，23256.9亿，28244亿，33713.8亿，每年年间增长率是14.6%，17.1%，17.6%，21.4%，19.4%；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年年间增长率是3.9%，1.8%，1.5%，4.8%，5.9%。
　　那么假设统计数据正确的话（当然价格指数这一块不太可能），扣除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因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实际年均增长是10.7%，15.3%，16.1%，16.6%，13.5%。　　
　　2004——2008年财政收入分别是：26396.47亿，31649.29亿，38760.2亿，51321.78亿，61330.35亿每年年间增长率是21.6%，19.9%，22.5%，32.4%，19.5%；扣除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因素，财政收入实际年均增长是17.7%，18.1%，21%，27.6%，13.6%。因难以找到“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数据，因此将“财政收入”的增量代替“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的增量。　　
　　2004——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0.4%，11.2%，11.8%，13.3%，8.9%。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2004——2008年“工资”和“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都远大于“GDP”的增量，那么“利润”的增量就必然少于当年“GDP”的增量——更有甚者，如果该增量低于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量，那么恭喜各位商人，你们的财富“被缩水”了。　　
　　附：
　　以上推断有不足之处：
　　1，“财政收入”的增量代替“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的增量，这不太科学。　　
　　2，租金、利息和折旧的增量与不一定于GDP增量一致。
　　先是“利息”，排除利率变动这一不确定因素，“每年存、贷款增量”-“消费价格指数增量”>“GDP增量”，因此可以确定“利息增量”-“消费价格指数增量”>“GDP增量”；　　
　　“折旧”的增量应该会和“固定设备投资”的增量正相关且延后数月，中国固定设备投资的凶猛相信不用罗嗦了，因此确定“折旧增量”-“消费价格指数增量”>“GDP”增量；　　
　　而“租金增量”-“消费价格指数增量”<“GDP”增量，因出租房数量的递增以弥补单位租金上涨的不足的影响。　　
　　因数据不足，此三个要素只能定性分析，个人结论为“租金、利息和折旧的增量高于GDP增量”。因此正文的结论依然有效。　　
　　3，这里的答案或和许多人的生活体验不符，这里面有很多概念的偏差（如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差异，各单位劳工成本的不一致等），只能以后详细探讨。　　
　　仓促成本，纰漏本多，望各位多提点。
作者：月回荒墟　回复日期：2010-06-17　22:56:12　   　　中央政府怕的不是通缩，而只是通缩导致的“增长停滞”甚至是“衰退”而已。在保证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缩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均衡。
　　因此我觉得政府更忧心通涨。我始终相信中央政府的立场是好的，做到了那个层次，谁不想国泰民安，青史留名啊？现在的经济形势的确很复杂，复杂到不能套用以往的经验和措施了。
　　此外，超级小乌龟，郁九曲两位请高抬贵手啊，别让本贴被封了。有位朋友前两天反映发不出信息了。
作者：郁九曲　回复日期：2010-06-18　00:52:46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就像中国体育一样，是举国体制。奥运金牌是越拿越多，中国足球是越来越差。世界五百强，中国石油高居榜首，还有几个中央级国企排名前十，喜哉，忧哉。总设计师曾经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助后富。总设计师也说过，如果我们不能避免两级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地方政府主导投资，比如一个简简单单的过街天桥，二百万的项目可以做成二千万，多余的钱都跑哪去了。相反，原本成本只有二千的房子可以卖两万，做房奴的门槛都那么高。结果，不言而喻。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真如统计的那样，房价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经济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压缩过剩产能，更应该是将地方政府从投资一线撤出来。
　　 可以看一下《清理地方融资平台 成本不应由家庭承担》。
2010年06月12日 06:32 AM 中国经济很快就要全面衰退 读者： chenyehe  FT中文网编辑：
    我觉得《Lex专栏：“中国制造”会涨价吗？》一文完全是乱说一气。    代工业每年的净利润低得可怜，人力成本是不高，问题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就是人力成本！    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代工业，都可以由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生产。但为什么还要雇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参与生产？从企业的角度，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哪怕是号称“高新技术”（中国有几个高新技术？不过就是买了老外的先进设备，然后继续走劳动密集型的老路子），其中的从业者对此都会了如指掌。    由此可见，中国HR成本提升的极限，也就是达到自动化生产线的成本——在实践上其实远达不到，因为自动化生产线的出错概率低，管理成本低。你说能有多少空间？    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劳工的困境，很大程度就是“帝国主义”的剥削造成的。我们处于世界经济食物链的最底层，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你如果不满，他们还反问你，给你带来了就业，带来了经济增长，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越南、孟加拉，东南亚有的是劳动力，你逼得太紧，他们大不了换投资地、投资国。到时候中国一样受不了。    中央这两年一直在提“产业转型”，确实到了不得不转的时候了，但是没有人对此有信心。    对于中国的前景，我持非常强烈的悲观态度。中国HR成本如果不提高，社会矛盾将激化、国家稳定将受到威胁；HR成本如果提高，大量企业将破产，大量外资将撤离，失业率大增，社会一样动荡。    与很多人的看法相反，中国政府唯GDP的作风，虽然表面看起来有太多不合理之处，但有一点，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这一态度、或者相关的政策，至少起到了延缓社会崩溃的作用，如果没有近几年GDP持续的高速增长（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占了太大的比重，房地产都居然占到GDP的三分之一），中国早将混乱不堪。    但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评价它，“低人权模式”即将终结，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想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像虽然你洗完澡总要擦干身上的水，但如果肥皂泡还没冲完水就停了，这一定不算什么好事情。    中国经济的全面衰退很快就要到来，除非“产业转型”能够迅速实现，从而创造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奇迹”，但我个人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读者：chenyehe “世界工厂”的艰难转型    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这一低成本世界工厂的关注。工人工资上涨是否使中国作为低成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受到威胁？工资上涨能否解决中国人口转型的“时间**”所带来的问题？
    5月中旬，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湖南省的24岁的谭志清做了一件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与工友一起站在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门口要求增加工资。他在南海本田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每月收入大约1200元，谭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并参与组织了本次罢工，要求提高工人待遇。从5月中旬到6月初，本田公司的多个内地工厂连续发生罢工事件，致使公司在中国的生产陷入瘫痪。经过多轮谈判之后，本田公司于6月4日同意将工人的每月工资提高35%左右，增加至1620元（235美元）。
    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之前，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深圳工厂在今年的1-5月有12名20多岁的年轻员工自杀。6月6日，公司宣布将深圳工厂运营部门和生产线职工的每月工资从900元（132美元）上调至2000元（292美元）。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公司之一，为包括苹果公司和其它品牌在内的客户生产iPhone等电子产品。
    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再加上中国ZF提倡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这一低成本世界工厂的关注。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后果之一是中国的蓝领工人工资将会上涨。而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将会被工人工资上涨而促进的消费增加所弥补。但是中国作为低成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是否正在受到威胁？工资上涨能否解决中国人口转型的“时间**”所带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仍在激辩之中，但很多人都认为工人工资上涨是大势所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目前的这一轮工资压力将导致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指出，如服装和廉价家用电器等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涨。中国在这些低端制造行业中的竞争力将会有所下降，但是工资上涨将会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正常’的经济体。
过度担忧？
    澳大利亚AMP Capital公司投资战略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夏恩·奥利佛（Shane Oliver）在6月11日发表的每周市场评论中指出，关于中国涨薪的问题被误读了。“首先，目前所涨的工资多数是与最低工资相关的，部分城市把最低工资水平上涨了20%左右，”他写道，“而今年的平均工资增长可能在15%左右。其次，最近的涨薪风波体现的是一种补涨，因为去年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并没有增加。”
    奥利佛认为，如果将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考虑在内，15%的工资增幅并不算高。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达到12%；换句话说，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力增长的代价。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年中，除了2009年，两位数的年度工资增幅在中国属于正常范围。最后，奥利佛表示，无论采用哪种衡量指标，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中国劳工每小时最低工资是美国最低工资的1/8。
    对中国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有利因素是其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中国项目主任傅瑞伟（Charles Freeman）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庞大，足够让中国对一个地区的生产进行垂直整合。例如，在纺织行业，中国的工厂能够整合所有的流程，在一个城市内完成设计、缝制、组装和成品包装，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生产力增长的巨大效益超出了中国当前的工资增长，而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批发成本与这些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利润空间非常之大，可以让中国在不削弱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出口行业的工资。” 傅瑞伟还指出，如果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过快，中国的出口企业可以将部分生产基地迁移至内陆地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
财富分配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刻不容缓。该调查显示，23.4%的职工在过去5年内未增加工资。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中国ZF在6月中旬宣布将推动汇改和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有着类似的影响，“因为两者均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两者对财富分配的作用却截然不同，”沃顿的迈尔教授指出。他表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将能从工资增长中获益，从而推动消费，这也是对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深感忧虑的中国ZF能够接受的建议。
    “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经济的引擎能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迈尔说道，“当然，诸如沃尔玛之类的跨国公司的成本将增加，他们或者提高产品价格，或是寻找别的供应渠道，比如越南或印度尼西亚，但是前者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后者的政局有不稳定因素。”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在今后的发展策略中都需要仔细权衡每个选择的利弊。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趋势形成的“完美风暴”正在对工资施加上行压力。劳动力规模开始缩减，日渐减少的劳动力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口趋势。“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总人口将会缩减，同时正在快速老化，”迈尔说道，“年轻的劳动力已经呈短缺状态。中国南方的工厂以前只聘用年轻职工，现在也开始招募大龄职工了。”
    与此同时，在过去30年间从新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小皇帝”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太愿意在恶劣环境下从事低薪工作。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近期发表于《新世纪》的专栏中写道，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成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父辈曾经的生活环境相比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今天的第二代农民工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他们渴望在大城市生活，但是房价的飞涨使得他们的城市梦想比十年前更加难以实现。
    同时，那支曾经愿意前往沿海城市、工厂以及建筑工地工作，并且曾经源源不断的由农民工组成的劳动力大军，如今正在逐渐呈现干涸趋势。许多农民工如今宁愿在自家附近的工厂打工，也不愿意迁移至沿海城市，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较高、多为临时工作，而且离家太远。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华东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减少了880万人，华中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617万人，而西部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则增加了775万人。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中国内地的薪酬差距已经缩小至5%。这个数字证明，劳动力正在离开东部沿海城市，回到中西部地区。
    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劳工紧缺问题更加紧迫。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21个大城市的制造业操作工岗位空缺同比增长了90%，而求职人数只增长了22%。中国100个大城市共有岗位空缺550万个，而求职人数只有530万人，而且两者的差距正在加大，特别是在南方的珠三角地区。
艰难的转折
    通过每年让大批农民转而从事非农工作，中国以前能够实现可观的生产力增长，同时还能保持通货膨胀的稳定，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和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蒋庭松教授在他们最近的论文中如是写道。但是，他们指出，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刘易斯拐点”——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70年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将会最终枯竭。它通常标志着更为快速的工资增长、消费增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时代的开始。
    在他们共同撰写的题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有何意义”（What Do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Mean for China?）的论文中，两位研究者认为，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他们表示，要想进行调整，ZF必须制定和执行那些能够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培养更强的创新能力的政策。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转型，沃顿商学院的迈尔说道，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由国内低消费、低成本制造业推动的出口型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由国内消费推动的增长适度的经济体。
    为了管理这一转型，迈尔指出，必须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因为服务行业和高端制造行业需要的是更有技能的职工。这件事说易行难。因为对劳动力的培养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它不会在当前的GDP数字中得到体现；必须要放弃当前的部分增长为未来播种。而问题在于，迈尔说道：没有人想放弃当前的GDP增长。
    在对美元和欧元稳定性的担忧声中，迈尔表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是谁在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不能让自己的经济过于依赖其他国家……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非常脆弱，因为它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表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