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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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川”有没有入世界的“海”？——评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作者: 江晓原
2010-01-13 17:22:0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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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最需想象力 中国的外国研究有问题，中国的中国研究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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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陈方正 继承与叛逆 已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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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已经让我们审美疲劳
我总算看到另一个中国人在他自己的科学史著作中不再去解答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了！我知道这样说相当夸张，只是因为这些年来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看得我们实在是严重审美疲劳了，所以我忍不住先说一句夸张的话排遣一下。
三联去年出版了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是一部近七十万字的厚书，它以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作为纲领，对西方科学史做了通史性质的论述。这样的尝试在中文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陈方正这部书，与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美国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一个想法十分相合，席文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席文还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讨论一件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问题”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
席文的这个比喻，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平常人，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第三版上，当然很正常；但如果是一个名人，或一个此刻正处在某种风口浪尖上的问题人物，比如某个正闹绯闻的女明星，那她的名字没出现在娱乐版上，人们是可以问问为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席文的这个比喻，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
那么问题的要点在哪里呢？其实每个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相关语境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就在“李约瑟难题”的前一句。
“李约瑟难题”的表述有许多版本，意思都大同小异（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版本考据），基本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比西方遥遥领先，为何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出现？”这里前一句是前提，是被当作已经获得认定的一种历史事实，“李约瑟难题”要在这前一句的基础上，来问后一句所表达的问题。
于是，问题的要点立刻就浮现了——那些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论著，几乎从来不尝试给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前提，即中国古代科技究竟是如何“遥遥领先”于西方的。他们的逻辑显然是“李约瑟已经这么说了，那就肯定是真的”。而他们显然喜欢这样的前提，于是反反复复去“解答”。许多这样的“解答”其实是某种变相的意淫——因为每次“解答”都是对“中国古代遥遥领先”这个前提的一次认定，而每次对这个前提的认定都能带来一次心理上的自慰。
至少二十年前，我就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
我的主要理由是，这个“李约瑟难题”中的前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如果有的话——因为我主张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但这不是此处要讨论的问题）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我当时用的比喻是：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
现在陈方正的大著《继承与叛逆》问世，书前有余英时写的长序，阐发陈著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余英时的序中，也将“李约瑟难题”称为伪问题，余英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这和我上面的比喻堪称异曲同工。
只有两个中国学者敢做这件事情
和国内那些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论著相比，这部《继承与叛逆》有意思多了。在我看来，本书最重要的新颖之处，是作者摆脱了“为何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虚幻的问题之后，转而关注“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这件事情。
陈方正采用的方法很“笨”——他在这部《继承与叛逆》中，为了向读者说明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采取了“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认真讲一遍”的办法。这是一个相当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很烦很累人，很容易出错。不过陈方正竟然做得相当成功。
类似《继承与叛逆》这种通史性质的西方科学史著作，近年已经翻译引进了若干种，比较重要的有戴维·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等人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中译初版名《世界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柯林·罗南的《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等。但是中国学者很少尝试，因为大家都很精明，都知道这种事情做起来吃力不讨好（至于某些东拼西凑的教材，自然不足以放到这里来同日而语）。据我所知，迄今敢于以个人之力尝试做此事的中国学者，总共只有两人——吴国盛和陈方正。
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原是一部通俗性质的著作，出版后广受好评。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则增加了不少学术含量，渐有成为“准经典”之势。例如，近年它已经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标准参考书之一。当被询及有无中国学者撰写的科学通史著作时，我也经常推荐此书。
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因为是“带着问题”而写，而且一开始就是以学术文本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深度方面胜过吴著，应该是被期许的。
陈方正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讲到近代科学出现为止（16-17世纪），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前面提到的戴维·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类似。这是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所以写到现代科学问世而止。
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作者论述的要求更高——在许多“自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今天的科学通史著作中，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可以只占一半甚至更少，而对现代科学技术则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例如在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修订版中，全书十卷，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只占了四卷。这固然是因为从18世纪开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内容确实比古代多得多，但林德伯格和陈方正这样的处理，就要求对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论述得更为详细和深入。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著 三联书店 2009年4月，68元
写一部科学通史容易吗？
这个西方科学出生、成长的故事，已经在陈方正脑际萦绕许多年了——至少是十几年前，他那篇收在《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中，题为“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的文章，就是他讲的这个故事的简要版。
我承认，在我刚一拿到《继承与叛逆》——还在书店普遍架上之前——的那天，我就“不怀好意”地抽查了书中我最熟悉的部分之一，16世纪的天文学发展，看看陈方正的论述有无差错。几天后在饭局上遇见陈，我告诉了他我抽查的结果：没有发现差错和外行话。
也许有人会认为，“没有发现差错和外行话”，不是一个太低的标准吗？这对于学者陈方正而言，不会是某种轻微的侮辱吗？但事实是，陈方正听了我的话不以为忤（也许是他涵养深厚之故）。我之所以这么坦然告诉他我抽查的结果，是因为考虑到陈方正毕竟不是学天文学出身，而天文学又是有相当高的专业门槛的。
我提到上面这一小段八卦，是为了说明，陈方正“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认真讲一遍”的工作，做得很细很认真。这不容易。科学通史之所以让很多学者望而生畏，就是因为这会涉及许多学科，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地学、气象、建筑、造船、航海、冶金、纺织、水利、军事……还要加上星占学、炼金术、风水、算命、择吉……还要具备历史、宗教、艺术、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一个人再怎么博学、用功，也很难包打天下。所以说写一部认真的科学通史不容易。
中国古代的“川”和世界现代的“海”
但是陈方正这部书，不仅仅是让人了解16-17世纪之前西方科学通史的——这样的了解只是讨论和思考的基础，他要讨论和思考的问题是更值得注意的。
按照书中余英时长序中的归纳，李约瑟是将“现代科学”看成大海的，而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的“科学”（广义的）则是千百条河川，最终都汇入了“现代科学”这个大海之中——李约瑟自己的措词是借用中国的说法“百川朝宗于海”。
但李约瑟这样一来，岂不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他自己的“李约瑟问题”？既然是百川入海，中国古代就是百川之一；川本身当然不等于海，海也不可能从某条川中变成。或者，即使按照李约瑟所强调的，每一条川都对海的形成作出了贡献，那么再问“中国这条川为何没有变成海”还有什么意义？
这还要牵涉到中国学者中的另一个分歧。上面讲到李约瑟关于“百川朝宗于海”的说法，当然让中国人听着还算舒服。但是在关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中，还有一种安慰国人心灵的路径，就是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说现代科学不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古代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就如古代中国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一样。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等等等等，大家全都没有科学。这样一来，大家全都半斤八两，中国人的面子不也就保住了吗？这个路径提出之后，当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要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况且，中国古代的这条“川”，究竟对今天现代科学这个“海”有多大贡献？这也是很成问题的。
李约瑟坚定地认为，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走着和西方一样的道路，而且走在前面；而到了今天，古代诸文明的科学技术之“川”，已经共同汇入了现代科学之“海”，而且都对“海”作出了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提出“李约瑟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想象出“百川朝宗于海”的景象。
而余英时在本书长序中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认为到19世纪时，“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经‘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事实上，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全盘西化”，中国传统的科技被全面放弃——甚至连“接引”西方新科技的作用都起不了，那又如何谈得到“百川朝宗于海”呢？
如果我们在思考中国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时，仍然要沿用“川”和“海”的比喻，那只能说是“海水倒灌”——西方的海水如同海啸一样漫天涌来，很快所有的河川都已经变成咸的了。比喻至此，还不如回到我们古代的成语上去——那就是“沧海桑田”，我们原有的整个世界，都已经改变了结构和模样。
陈方正用“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认真讲一遍”的办法，有力地向读者证明了：
现代科学的源头就在古希腊，所以，现代科学出现在古希腊科学遗产最终的主要继承者欧洲那里，是必然的；所以，在中国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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