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与东方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0:07:28
胡传胜
本文要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或者说要指出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充分显示中国文化的现代遇境的现象是:像李约瑟这样的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倾其毕业精力致力于发现与传播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与价值的学者,在思考方式上却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李约瑟的问题是典型的西方化的、现代性的问题,体现着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普遍化。
说李约瑟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思想特征,这无疑是使人难以置信的说法。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什么是西方中心论。? 很难给西方中心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除了19世纪短暂的时期以外,西方中心论往往是它的反对者,也就是非西方文化与民族的同情者对他们的论敌的带有贬义的标签。直接了当地称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甚至西方人种优于东方人种,这种直陈式的东方主义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它多半不是主张,而是体现或显示出来的。它不是一种结论,而是在具体的前提与结论之下的一种文化的前提,或概念架构。?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自觉的前提,从古至今。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的最极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种族优越论。它的最温和的、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制度装置、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义。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成功,更强化着这种普通性的意识。因此,西方中心论是一种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有色眼镜,它本质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处于这种文化中,便不自觉地拥有这种“看法”。
正像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文化都是自我中心的,在文化接触的初期,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只是在持久的文化冲突中,得势的一方的这种观念才能保持下来。文化自我中心现象在中西文化第一次接触中,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甚至比西方文化还要厉害。 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希腊人第一次碰到波斯人,便发现波斯人是有主子的,而希腊人是自由的,并因此引发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优越论,也是西方中心论的第一种形式。而当亚里土多德建议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对马其顿人用对付奴隶的办法、对希腊人用对付自由人的办法来管理而遭拒绝时,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优越的第一次受挫。?
近代以后,启蒙主义早期对中国文化的建立在贫乏的了解之上的想象曾经产生了对中国的热情。这种热情在黑格尔那里完全消失了。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形态。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理性开始走向自我实现。理性顺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基督教、启蒙主义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这是黑格尔的表面命题;西方文化体现的理性特征,是历史的动力与目标,这才是黑格尔的实质命题。?
这样,我们就顺利地达到了韦伯的著名问题(这个问题与李约瑟的问题完全同构):“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也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它原是沿着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路线发展的,这一事实究竟归于那些复杂情况?”?①韦伯说,科学只有在西方,才真正处于健全的发展时期;东方就有修史经验,但只有西方史学才有理性概念;音乐的对位与和声、尖拱作为建筑分压手段;绘画中的空间透视;政治社会集团;严格的核算与簿记、建立在自由劳动之上的资本主义;形式化的法律;等等。所有这些,韦伯认为,可以归结为一个因素或现象:西方文化的渗透一切的“合理化”(注意这个词,从黑格尔时代以来,一直是兼具评价与描述双功能的词)。由于西方文化中合理性原则的发挥或成长,使得它沿着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前行,就连以赚钱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也合理化了;就连禁欲主义的宗教,因为这个合理性的洪流,也改变了性质。可见韦伯的核心假定完全是黑格尔的,甚至表现出典型的黑格尔心态。韦伯把合理性因素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可逆转的成长,称作西方文化的独特性,但同时又具有普通性的特征。
处在19世纪未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韦伯,不可能不关注这个问题。韦伯说,中国与印度社会(他的宗教社会学,名义上讲的是宗教,实际上讲的是社会),由于没有这种渗透一切的合理性原则,所以仍然停留在他们原有状态中。韦伯的价值中立的倡导,以及他对理性化前景的担忧,使得他的西方中心论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他没有说西方文明高于中国与印度文明,他也没有(有时也似乎按奈不住)像黑格尔那样对我们的圣贤表示轻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准或尺度:他用一把西方文明的尺子——如他所说,只有在西方社会才得到完全的发挥“标准化”(这与黑格尔没有丝毫差别)的尺子,即合理性——来量中国与印度,其隐含的结论是明显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述韦伯理论的两个“现代后果”——现代化理论与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帕森斯与李约瑟、费正清属于同一时代,共同生活在中国文化虚弱不堪的时代;帕氏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不亚于黑格尔,他似乎说过中华帝国的存在价值只在于使人看到历史的活化石)——对黑格尔—韦伯的前设的继承,直接来考察李约瑟。说李约瑟体现西方中心论,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因为李约瑟的一生的工作,就是反驳西方中心论(优越论),列举中国文化的贡献并为之辩护。显然,在民主—科学或为潮流的20世纪,科学技术是有显示力的。李约瑟向我们介绍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圣保罗式的皈依经过。②他发现1937年到剑桥求学的三个中国年轻人在才智与为人方面不比英国人差,甚至更值得钦佩(时至今日,我们已不能肯定,这是算恭维还是算贬低)。这样一种“文化冲击”使他产生要彻底研究中国文明的冲动,以此证明西方人明言或暗示的西方优越论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这就产生了现代学术史中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说他的伟大工程主要要解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建立在实验基础上、数学化的理论科学在西方世界首先兴起?第二,为什么在公元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第三,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③? 对这些难题的解答,形成了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全面的研究,改变了中国没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的观念,使得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有了全新的理解。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李约瑟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李约瑟难题之下的难题是什么?他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指向什么样的求解方向?或者说,我们应该对李约瑟问题的文化前设进行追问。? 李约瑟的问题与黑格尔、韦伯的问题具有同构性。黑格尔—韦伯认为理性是西方文化的主导性特征,也是一种带有普通性的特征,而非西方文化没有这种特征,或者说,理性在西方文化以外的地区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此,如果理性、理性化是世界性过程的话,那么不言自明的事实是西方文明优越,居历史中心,带有普通性,或符合历史方向。李约瑟拿出来比较的,不是理性(这种抽象物),而是科学。
而科学,李约瑟有两个自明的假定:第一,它是普通的,不存在外国科学或中国科学这样的东西,只有一种国际性的人类的科学,这是我们共同的财产。④第二,理论的,建立在实验之上、数学化的科学,是比经验的科学的更高级的形态(这也是自明的)。但是中国文明只有高度发达的、为理论科学作准备的经验科学,而没有或尚未发展到理论科学。? 黑格尔—韦伯说,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彻底的发挥。黑格尔说在东方,理性根本上处于沉睡状态,所以没有历史;韦伯说,印度与中国社会,理性化没有达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东方宗教合理化的这个关口肯定没过。李约瑟说,科学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才进入理论化的阶段;中国有伟大的科学传统,但理论化的关口就是没过。
他们三个人中,只有黑格尔说西方优于东方,西方是历史的中心,而韦伯对优劣似乎没表示过什么意见,李约瑟则明确反对西方优于东方(当然他也不可能反过来说中国优于西方)。但是说不说并不重要。西方从理性化或科学发展的角度,总是处于比中国高一级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设定的,所以,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再大,也达不到理论科学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说西方优于中国,那是不真诚的。? 如果说要使理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必须再从西方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西方中心,也是不真诚的。
西方中心论显示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科学,只有在西方才达到典型的发展,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等(这些概念本身既是描述词,又是价值词),这些普遍性的价值,只有在西方才得到充分发展。相反,非西方社会,一般表现为专制主义、非理性、愚昧、巫术,等等。西方中心论体现对“非我族类”非西方文化的蔑视。那些直接了当地表达文化优越感、蔑视非西方的人的观点,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一般称作西方中心论的,乃是这样一种直陈的态度。然而,这样一种(如黑格尔那样)直言的、坦率的、挑衅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只是西方中心论的皮毛。真正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概念设定式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与东方被安排在高低不同的概念等级中,而这些概念所表示的,无往不是西方文化中的发展最完善的特征。
以理性来对比,我们处于沉睡阶段,或未发展阶段,人家处于实现或渗透一切的阶段;以科学为例,我们处于经验阶段,人家处于理论阶段。同样可以那出来“比”的还有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因此,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它本质上体现西方的观点或立场。它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这个文化的概念结构所规定的。使用这一套概念工具,采取西方的立场,其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的。那些最激烈的文化平等主义者(如李约瑟)也逃脱不了西方中心论。? 李约瑟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皈依者。但这完全是虚假的(这并不是说他本人不诚,而是说文化假定是逃脱不了的)的皈依。
真正的皈依,应该是放弃西方逻各斯主义的思维方式,放弃西方用于中国的对象化的概念装置,而设身处地地进入传统中国文化内部,从中国文化的内部进行思考,用中国文化“锻烧”、“凝炼”出来的概念进行思考,甚至用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概念设定来看待西方文化。然而,不幸的是,站在20世纪中期以后,不仅西方科学家李约瑟做不到,就是中国人,我们自己,也做不到了。?
换话句说,我们今天的思维已经西方化了。我们本来的标准已经失去或归于无效,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接受了别人的标准,并作为衡量我们的尺度;由于我们被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最突显的价值来衡量的,惟因如此,我们才必然是落后的——我们在文化的话语中,被强拉进竞技场,而比的是别人的强项,我们自己的弱项(如理性,科学)。所以,伟大的李约瑟,虽然从替中国文化鸣不平的角度出发,证明中国文化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与璀灿,但是他的两个前设中的第一个前设本身就是西方中心的,把西方的科学价值普遍化的。科学是一种世界性的,在所有文明之上的、普遍性的事业,世界每一个主要文明都有所贡献。这是一个难以反驳的、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同时又是西方的立场。因为,没有一个民族会把它认为最不重要的、被文化与制度压抑的东西拉出来作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因此,视科学为普遍价值,高居于个别文化之上,本身就体现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今天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价值观,只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已失或无效。?
注释: ①麦克斯·韦伯:《文明的脚步》,三联书店,1998,第1页。? ②《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③潘吉星:《李约瑟文集导言》,《李约瑟文集》,第19页。? ④《李约瑟文集》,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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