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

　　1942年11月，李约瑟 （Joseph·Needham1900-1995）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是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于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
　　
　　年轻的生化学家李约瑟同时是英国工党党员，他很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左翼青年。他很向往东方的革命，同时又对中国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问三位前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只见中国人来英国留学，没听说欧洲人去东方学习，是不是你们中国没有科学？”被问及的学生告诉他，中国的天文学家张衡观测气象的“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鸟”早了1000年，中国医生华佗早在1700年前就发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发炎的阑尾，而1400年前数学家祖冲之就把圆周率的值给计算了出来，这又比欧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这次对话是李约瑟对中国真正产生兴趣的开始。1940年，李约瑟起草了一份《剑桥宣言》，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及希望促进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交流，这篇《宣言》寄达中国后，很是鼓舞了战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中国之行。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做了11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 《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Needham'sGrandQuestion）。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斯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如何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7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把西方科学界所形成的“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他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李约瑟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而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造成商业活动的压抑与滞后。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既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也 “意外”地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激发了“老子祖上很厉害”的民族自恋情结；二是为本轮现代化的滞后找到了一个历史性借口。这一代人所犯的错误，却总喜欢从前N代人的“遗传”中去寻找理由，这往往是历史悠久民族的一个通病。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余英时还打比方说，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Nathan·Sivin)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在1923年，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林语堂则在《吾土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李约瑟一生勤勉，获誉无数，他创建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英国女王授予他“御前顾问（CH）”的称号。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 “李约瑟号”，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外籍院士。在去世前的大半年里，他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也几乎不能视物，但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他仍象征性地坚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是1995年的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告别人世。在37岁之前，李约瑟不认得一个汉字，他是一个顶级的生化专家，甚至被称为“化学胚胎之父”，而后来的经历则让他成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正是1942年的中国之行，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蓝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回忆说，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长衫，上装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