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主体论

知识主体论:对当代社会的哲学思考

作者按：这篇文章写于1988年，初次宣读于1989年东京召开的东方学大会。正式发表于1994年元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遗憾的是文中对中国社会“权力”“资本”“知识”三权重新结合的预言今天许多已经变成了现实。不过，联合国1994年正式提出的“知识经济”概念以及已被广泛使用的“知本家”概念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体”的阶段。中国仍然没有失去“知识主体”的机会。就此就教于方家同仁。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社会阶段大体可以归纳为这样三大基本特征：一是以权力为主体的社会；二是以金钱为主体的社会；三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社会。这里的所谓主体性是指它的本源和主宰功能。例如行政权力是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关键是这行政权力由谁主宰，以什么为后盾。

权力主体社会的含义是：强制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一，本身成为支配一切的绝对力量。人类历史上的主要阶段，如：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基本上都是以强制权力为主体的。

人类现代发展史上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就是社会主宰力量由权力（暴力）向金钱的转移。财富为主体的社会便是金钱万能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金本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行政权力的后台不再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制权力，而成为金钱。

本文着重研究的是以知识主体为特征的社会。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知识主体社会：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金钱万能的社会难道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归宿吗？除了以权力或财富为主体的 社会外，人类是否还能有其它选择，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否还有更高的主体形态呢？

有的。人类另外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便是以知识为主体，财富为基础， 权力为保障的知识主体社会。

所谓知识主体社会，是指知识也能象权力和财富一样，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主宰力量，既能够制约权力，又能够支配财富。不再是依附“皮”的“毛”。在这种社会中，知识或理性能够保证使权力更合理、更有效地运用，使财富（包括资源、金钱）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分配和利用。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统治者应是智慧和理性的代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即知识的化身，是支配一切的君王。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将知识同社会的支配力量相提并论。然而。自古以来，用理性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理想一直都象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求。曾几何时，那些对人类充满期待和信心，企图以宗教、圣人的名义将理性和智慧推上圣坛的先贤们终于一个个偃旗息鼓，扼腕作罢了。他们终于懂得了，人类虽然作为万物的灵长，他终归是自然动物，受着生存原则的制约。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艺术等等。人类的行为受制于其赖于生存的经济基础。无论是知识，还是负载着知识的知识分子都必须依赖于这一基础。流行的比喻把权力和财富比成皮，把知识或负载知识的知识分子比成附在皮上的毛，知识靠权力和财富的荫庇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安附焉”。那么，知识主体社会是现实的吗？

知识主体社会虽然是人类的更理想形态，但知识的主体性功能却只能在人类社会进入特定阶段才能具备。具体地说，知识的主体性在知识本身没有成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或者知识创造的财富尚未构成社会财富的主体之前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权力主体社会大部分社会财富是通过简单的体力劳动获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金钱获得的。知识的主体性建立在当代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上，一个是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一个是知识产权社会的出现。

高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是实现知识主体社会的客观环境。本世纪下半叶，人类突然发现自已进入了一个飞跃性的阶段。以电子计算机为先导的微电子学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迅速崛起，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方向；社会生产力就其性质，规模和发展来讲，将进入崭新的质的阶段；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竞争力取决于利用科技进步成果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

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逐渐成为现代生产力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将成为价值最高的知识商品。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大的结构变化，即通常所说的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产业社会转变。信息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其增殖价值。信息社会实质上是信息价值越来越高的社会。高科技时代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就是现代化的管理。现代生产力的结构有了重大变化：作为生产力主观因素的人，现代化的管理就是高科技和信息的充分应用。

知识产权的确立提供了知识主体社会的技术手段。知识产权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知识产权的概念是金钱主体社会的产物，它却是人类迈入知识主体社会的开端。信息社会的到来为知识的商品性质提供了具体环境，使知识产权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财富组成部分。以往，知识在人们的心目中就象土地或水一样，是既宝贵、又无价的东西。人们虽然感到须臾不可离，但却总觉得可以无偿使用和挥霍。当土地和水的商品环境形成时，使成为无价之宝。高科技时代和信息社会提供了知识成为商品的环境，使知识成为现代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使知识成为特殊商品，具有了独立存在的基础。知识商品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特点上。第一，它是智慧的产物，是无形的、不可剥夺的。第二，知识商品含有巨大的价值能量。知识产权的法律化、系统化，不但使专利、版权、发明权、软件、信息、管理知识、规划知识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可以以有形的方式获得社会的直接认可。

二、 知识主体社会是全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类必定会从低级质量的社会向高级质量的社会发展。知识主体社会必然取代强权主体社会和金钱主体社会。以理性、知识来治理社会，支配人们的行为准则不但是发展生产力，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需要，它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即使在金钱和权力已经形成高度的结合的西方社会，也开始向知识主体社会逐渐过渡了。曾经在中国大陆名噪一时的《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陶弗勒（Alvin Toffler），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权力转移》。他也根据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预言：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金钱向知识转移。西方社会由金钱主体社会向知识主体社会转移的主要因素是：知识将是未来财富的主要来源。由于高技术的出现，产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取代了大批量生产，新的财富渐渐依赖于信息交换和知识交换。甚至银行的钱币也将由电子信息取代。以往货币作为万能通货的功能将消失。借助于计算机，原始的以货易货方式将成为最先进、最直接的贸易手段。

西方社会走向知识主体社会的根本条件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日益分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竞争的日益激烈，发达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由一个家族、基至一个人掌握巨大财富的情形渐渐由集团股分制拥有的形式所取代。大部分大公司实际上都由众多的股东拥有，以股票的方式由成千上万的公众拥有。以往那种由业主亲自参与管理，直接掌握企业经营发展的传统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股东太多，不可能都参与管理，也由于公司的管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因此公司必须靠一些专门的管理人材来经营，他们成为日常管理的决策阶层，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的股东们来讲，他们最终关心的最高准则是如何使公司获得最好的效率和效益。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必须请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一流人才担任管理决策者。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现象从本世纪就已经出现，随着高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所谓“管理革命”的浪潮。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本的拥有者可能变得徒有其名，而掌握资本、运用资本的人将是具有专业知识的经营管理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于的基本理论分析，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日益分离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特征的根本性变化，西方社会也必然要从金钱主体社会走向知识主体社会。

三、 知识主体社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知识主体社会有两个层次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种哲学理想，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文明的必由之路。

其次，它是一种经济建设理论，是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法。面对处在经济大发展、大变革的中国社会，我们希望她能够在处理现实事务和社会理想的关系方面选择一条最现实、最好的道路。知识主体社会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级形式，对于中国发展生产力，实现现实目标也是最佳途径。中国社会目前正具备实现知识主体社会的独特环境，知识主体社会是中国同世界相逢的最好契机。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改革的时代。中国的这个时代面临着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按照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把以权力主体社会（官本位）转变为以财富为主体（金本位）的社会。将以精神动力（理想）为杠杆的社会机制改变为经济动力（利益）为杠杆的社会机制。

中国的现实决定了这种选择可能会带来如下弊端：

弊端一：引起财富收买权力。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富有程度的差异加大，为了获得更高额的利润，也为了更好地保护既得利益，财富阶层向权力价层侵蚀的现象就会不可遏制地出现。其中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行贿”。财富收买权力是一种最低级、最腐败、危害性也最大的犯罪。往往行贿者可以用蝇头小利换取超额暴利，给社会和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弊端二：引起权力攫取财富。在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由于权力阶层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也由于过渡时期的种种漏洞，利用手中权力来获取经济利益就成了一种最便利、最自然的选择。

由于中国的人口负担和资源的不足，这种选择的结果只能使中国变为财富至上的原始资本主义形态，只能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追赶，遵从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规则，并承受被淘汰的结果。正象江泽民主度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不可能使生产力大发展。”（《求是》1991年第12期）

第二种选择：仍然回到权力主体社会。历史证明第二种选择没有出路。中国如果重新闭关自守，只能在以经济的实力竞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被世界淘汰。

这样看来，中国最好的选择应是知识主体社会。理由是：

（一） 知识主体社会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

知识主体的社会不但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而且是当今中国社会加速实现“生产总值翻两翻”目标的现实需要，是赶上世界先进社会的最好途径。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尚处在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据资料报告，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耗大量资源，因此社会劳动率较低，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百分之五。随着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已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80年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是可以使知识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手段，使中国最大可能地提高生产力，克服资源少、人口多、素质低的不利条件。

（二） 中国具有实现知识主体社会的历史机遇

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曲折，现在正在实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国的基本路线。中国当代社会具有实现知识主体社会的三个独特条件：权利、财富、知识的相对独立；中国的领袖已经确立知识主体社会的理论基础；中国具有知识主体社会的传统。

1、权利、财富、知识的相对独立

以知识为主体的社会在目前的中国最有条件变为现实。其基本的理由是：三种社会基本力量，即：权力、财富、知识在中国处于相对的独立状态。有权者没有财富，有钱者尚未掌握权力，知识也尚未同权力和金钱有机结合。

（1） 权力同财富的分离：中国的执政阶层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但并没有拥有绝对的个人财富。如果说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执政阶层享有某些优待，生活水准要略高于普通民众，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个人收入大部分都同一般民众不甚悬殊，有些甚至低于普通标准。

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权力阶层已经向知识化迈进了。但知识与权力结合的规模还很小。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往往把自已同“官”认同，而不把自己同“知识阶层”认同。

（2） 财富同权力和知识的分离：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财富阶层。从最初的“万元户”已经发展为“百万元户”，甚至“千万元户”。这些人大部分是个体经营者或个体合作的集体经营者。中国改革开放后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由于绝大部分人还不理解或不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格局，还因为要解决紧迫的社会就业问题，因此最先允许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大部分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农民和市民。这些人显然同权力想距甚远，同知识也更是无亲无缘。

（3） 知识同权力与财富的分离：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被改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中被贬为地位最低的“臭老九”，处于无权状态。经济收入也越来越差。因此有“搞原子掸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说，有“教授卖大饼”的现象。

这三种力量相对独立的状态是一种独特的、罕见的状态。造成了中国社会权力主体社会直接进入知识主体社会的机会。因为只有在这种三权分立的前提下，三种权力的不同组合才成为可能。在西方社会中，金钱和财富早已实现高度的结合，只能通过漫长的过渡才能实现“金本位”向“知本位”的转移。

但这种状态也必定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为中国社会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选择的机会。

2. 中国的领袖奠定了知识主体社会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内涵：第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社会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第二是必须实事求是，符合中国的国情。

（1）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本标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思想中最最深刻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由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而发展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关系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进步，由低级到高级的。但是，什么是生产力呢？虽然马克思也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但把科学技术毫不含糊地提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却是另有深意的。我们必须把邓小平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纳入这个理论框架。

（2） 知识分子是工作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了小平思想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它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一致，共同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如果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作为科学技术的载体的知识分子是工作阶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中国具备实现知识主体社会的历史基础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把“士”同“仕”（官僚）结合在一起，成为仅次于皇帝的权威阶层。

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 有2500年。西方社会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的涵义并不仅指有“知识”的人，所谓“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有某种专业技能，他还必须是关切社会、国家以至人类命运的悲天悯人者。这个特征同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概念极为相近。

孔子的“士志于道”便最先揭示了士的这一特征。范仲淹提倡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成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知识主体的理想一直存在在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

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纲领》第十一条中曾说：“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这句话最能表示西方知识分子同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区别。中国的“士”没有在超越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在“道”和“人伦日用”之间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同西方知识份子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权力的外围，强调对社会的批判权；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始终在权力的内部，实行参与治理的行动。这些特征是中国社会实现知识主体社会的独特条件。

（三）中国与世界：不是“追赶”，而是“跨越”

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她以怎样的步伐向前迈进关系到她在未来“太平洋世纪”中扮演的角色，关系到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知识主体社会是中国当前迅速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国民平均收入“翻两翻”的最有效手段。从目前来讲，知识主体社会的经济重要性超过了它的哲学意义。也就是说，知识主体论既提出了人类社会未来的理想形态，又提供了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手段。而它的现时意义更是迫在眉睫，这一历史机遇是中国社会的独特性造成的，她转瞬即逝，一去不复返，抓住了这个时机，中国便可以同世界并驾齐驱，甚至捷足先登。

西方社会走过了从权力主体（封建社会）至财富主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历程，它们也正在不可抗拒地逐步向知识主体社会迈进。中国的独特历史条件使她有可能找到一条捷径，迅速完成向知识主体社会的过渡。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不是“追赶”，而是“跨越”，中国没有必要重蹈旧辙，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后面追赶。中国只需转过身来就会惊喜地发现，她眼前的道路正是一条未来之路。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未来正向我们走来。

但是，中国必须把握时机。

（此文首次于1988年东京东方学大会宣读，首次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一期，同年《哲学研究》《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作者:汤潮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加拿大约克大学哲学系。现为龙源国际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