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对技术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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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人文科学》杂志（2003年第7期）
对技术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推进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使技术哲学更好地为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技术“跨越式发展”目标服务，本文就技术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着重谈三个问题：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现实任务和中国技术哲学学科应有的特色。
一、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
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涉及其定义。一般认为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的哲学”。此定义虽合理，但失之笼统，易引起误解，中外一些学者也确实孤立地以技术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基于此，陈文化、沈健、胡桂香《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再思考》[1]一文（以下简称《再思考》）提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技术，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是对技术哲学认识的一个深化和发展，但尚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再思考》一文的观点对于“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的哲学”这一命题而言，只能是一种解释意见，并不能视为一种修正。因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关于技术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技术的哲学”在本来的意义上不应当不包含“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因为所谓“关于技术的哲学”，核心在“技术”，根本则在“哲学”。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它所注重研究的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客体就是各种特定的对象物，就技术哲学来讲，这个特定对象物就是技术。也就是说，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表现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如果它不研究“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不研究这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尽管会有某种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但显然难以称之为哲学或“关于技术的”哲学。
其次，《再思考》一文把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还是不够的。哲学所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或终极问题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人与某一特定客体的关系问题。虽然《再思考》不是把技术本身而是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对象来把握，但该文还是明显地把“世界”与“客体”混而为一了。在《再思考》一文提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之后，紧接着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哲学……是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孙正聿）在这个引用之后，该文紧接着说道：“由此，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技术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很明显，孙正聿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再思考》一文则“由此”把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与技术”的关系，于是技术就成了技术哲学中的“世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一般哲学和技术哲学中，实际上只能有一个“世界”，或者说二者的“世界”应当是一致的。而技术显然并不是这样的“世界”，既不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世界，更不是那个本体性的客观世界。正如《再思考》一文所说，技术属于“知识体系”的范畴。
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应不应当成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如果技术哲学不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成熟的哲学。因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则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技术本身。只有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研究技术和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确立正确的技术观、技术历史观和技术价值观。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技术、人与技术的关系和以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其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核心，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是根本。
二、中国技术哲学的现实任务
中国目前的技术哲学研究总体上是面对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面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究竟应当如何面对现实？哲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看来并不是很一致的，因而是很值得探讨的。从笔者所看到的一些论著、文章以及对一些“技术哲学交流会”的情况介绍来看，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目前我国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网络伦理问题，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发展所提出的伦理学等问题。
应该说，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提出技术哲学要关注和研究此类问题确实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现实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必须肯定的，把这些问题作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也是完全应该的和必要的。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当今世界技术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虽然也同样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中国最大、最根本的现实问题。
那末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最应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虽然要注意克服和防止其负面效应，但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是加快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我国生产力中的技术含量，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十六大报告给我们指明了这样一个加快发展的逻辑链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建设上首先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实现“新型工业化”必须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则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技术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因此，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实现中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服务，为技术创新和加快技术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提供科学思维方式的启迪，即研究“如何促进”技术发展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当然是有机统一的，甚至就是一回事，克服和防止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上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可持续发展只是发展的原则、战略、路子、模式、结果或目标，与发展或加快发展并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是与非可持续发展相比较，而发展或加快发展则是与不发展或缓慢发展相比较。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和核心还是要发展，亦即邓小平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因而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相比，如何发展和如何加快发展才是第一位的问题。
总体来讲，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如何推进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中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二是研究如何引导中国技术的健康发展，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研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技术哲学思想；四是研究技术革命的发生规律，从哲学角度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一代技术革命进行前瞻和预测。
三、中国技术哲学的学科特色
目前一些学者在谈论哲学的“技术转向”问题，反映了技术以惊人速度向前发展的这个时代对哲学家的强烈呼唤。但整个哲学的重心转向技术或技术哲学，至少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内是不现实的。吴国盛《哲学中的“技术转向”》[3]一文说：“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在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因果链条中固然“所有问题”都会与技术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在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却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技术使然，不仅同时存在着大量与技术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存在着大量即便没有技术也同样是问题并往往导致技术成为问题的问题，存在着很多尚且是技术无法或暂时无法成为问题的问题，尤其还存在着很多影响乃至阻碍技术发展或阻碍技术快速发展的问题。
因此，在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技术哲学原则上只能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亦即一种部门哲学，而不可能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立形态。但是，从现代技术日益加速发展、技术在社会生活和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这一现实和趋势来讲，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有独立纲领、独立传统、独立形态的哲学来研究和探索也是有益的，可行的。
作为一种部门哲学，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总体上要保持当代中国哲学的独有特色。当代中国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有机统一和整合，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中国技术哲学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应当保持当代中国哲学的独有特色。
具体来讲，中国技术哲学学科的特色化建设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导向特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哲学和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种理论学术研究的根本特色，当然也应成为中国技术哲学学科的根本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技术哲学学科深入发展、走向成熟的指导原则和灵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技术哲学学科不可能有真正的特色。
第二，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注重现实特色。中国技术哲学要面向中国当代实际，承担中国当前技术发展所赋予的时代任务，研究和解决中国当代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实现中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三，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在内容上要保持完整性和系统性特色。要坚持技术观（技术问题上的世界观）、技术历史观、技术价值观的统一，坚持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技术价值论的统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接受当代中国哲学（一般哲学）的指导，并成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第四，中国技术哲学要坚持人文科学传统与工程学传统并重的特色。人文科学传统和工程学传统是技术哲学的两翼，两个并行不悖的分支。二者在哲学层面上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它们相对独立、平行推进有利于技术哲学学科的深化和发展。
第五，中国技术哲学要具有开放性特色。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面向世界，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技术哲学研究的先进成果，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地参与甚或领先研究和解决当代世界技术哲学所面临的一些重大课题。
在当代中国，科学哲学尚未形成为独立的成熟的学科，而技术哲学研究又提上了重要日程。科学技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科学理论引导和决定着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技术进步则促进和推动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都决定了在哲学研究上必须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对技术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推进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使技术哲学更好地为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技术“跨越式发展”目标服务，本文就技术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着重谈三个问题：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现实任务和中国技术哲学学科应有的特色。
一、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
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涉及其定义。一般认为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的哲学”。此定义虽合理，但失之笼统，易引起误解，中外一些学者也确实孤立地以技术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基于此，陈文化、沈健、胡桂香《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再思考》[1]一文（以下简称《再思考》）提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技术，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是对技术哲学认识的一个深化和发展，但尚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再思考》一文的观点对于“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的哲学”这一命题而言，只能是一种解释意见，并不能视为一种修正。因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关于技术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技术的哲学”在本来的意义上不应当不包含“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因为所谓“关于技术的哲学”，核心在“技术”，根本则在“哲学”。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它所注重研究的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客体就是各种特定的对象物，就技术哲学来讲，这个特定对象物就是技术。也就是说，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表现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如果它不研究“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不研究这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尽管会有某种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但显然难以称之为哲学或“关于技术的”哲学。
其次，《再思考》一文把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还是不够的。哲学所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或终极问题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人与某一特定客体的关系问题。虽然《再思考》不是把技术本身而是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对象来把握，但该文还是明显地把“世界”与“客体”混而为一了。在《再思考》一文提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之后，紧接着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哲学……是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孙正聿）在这个引用之后，该文紧接着说道：“由此，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技术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很明显，孙正聿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再思考》一文则“由此”把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与技术”的关系，于是技术就成了技术哲学中的“世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一般哲学和技术哲学中，实际上只能有一个“世界”，或者说二者的“世界”应当是一致的。而技术显然并不是这样的“世界”，既不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世界，更不是那个本体性的客观世界。正如《再思考》一文所说，技术属于“知识体系”的范畴。
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应不应当成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如果技术哲学不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成熟的哲学。因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则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技术本身。只有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研究技术和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确立正确的技术观、技术历史观和技术价值观。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技术、人与技术的关系和以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其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核心，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是根本。
二、中国技术哲学的现实任务
中国目前的技术哲学研究总体上是面对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面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究竟应当如何面对现实？哲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看来并不是很一致的，因而是很值得探讨的。从笔者所看到的一些论著、文章以及对一些“技术哲学交流会”的情况介绍来看，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目前我国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网络伦理问题，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发展所提出的伦理学等问题。
应该说，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提出技术哲学要关注和研究此类问题确实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现实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必须肯定的，把这些问题作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也是完全应该的和必要的。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当今世界技术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虽然也同样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中国最大、最根本的现实问题。
那末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最应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虽然要注意克服和防止其负面效应，但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是加快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我国生产力中的技术含量，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十六大报告给我们指明了这样一个加快发展的逻辑链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建设上首先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实现“新型工业化”必须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则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技术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因此，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实现中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服务，为技术创新和加快技术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提供科学思维方式的启迪，即研究“如何促进”技术发展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当然是有机统一的，甚至就是一回事，克服和防止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上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可持续发展只是发展的原则、战略、路子、模式、结果或目标，与发展或加快发展并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是与非可持续发展相比较，而发展或加快发展则是与不发展或缓慢发展相比较。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和核心还是要发展，亦即邓小平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因而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相比，如何发展和如何加快发展才是第一位的问题。
总体来讲，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如何推进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中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二是研究如何引导中国技术的健康发展，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研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技术哲学思想；四是研究技术革命的发生规律，从哲学角度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一代技术革命进行前瞻和预测。
三、中国技术哲学的学科特色
目前一些学者在谈论哲学的“技术转向”问题，反映了技术以惊人速度向前发展的这个时代对哲学家的强烈呼唤。但整个哲学的重心转向技术或技术哲学，至少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内是不现实的。吴国盛《哲学中的“技术转向”》[3]一文说：“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在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因果链条中固然“所有问题”都会与技术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在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却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技术使然，不仅同时存在着大量与技术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存在着大量即便没有技术也同样是问题并往往导致技术成为问题的问题，存在着很多尚且是技术无法或暂时无法成为问题的问题，尤其还存在着很多影响乃至阻碍技术发展或阻碍技术快速发展的问题。
因此，在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技术哲学原则上只能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亦即一种部门哲学，而不可能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立形态。但是，从现代技术日益加速发展、技术在社会生活和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这一现实和趋势来讲，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有独立纲领、独立传统、独立形态的哲学来研究和探索也是有益的，可行的。
作为一种部门哲学，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总体上要保持当代中国哲学的独有特色。当代中国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有机统一和整合，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中国技术哲学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应当保持当代中国哲学的独有特色。
具体来讲，中国技术哲学学科的特色化建设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导向特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哲学和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种理论学术研究的根本特色，当然也应成为中国技术哲学学科的根本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技术哲学学科深入发展、走向成熟的指导原则和灵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技术哲学学科不可能有真正的特色。
第二，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注重现实特色。中国技术哲学要面向中国当代实际，承担中国当前技术发展所赋予的时代任务，研究和解决中国当代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实现中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三，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在内容上要保持完整性和系统性特色。要坚持技术观（技术问题上的世界观）、技术历史观、技术价值观的统一，坚持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技术价值论的统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接受当代中国哲学（一般哲学）的指导，并成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第四，中国技术哲学要坚持人文科学传统与工程学传统并重的特色。人文科学传统和工程学传统是技术哲学的两翼，两个并行不悖的分支。二者在哲学层面上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它们相对独立、平行推进有利于技术哲学学科的深化和发展。
第五，中国技术哲学要具有开放性特色。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要面向世界，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技术哲学研究的先进成果，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地参与甚或领先研究和解决当代世界技术哲学所面临的一些重大课题。
在当代中国，科学哲学尚未形成为独立的成熟的学科，而技术哲学研究又提上了重要日程。科学技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科学理论引导和决定着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技术进步则促进和推动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都决定了在哲学研究上必须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