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奖项遭遇信任危机 重奖背后大多是政绩工程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1日14:00  时代周报

　　中国的奖项，滥了、乱了、烂了？

　　本报评论员 李铁

　　最近关于深圳市政府向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热议，马化腾的个人财富近300亿，却依然领取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每月3100元的“购房贴息”，这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实际上，这样的政府奖励绝非孤例，此类官方犒赏几乎泛滥成灾：

　　2006年，河南登封市政府就给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颁发了“发展旅游突出贡献奖”，奖励价值100万元的豪华越野车一辆。

　　200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授予张艺谋、李宁杰出贡献奖，分别奖励100万元，表彰两人为北京奥运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

　　政府重奖企业的更是多如牛毛：

　　今年9月，广东佛山三水区政府隆重举行“自主创新和做大做强突出表现企业表彰会议”，给予好帮手公司110万元的重奖。

　　2008年，江苏省政府拿出了4600多万元，奖励省内203家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称号的企业。

　　攀枝花市有个机构，因为种植“攀枝花芒果”，申报成功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也获得了市政府50万元重奖。

　　类似这样的由各级政府出钱，补贴或者奖励当地的成功企业及其骨干的做法，已蔚然成风。这样做说起来似乎有理：这些企业贡献了就业与税收，为社会造了福，为当地争了光，政府应予鼓励重奖。

　　重奖背后是政绩工程

　　不过这种貌似有理的做法却仅仅是中国特色，并不符合“国际惯例”。

　　对于北欧小国芬兰来说，诺基亚可谓是这个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它占了芬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诺基亚及其子公司为530万人口的芬兰提供了6万个就业机会，芬兰引以为傲的研发投资，有1/3的经费，来自诺基亚。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巨资重奖这个企业，或者重奖诺基亚的老板、科研人员。

　　再看看比尔·盖茨，他对美国的贡献要远远大于马化腾对区区一个深圳的贡献吧，但是，即便获得美国国家技术奖的比尔•盖茨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块铜制奖牌，唯一的“实惠”就是在白宫和总统握手合影，没有一分奖金。这个奖章由国会于1980年设立，1985年首次颁奖，主要授予那些具有美国式创新精神，并在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方面有着杰出表现的美国公民或者美国机构，以表彰其在促进技术应用、提高就业率、改善生产力水平以及刺激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贡献。

　　此外，美国还有一项专门针对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奖项，那就是美国总统学者奖。该项目始于1964年，用以选拔和表扬美国最杰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每年最多可有141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获得总统学者奖。获奖者将免费获邀参加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家荣誉周活动，并在白宫主办的颁奖仪式上接受总统学者奖奖章，但是也没有一分钱奖金。

　　难道美国和芬兰等这些国家的政府没钱奖励人才吗？当然不是。这涉及到首先就是权力是否受到制约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拿出纳税人的钱奖励任意公民，首先遇到的就是合法性的质疑。对于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而言，要花钱必须遵循“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的原则。实际上在我国，即便翻出现有的法律法规，也找不到允许政府重奖某个市场主体的法律条文。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可以在法律和议会的授权下，在一些公益、公众事业方面投入和花钱，但对于企业这种市场主体或者个人的奖励，很容易造成不正当竞争，实际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是行政权力的越位，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在市场经济之下，企业在经营上取得了成功，自然会得到市场的回报，个人的成功也是如此，并不需要政府再拿纳税人的钱去重奖一次。何况是去重奖那些本已成功的企业或个人，往往是给法拉利车主奖QQ车，也起不到什么激励作用。

　　相反，如果政府这样滥发奖金，又缺乏相应的监督，这种奖励很可能有官商勾结的嫌疑，极易滋生腐败。

　　政府滥发重奖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政绩思维在作怪，当政府想抓某项工作，就拿钱奖励，需要这方面的政绩，就在此处用奖励树一个典型。其实质是政府自己的一种政绩投资，或者说，是政绩工程的一种隐蔽的表现形式。

　　体制内奖：信任危机空前

　　说到奖，除了这种金钱和物质奖励，还有一些荣誉性的奖项，这些年，中国的奖项可谓是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一些原本公信力很高、含金量十足的奖项或荣誉头衔，也在一片乱象中迅速烂掉。

　　鲁迅文学奖、金鸡百花奖，都拥有较长的历史，公众认同度很高，被认为是各自领域的最高荣誉。但这两个奖项近年来却负面新闻频出，公信力已大不如前，奖项的含金量在行内行外都已大幅下滑。

　　最近，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奖。这位官员诗人一夜爆红，两首旧作《徐帆》和《刘亦菲》被网友命名为“羊羔体”，并认为这诗代表“回车键里出官诗”的时代终于来临，更有网友模仿其写作风格，写出了一首以《车延高》为题目的诗。公众的恶搞，是对该奖的极大蔑视。

　　实际上，上一届的鲁迅文学奖也备受舆论质疑。据媒体报道，担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成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有评论指出：“最耸人听闻的是，多达四个终审评委同时也是获奖者。”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评奖中，绝无仅有。

　　对于金鸡百花奖，韩寒的评点很幽默：“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金鸡百花奖到现在还在颁奖，我以为这些奖早就倒闭了。”这个曾经让亿万影迷热情参与投票的大众奖项，如今已经门庭冷落，失去观众参与价值的金鸡百花奖，只不过是业内人士的一次自我狂欢与吹捧而已，好像和亿万观众无关了。

　　明码标价的信誉

　　如果说鲁迅文学奖、金鸡百花奖是在争议声中褪了色，含金量大不如前，还有些奖项，则是在腐败中彻底崩溃了。

　　前些年我们经常在电视广告上、在食品包装袋上看到“国家免检产品”的字样，似乎是定心丸，表明质量信得过。在最初的日子里，这个荣誉头衔确实也还算靠谱。不过自三鹿系列事件之后，人们发现，“免检”早已沦落为了“不检”和“不管”，最终，“国家免检产品”也从食品包装上被取消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国驰名商标”。去年底，《法制日报》披露了辽宁的一桩驰名商标造假案。辽宁某地多名法官、律师涉嫌与当事人串通，制造通过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假案。“你给我50万，我就把驰名商标给你弄来。”法院系统的一位专家做调研时就遇到很多代理人如此明确地承诺。

　　曾任湘潭中院民三庭副庭长的黄伟也提供“一条龙服务”，通过司法审判认定了多个中国驰名商标。

　　这些司法腐败直接造成了一些省驰名商标的认定数连创新高，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司法认定形成。就连许多当地人也闻所未闻的品牌，竟然一夜之间成了“中国驰名商标”。两会期间，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曾大声疾呼“驰名商标”出现欺世盗名，建议干脆取消。

　　什么样的奖才有价值

　　这些原本含金量很高的奖项为什么会烂掉？什么样的奖才有价值？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奖项的本质是什么。奖项是一种荣誉，其实质是一种社会信誉。在一个奖项背后，是信誉在支撑着它，信誉度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奖项的价值。

　　奖项的烂掉，其实质就是它背后的信誉体系的坍塌。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体系会坍塌呢？就是有人拿已经建立起来的信誉去做交易，去卖钱，一步步啃光了之前积累起来的信誉。没了信誉，这个奖项自然也就不值钱了，再拿来卖，也卖不出个好价了，因为公众不认了。

　　有些奖项是政府设立的，在我国，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奖项和资格认定，都来自于政府。这些奖项的信誉，实际上是以政府信用作担保的。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公权力组织，本来是具有天然的信誉度的，这是政府奖项的天然优势。

　　但政府机构主持的奖项也有天然的劣势，那就是腐败的威胁，政府机构的主事者一般任期有限，如果它手中的权力缺乏监督的话，这个奖项实际就成了无主财产，没有人会珍惜它。掌握权力的人就会为了私利去透支这笔财富，直到搞垮它的信誉。

　　来自民间或者某个企业的奖项荣誉，在权威性上高于政府的，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数不胜数。像民间企业一样，这些奖项的归属一般是清晰的，搞好搞坏都是他自己承担后果。民间奖项的含金量来自于自由竞争，谁都可以设立一个奖，但这个奖是否被社会认可，全靠自己去竞争，去积累信用。

　　比如每年的金球奖评选，由《法国足球》杂志主办，其权威性被普遍认为高于国际足联的世界足球先生评选。还有《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榜、《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的汽车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民间机构自己评选的荣誉，都是该领域的头号权威。

　　钻石评级证书更不是开玩笑的事，目前公认的四大证书GIA、HRD、EGL、IGI，有政府的，也有营利企业的，都极具公信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讨论改革可能的结局，有人认为改革最糟糕的结局，莫过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打的是政府公权力的幌子，私下里谋的是掌权者的私利。这句话对于奖项同样成立，一个奖项最怕的就是，它利用的是政府的信誉，实际是被掌权者拿去做私下的交易。这种计划市场两边都不靠的状况，是最糟糕的。        花钱奖人才：政府当慎行

　　近日，有两件事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一是鲁迅文学奖评给了“羊羔体”诗人车延高，一是身家293亿的腾讯总裁马化腾，被深圳市政府评为“高层次专业人才”，一直领取住房补贴，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却有着某种暗合—都是评选，都是奖励，都是高度体制化的奖项。

　　从事后舆论的一致批评和讥讽，不难看出公众对这样的激励机制的不满，这种由体制主导的人才评选其合法性遭到了广泛质疑。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拟推出奖金高达3000万元的巨额奖项，用来奖励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些挥霍纳税人的钱、慷他人之慨的评选，程序上是否正义，是否经过人大讨论授权，是否经过公众参与听证，是否符合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依法行政政治伦理，都值得拷问。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谁有资格制定标准？从理想的模式来看，应该由谁来对人才进行评价和奖励？社会应该树立起怎样的人才观？

　　傅国涌：中国主流评价体系由行政权力操控

　　人才评价体系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行政决定的评价体系，比如高校教师只有进入这个体系，得到种种头衔，才会被看重，才有话语权，但这些头衔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不是凭借自身真正的学术水准，而是许多可以量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则是由行政决定的。比如许多官方色彩浓厚的奖项也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还有形形色色的那些奖，其最终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手中，然后由权力指定人员组成评委，这是现在中国主流的评价体系。

　　第二类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评价体系，它较少受到行政干预，但却容易受金钱、商业的操控，也会产生另外一些负面问题。目前中国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评价体系，许多娱乐明星、商业明星都是这种评价体系的产物。第三类是纯粹民间的、非盈利的社会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相对公正，但是其公正性需要长期的积累，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点比如，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诺贝尔奖，它是一项纯粹民间奖项，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考验，它被认为是相对公正的。

　　人才的评判应该放在一种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评价体系之下进行，而民间的独立评价体系更为重要，也更具公正性，代表了社会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肯定。

　　目前中国的主流评价体系是由行政权力操控的，以学术界为例，按照这种评价标准，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这些人恐怕都出不来：梁漱溟只读了高中，就被北大聘为讲师；陈寅恪没有学位，怎么可以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恐怕进大学的门槛都够不着；梁启超完全是在一个民间评价体系中，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

　　今天，行政评价体系之外，商业化的评价体系正在逐渐出现，但这个体系还不够健康。我们需要一个普遍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民间评价体系，它既不是商业化的，也不是权力化的，有相对独立的评价标准。包括设立更多的民间奖项，这些奖项一次、两次评选出来的人未必恰当，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它评出来的人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个奖就会被人们信赖、认可。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讨论人才评价问题较难的，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因为行政方面几乎掌握了所有主要资源，而民间的声音缺乏表达、传播的渠道。比如民间设立一个什么奖，也都是非常小众的选择，影响力很小，传播范围非常窄，很难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奖。种种因素使很多进步人物被剔除在外，出来的只是一个残缺的、过滤过的名单。

　　郭巍青：创新人才不是政府用钱激励出来的

　　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自由、多元、充满竞争的环境，在一个垄断的行政体制下，人才难以健康成长。政府应该放弃人才评选之权，这是基本原则，政府包办人才评选，难免会从政府眼光出发的标准来代替真正的专业标准，这是一大弊病。我们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各类专业评选中，政府要放权，要退出。应当鼓励发展专业团体，提倡公平竞争，从而发展出有公信力的奖项。在这个当中，应该非常重视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公论的认可。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要对有贡献的人予以嘉奖，可以说也在它的行政管理决策的权限范围之内。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争议，显然需要反思。可以先从信息公开环节入手，逐步推进改革。例如奖励目的、奖金额度、评选标准、评选过程等等，应该向社会公开，允许批评和争议。至于说征求纳税人同意问题，作为一个价值观当然是应该这样，但主要的做法，应该是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政府的决策事项和决策权限。

　　深圳市政府给马化腾等“高级人才”发住房补贴，用几千块钱去刺激人才，这很可笑，对于身家亿万的那些人，这应该连小恩小惠都算不上吧。政府应该做更大的事情，应该创造适合企业家生长的环境，比如怎样保护产权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要健全法制环境，建设廉洁奉公、守法的政府，培育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等等。这样，有创新能力的人会得到充分发展，人才会被创业机会吸引过来，他们会从规范的市场发展中得到最大回报。

　　高校的各种评选，似乎总是有行政头衔的人最多，容易产生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不过公平来说，这主要是体制问题，是行政化办学必然有的现象。一个学院选院长，标准就是要成果多的、年轻的、冒尖的人。所以学术和行政总是合二为一地集中在一批人身上。行政职务和行政平台，的确会在各种项目申报中带来便利，各种荣誉头衔，也是为本单位拉资源的必要条件，所以说，其中有很多相互循环，事情都是混在一起的。只能说，在行政化办学的体制下，事情必然如此。

　　李公明：评委选择不当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现在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氛围导致了目前人才评选的状况，这不仅仅表现在官方的各种奖项，只要是在事业单位，人才的选拔都具有同样的性质。选拔人才时，最重要的指标是对单位领导的态度，其次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公共事务的态度，那些社会责任感特别强，对公共事务有很多建言、批评，非常关心社会公共问题的人，很容易被排除在人才培养、领导任用、奖励的行列之外。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听话的、顺从的、执行的人才，不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具有真正的道义良知的人才。

　　在1978、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曾经有关于人才选拔标准的反思思潮，因为当时为“文革”期间受到不正当批评、摧残的人平反，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大家还比较愿意去欣赏那些思想锐利、关心社会的人才。

　　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市场经济大潮来临，威权体制在社会全面推进，这样的人才观已经不复存在了，到后来就变成以所谓的“经济能人”作为人才的标准。进入IT时代，又把“技术能人”纳入人才行列。

　　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在决策前都要征求专家意见，但其实很多时候仅仅是一些技术上的专家，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诉求，很可能都是欠缺的。所以，当这种人才参与社会政策的决策时，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追根溯源是我们的人才观、人才选拔标准、机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把那些对现实生活中的积弊有敏锐观察，并且有大胆的批评精神的人才排除在外。眼下看到的几个例子，鲁迅文学奖、深圳市住房补贴，都非常明显地背离了表彰人才的原则。

　　评选或表彰人才的评委，应该由专家组成，而且要有严格的匿名和回避制度，评选过程要完全公开，并受到同行和整个社会监督。目前的许多评选，虽然形式上有专家的评议，但是这些专家是否有利益牵涉，是否真的在专业上具有高水平是有疑问的。评委选择不当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假如让一些并不具有真才实学和社会担当的所谓专家来评选的话，评出来的结果必定是不行的。所以问题的症结，一个是机制方面的漏洞，另一个是这些人自身的欠缺。

　　各种人才选拔和评奖活动，涉及到公共资源的运作时，纳税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从架构上来讲，我们有人大、政协，有各种级别的专家委员会，但是很多机构并不能真正履行它们的职能。比如该不该用一笔巨款来设立一个奖项，这个奖项的社会效益如何体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检验，所有这些本来就该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和机制来运作，但是现在还是由长官意志来决定。

　　由于目前的公共监督、媒体监督，有很多地方无法到位，这些奖项的推出和评奖的过程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黑箱作业，我们很难知道。而一些非常巨额的奖项，尤其要慎重，必须经得起公共政治的考验，否则的话，就可能与奖励某一类人才的初衷完全背离。

　　张鸣：如果学界没有标准，那就会全部乱套

　　评优与评人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中国，评优不一定就是评人才。某个人在某个领域干得好、成为模范，他就是优秀，比如深圳市政府评马化腾就是评优；而评人才则不一样，鲁迅文学奖是评人才。在我们过去的评价体系中，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好意思说政治标准，就说道德标准第一，但是道德标准已经把很多东西涵盖进去了，比如这个人是不是听话、老实，这样就把那些品行独立的人踢除在外，即便他很有才干。

　　现在的评选已经成了一件很可笑的事，评出来的结果很烂，许多官方的奖项，评奖者只是想要借此实现某些个人或组织意图，并不想评出真实的情况。因此很多奖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运作得到，然后自己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比如云南空手套白狼的楼盘，房子还没盖，地还没征，它就已经获奖了，南京“楼歪歪”获得省级建筑优秀奖，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

　　以前的评奖虽说政治和道德标准第一，很多都不是真正的人才评选，但它毕竟还在评；现在已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运作出来，因为有些人迷信这个，认为拿奖有好处，至少它是个荣誉。现在文学类、艺术类的奖，完全干净的几乎没有，包括学界也是如此，教育界评选出来的名师90%都是领导，两院院士也大多是各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领导，评奖都评给了领导，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在一个正常的评价体系里面，如果是学术奖，就应该让学界来评；如果是其他奖，就要充分尊重民意。而且，评判必须要有严格细致的标准，这个标准由专业共同体或者有公信力的专家讨论制定，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如果学界没有标准，其他领域就更加没有标准，那就会全部乱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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