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疯子”吴稚晖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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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吴稚晖轶事
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在国民党政府之中，吴稚晖都是以言行怪异而著名。有人做了这样的总结：蒋介石最秘密的“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喜欢扮演小丑形象的吴稚晖，确实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常人的奇言怪行。正因为如此，而被时人称为“疯子”。本文选择一些有关吴稚晖的疯言疯事，以飨读者。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作为一个学者兼政治家人性的另一面。
“吴疯子”由来
吴稚晖被人称为“疯子”，由来已久。
早在1892年5月，从北京会试未中正失意难过的吴稚晖偶然碰见一个大逆不道的场面，于是他以封建卫道士的勇气，出来大闹了一场。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正在书院门口散步的吴稚晖和同学钮永建等看见江阴知县坐轿子经过孔庙而未下轿。见此“犯上”行径，这些孔子门生十分气愤。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儒教地位，推崇孔子，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孔庙，并在孔庙前立了下马碑。——规定所有人等到了这里，乘马的必须下马，坐轿的必须下轿。
亲眼看着江阴知县光天化日之下不下轿子就堂而皇之地想从孔庙前经过，这些书院学子，认为这是“非圣非法”的忤逆行为，以吴稚晖带头，拦住轿子，并捡起路边的石块，砸向知县，把知县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撕破，狼狈不堪。逃回衙门的知县盛怒之下，便利用自己的权力，下令衙役前往书院捉拿吴稚晖等人，押解到县衙关了起来。
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赶忙前往县衙交涉。按照清朝律例，凡是中了举人获得功名的人，他们的身份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是不能随便抓的，有点像今天的豁免权。知县自然知道清律，官再大也不敢违犯。而且他自己违反下轿惯例于先。因此，知县怕事情闹大了，人们会指责他非礼圣贤，可能对他不利。于是在书院山长的调和下，知县便用轿子，并派乐队吹吹打打、体面风光地把吴稚晖等送回书院，风波才算平息。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怕吴稚晖等闹事的同学以后还会招惹麻烦，便请他们离开书院。
在此后的生平活动中，“吴疯子”越来越疯，成为国民党政府高层一道难得的“风景”。
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旗袍套改制而来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比穿着更出格的，则是他的言行。吴稚晖可用放荡、不修边幅形容，经常睡大车店，甚至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年轻时留学日本，在留学生大会上，他上台大骂西太后慈禧，骂到一半时，不小心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不慌不忙提上裤子，照骂不误。扮小丑也是这位疯子的特长之一。1912年4月19日，年近50岁时，为了募集爱国捐款，吴稚晖扮演穿黑西装、围红围巾、头顶用红绳扎了根小辫的小丑登台亮相，只见他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执折扇，断断续续击鼓，高唱自编的劝募歌，要求大家为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捐款。观众们认为吴稚晖的表演味不够，他于是干脆跪在台前叩头不止，而且愈叩愈急，观众投掷银元就更多了，甚至有的把金戒、金手镯也投到台上。这时吴稚晖才起立大声说：“谢谢诸位男女来宾，我劝大家捐钱，我不捐钱，我下不了台。我只好把腰间所有的钱，一齐和大家的钱并入一堆，也算是我吴稚晖装点门面，凑凑热闹。”说完，他将腰带一松，若干银元“哗啦”落地，然后他若无其事地从满座掌声中躬身退场。
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敬恒谨启。”
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声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
1948年，他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有朋友见吴稚晖年迈行动不便，于是特意送给他一部人力自助车，吴稚晖收下后，叫蒋经国把扶手锯掉。蒋经国不敢，吴稚晖说：“叫你锯你就锯。”后来这辆没有了扶手的人力车摆在吴稚晖家，成为来客人随便坐的沙发。
视做官如敝屣
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吴稚晖如果要谋得一官位，简直易如反掌。但在半个多世纪的宦海生涯中，吴稚晖却没有担任一个有实权的官职。这在争官要权的国民党政府中，确实罕见。
尽管言行看起来疯狂，可吴稚晖对官场有着十分的清醒。
早在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作为老朋友的吴稚晖来到总统府，和孙中山同吃同住了几天，对孙中山的民主朴素勤勉的作风十分赞赏。与此同时他也目睹了临时政府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包括革命党内各个山头之间争权夺利的复杂性，深感自己的性格不适应官场。因此当孙中山等曾委任吴稚晖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吴稚晖“力辞而止”。并离开南京，到上海仍然写他的文章。尽管吴稚晖视做官如敝屣，但由于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因此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政府当局曾委任他的官衔却很多：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官方公布的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一、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二、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三、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野史记载的理由，则十分粗俗，即吴稚晖对蒋介石说：“我最好拉野屎。当了国家元首之后，这个爱好就不能保持了。既然是国民政府主席，出门拉个屎，必有警卫随伺站岗，前呼后拥。此事若传将出去，有损国体！”
吴稚晖曾对人说，自己“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和鼓吹科学精神上。尽管年过五旬，他仍然不断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到了60岁时，他还为《民国日报》的《科学周报》写了许多生动幽默的“编辑话”。对科学、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肯定和传播，以及对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及其落后现实的批判，成为他终身努力宣扬的思想。
有评论说，吴稚晖虽然口德极差，但在中国政治这口大酱缸里，抛开信仰不谈，只论私德的话，他“还说得过去”。吴稚晖一生十分简朴，敝衣败絮，安之若素，外出他从不坐专车，每次都由老伴搀扶着走出草屋拄着拐杖排队上公车。他视金钱如身外之物，通通用来接济别人。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却从来没有人敢前去送礼，否则往往连人带物被轰出门去。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当局专为吴稚晖在重庆牛角沱对岸山上修建小楼一座，他拒不领情。吴稚晖说：“我住惯坏房子了，好比猪住在猪圈里很舒服，倘使把猪搬进洋房，说不定反而要生病的。为了保存老命，故而不迁。”后来吴稚晖自己花钱特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面的大田鸡山坡上，修建茅草屋一座，面积13平米见方。有人描述他的住所：一挂旧蚊帐，一张竹板床上，一个大马桶和一位老伴而已。吴稚晖模仿刘禹锡《陋室铭》而作《斗室铭》，大谈拉野屎的乐趣，令人捧腹：“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他也没有离开过“斗室”。
吴稚晖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2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日积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1册或2册）。
文风与口风
吴稚晖诙谐、尖酸、刻薄的文风与口风在国民党内是有名的。
先看他的文风：
吴稚晖在《猪生狗养的中国人》中痛骂梁启超：“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何等的畅快淋漓！
大革命时期，中共领袖陈独秀曾预言中国革命胜利只需20年。对此吴稚晖不以为然。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时在重庆的吴稚晖写了一幅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有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此联风格仍然是吴稚晖一贯的尖酸文风，并流露出为陈独秀“预言”失败而感到惋惜、又不无幸灾乐祸之情。不过当1949年他自己败逃孤岛之时，恐怕就不敢想起自己曾经这样讽刺过陈独秀先生了！因为“政治大失败”的正是吴稚晖自己！
再看他的口风，无论如何不会把他与著名的学者和有身份的人联系起来。
民国年间，上层社会流行素食。吴稚晖却从不愿委屈自己的嘴巴。有一次，上海著名的老中医丁福保摆了一桌素席宴请吴稚晖和李石曾。吴稚晖本想过把鸡鸭鱼肉的瘾，却被满桌的青菜、豆腐倒了胃口。对于席间丁福保素食养生的宏论，李石曾颇有同感。一旁的吴稚晖却心不在焉。见吴稚晖多有不悦，丁福宝于是故意问其对素食的看法，吴稚晖气不打一处来：“我嘛，上头是喜荤的，下头却是吃素的。李石曾和我相反，他上头是吃素的，下头是要吃荤的。”气得丁福宝无言以对。此言绝非空穴来风，李石曾已年逾花甲，却新娶了一房如夫人，而吴稚晖依然独居。
有一次，吴稚晖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吃饭，席间谈笑风生，毫无隔阂，旁人根本无从晓得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民国四元老”之一。忽然，有一个人认出他来了：“您莫非党国要人吴稚老？”这吴稚晖倒也爽快：“无锡老头子，面孔都是一样的，你不要看错人呀！”这哪像“党国要人”的语气。
还有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突然破口大骂他“老王八蛋，只知道嘻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骂战，谁知这老先生嘻嘻一笑说：“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幽默诙谐之中显示出他的大度。
吴稚晖的家厨经常烹制沙参老鸭汤为主人“固精”。吴稚晖自嘲道：“人说我吴某祸害了民国，其实我何曾祸害过民国？每个礼拜祸害三只肥鸭子倒是实情，吃肉喝汤，风雨无阻。他日到了阿鼻地狱，必愧对一群鸭子的冤魂！”
有一次吴稚晖随蒋介石出巡武汉，代表蒋讲话，其时天气燠热，吴稚晖的开场白是：“昨天晚上一觉醒来，发现我的裤子都湿透了，起初以为是遗精了，但想了想并未做什么混帐梦呵，后来才知道是出的汗。”如此赤裸裸的坦白，谁能受得了！蒋介石在一旁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吴稚晖曾写了一首《论房事》的打油诗，大谈自己的生活心得。诗云：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如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以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钱；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
吴稚晖最有名的“绝活”还是骂人。他骂的人，并不只是辩敌。只要看不顺眼，谁都难逃他的毒口。据说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呼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蒋介石扣押代表，他又让卫队长转告蒋介石，“骂他是婊子养的”。这名国民党中常委，因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常和冯玉祥一起，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有一次，蒋一边离座来迎，一边笑问他为何白天点灯笼。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的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另一次，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拜访他，他不喜欢宋美龄的化装打扮，于是命令家人锁门关窗。蒋介石的侍卫在外面叫了半天门，不见动静。突然他大怒之下推开窗户，指着蒋宋大喊：“吴稚晖不在家！”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痛斥汪伪集团：“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吴稚晖不仅为汪精卫改名，称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如此辛辣讽刺的文风，确实让国人解恨。
作者：张 枫《文史天地》
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在国民党政府之中，吴稚晖都是以言行怪异而著名。有人做了这样的总结：蒋介石最秘密的“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喜欢扮演小丑形象的吴稚晖，确实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常人的奇言怪行。正因为如此，而被时人称为“疯子”。本文选择一些有关吴稚晖的疯言疯事，以飨读者。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作为一个学者兼政治家人性的另一面。
“吴疯子”由来
吴稚晖被人称为“疯子”，由来已久。
早在1892年5月，从北京会试未中正失意难过的吴稚晖偶然碰见一个大逆不道的场面，于是他以封建卫道士的勇气，出来大闹了一场。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正在书院门口散步的吴稚晖和同学钮永建等看见江阴知县坐轿子经过孔庙而未下轿。见此“犯上”行径，这些孔子门生十分气愤。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儒教地位，推崇孔子，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孔庙，并在孔庙前立了下马碑。——规定所有人等到了这里，乘马的必须下马，坐轿的必须下轿。
亲眼看着江阴知县光天化日之下不下轿子就堂而皇之地想从孔庙前经过，这些书院学子，认为这是“非圣非法”的忤逆行为，以吴稚晖带头，拦住轿子，并捡起路边的石块，砸向知县，把知县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撕破，狼狈不堪。逃回衙门的知县盛怒之下，便利用自己的权力，下令衙役前往书院捉拿吴稚晖等人，押解到县衙关了起来。
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赶忙前往县衙交涉。按照清朝律例，凡是中了举人获得功名的人，他们的身份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是不能随便抓的，有点像今天的豁免权。知县自然知道清律，官再大也不敢违犯。而且他自己违反下轿惯例于先。因此，知县怕事情闹大了，人们会指责他非礼圣贤，可能对他不利。于是在书院山长的调和下，知县便用轿子，并派乐队吹吹打打、体面风光地把吴稚晖等送回书院，风波才算平息。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怕吴稚晖等闹事的同学以后还会招惹麻烦，便请他们离开书院。
在此后的生平活动中，“吴疯子”越来越疯，成为国民党政府高层一道难得的“风景”。
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旗袍套改制而来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比穿着更出格的，则是他的言行。吴稚晖可用放荡、不修边幅形容，经常睡大车店，甚至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年轻时留学日本，在留学生大会上，他上台大骂西太后慈禧，骂到一半时，不小心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不慌不忙提上裤子，照骂不误。扮小丑也是这位疯子的特长之一。1912年4月19日，年近50岁时，为了募集爱国捐款，吴稚晖扮演穿黑西装、围红围巾、头顶用红绳扎了根小辫的小丑登台亮相，只见他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执折扇，断断续续击鼓，高唱自编的劝募歌，要求大家为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捐款。观众们认为吴稚晖的表演味不够，他于是干脆跪在台前叩头不止，而且愈叩愈急，观众投掷银元就更多了，甚至有的把金戒、金手镯也投到台上。这时吴稚晖才起立大声说：“谢谢诸位男女来宾，我劝大家捐钱，我不捐钱，我下不了台。我只好把腰间所有的钱，一齐和大家的钱并入一堆，也算是我吴稚晖装点门面，凑凑热闹。”说完，他将腰带一松，若干银元“哗啦”落地，然后他若无其事地从满座掌声中躬身退场。
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敬恒谨启。”
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声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
1948年，他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有朋友见吴稚晖年迈行动不便，于是特意送给他一部人力自助车，吴稚晖收下后，叫蒋经国把扶手锯掉。蒋经国不敢，吴稚晖说：“叫你锯你就锯。”后来这辆没有了扶手的人力车摆在吴稚晖家，成为来客人随便坐的沙发。
视做官如敝屣
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吴稚晖如果要谋得一官位，简直易如反掌。但在半个多世纪的宦海生涯中，吴稚晖却没有担任一个有实权的官职。这在争官要权的国民党政府中，确实罕见。
尽管言行看起来疯狂，可吴稚晖对官场有着十分的清醒。
早在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作为老朋友的吴稚晖来到总统府，和孙中山同吃同住了几天，对孙中山的民主朴素勤勉的作风十分赞赏。与此同时他也目睹了临时政府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包括革命党内各个山头之间争权夺利的复杂性，深感自己的性格不适应官场。因此当孙中山等曾委任吴稚晖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吴稚晖“力辞而止”。并离开南京，到上海仍然写他的文章。尽管吴稚晖视做官如敝屣，但由于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因此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政府当局曾委任他的官衔却很多：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官方公布的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一、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二、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三、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野史记载的理由，则十分粗俗，即吴稚晖对蒋介石说：“我最好拉野屎。当了国家元首之后，这个爱好就不能保持了。既然是国民政府主席，出门拉个屎，必有警卫随伺站岗，前呼后拥。此事若传将出去，有损国体！”
吴稚晖曾对人说，自己“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和鼓吹科学精神上。尽管年过五旬，他仍然不断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到了60岁时，他还为《民国日报》的《科学周报》写了许多生动幽默的“编辑话”。对科学、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肯定和传播，以及对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及其落后现实的批判，成为他终身努力宣扬的思想。
有评论说，吴稚晖虽然口德极差，但在中国政治这口大酱缸里，抛开信仰不谈，只论私德的话，他“还说得过去”。吴稚晖一生十分简朴，敝衣败絮，安之若素，外出他从不坐专车，每次都由老伴搀扶着走出草屋拄着拐杖排队上公车。他视金钱如身外之物，通通用来接济别人。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却从来没有人敢前去送礼，否则往往连人带物被轰出门去。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当局专为吴稚晖在重庆牛角沱对岸山上修建小楼一座，他拒不领情。吴稚晖说：“我住惯坏房子了，好比猪住在猪圈里很舒服，倘使把猪搬进洋房，说不定反而要生病的。为了保存老命，故而不迁。”后来吴稚晖自己花钱特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面的大田鸡山坡上，修建茅草屋一座，面积13平米见方。有人描述他的住所：一挂旧蚊帐，一张竹板床上，一个大马桶和一位老伴而已。吴稚晖模仿刘禹锡《陋室铭》而作《斗室铭》，大谈拉野屎的乐趣，令人捧腹：“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他也没有离开过“斗室”。
吴稚晖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2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日积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1册或2册）。
文风与口风
吴稚晖诙谐、尖酸、刻薄的文风与口风在国民党内是有名的。
先看他的文风：
吴稚晖在《猪生狗养的中国人》中痛骂梁启超：“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何等的畅快淋漓！
大革命时期，中共领袖陈独秀曾预言中国革命胜利只需20年。对此吴稚晖不以为然。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时在重庆的吴稚晖写了一幅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有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此联风格仍然是吴稚晖一贯的尖酸文风，并流露出为陈独秀“预言”失败而感到惋惜、又不无幸灾乐祸之情。不过当1949年他自己败逃孤岛之时，恐怕就不敢想起自己曾经这样讽刺过陈独秀先生了！因为“政治大失败”的正是吴稚晖自己！
再看他的口风，无论如何不会把他与著名的学者和有身份的人联系起来。
民国年间，上层社会流行素食。吴稚晖却从不愿委屈自己的嘴巴。有一次，上海著名的老中医丁福保摆了一桌素席宴请吴稚晖和李石曾。吴稚晖本想过把鸡鸭鱼肉的瘾，却被满桌的青菜、豆腐倒了胃口。对于席间丁福保素食养生的宏论，李石曾颇有同感。一旁的吴稚晖却心不在焉。见吴稚晖多有不悦，丁福宝于是故意问其对素食的看法，吴稚晖气不打一处来：“我嘛，上头是喜荤的，下头却是吃素的。李石曾和我相反，他上头是吃素的，下头是要吃荤的。”气得丁福宝无言以对。此言绝非空穴来风，李石曾已年逾花甲，却新娶了一房如夫人，而吴稚晖依然独居。
有一次，吴稚晖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吃饭，席间谈笑风生，毫无隔阂，旁人根本无从晓得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民国四元老”之一。忽然，有一个人认出他来了：“您莫非党国要人吴稚老？”这吴稚晖倒也爽快：“无锡老头子，面孔都是一样的，你不要看错人呀！”这哪像“党国要人”的语气。
还有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突然破口大骂他“老王八蛋，只知道嘻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骂战，谁知这老先生嘻嘻一笑说：“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幽默诙谐之中显示出他的大度。
吴稚晖的家厨经常烹制沙参老鸭汤为主人“固精”。吴稚晖自嘲道：“人说我吴某祸害了民国，其实我何曾祸害过民国？每个礼拜祸害三只肥鸭子倒是实情，吃肉喝汤，风雨无阻。他日到了阿鼻地狱，必愧对一群鸭子的冤魂！”
有一次吴稚晖随蒋介石出巡武汉，代表蒋讲话，其时天气燠热，吴稚晖的开场白是：“昨天晚上一觉醒来，发现我的裤子都湿透了，起初以为是遗精了，但想了想并未做什么混帐梦呵，后来才知道是出的汗。”如此赤裸裸的坦白，谁能受得了！蒋介石在一旁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吴稚晖曾写了一首《论房事》的打油诗，大谈自己的生活心得。诗云：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如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以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钱；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
吴稚晖最有名的“绝活”还是骂人。他骂的人，并不只是辩敌。只要看不顺眼，谁都难逃他的毒口。据说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呼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蒋介石扣押代表，他又让卫队长转告蒋介石，“骂他是婊子养的”。这名国民党中常委，因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常和冯玉祥一起，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有一次，蒋一边离座来迎，一边笑问他为何白天点灯笼。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的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另一次，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拜访他，他不喜欢宋美龄的化装打扮，于是命令家人锁门关窗。蒋介石的侍卫在外面叫了半天门，不见动静。突然他大怒之下推开窗户，指着蒋宋大喊：“吴稚晖不在家！”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痛斥汪伪集团：“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吴稚晖不仅为汪精卫改名，称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如此辛辣讽刺的文风，确实让国人解恨。
作者：张 枫《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