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黄安革命运动

—— 戴剑华
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出生的时代，我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危难对他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早年远离家乡，为拯救中华、复兴民族而奔波、操劳，为湖北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武装的建立、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他对黄安革命运动的贡献和所付出的艰辛，却很少被人们提起，黄安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件大事，每一点进步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
一、冲破世俗偏见，发动妇女解放运动
黄安革命运动是从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妇女不仅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精神上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毫无自由民主的权利，董必武从黄安广大妇女一个个被封建枷锁束缚得“折臂断足”，看整个中国社会的现状，他认为妇女在社会上应该有自己的地位，男尊女卑的现象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逝。因此，董必武首先在黄安号召妇女解放思想、放足、剪辫子。妇女们由于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毒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董必武就先从做妻子黄俊贞的工作做起，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她不仅带头放足，还热情帮助董必武给妇女讲革命道理，并列举许多妇女为封建礼教作牺牲品的事例，启发妇女觉悟。1923年2月中旬，董必武从武汉回黄安为父亲祭奠，借此机会与黄俊贞共同为黄安妇女办了一个“妇女讲习所”，组织她们边劳动、边识字、学习妇女求解放等道理，女青年夏国倪通过学习后，带头剪发放足，并与进步青年王健自由恋爱，来往频繁，开始遭到非议，慢慢地才被人们接受，这样才在古老闭塞的黄安城乡开展了以剪辫子、放足、识字为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们自编了放足歌：“数千余年压迫深，犹如落在陷人坑，‘三从四德’真可恨，旧礼教上捆死人，穿耳缠足又搽粉，装丑卖怪被人轻……”这支揭露现实的歌，是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真实写照，是对黑暗社会的无情鞭挞，激励了妇女们自发地与封建礼教作斗争。红军时代，黄安广大妇女能主动承担犁田打耙、顾老哺幼，支持丈夫、兄弟踊跃报名参军，与董必武亲自发动的黄安妇女解放运动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1962年，董必武在红安县革命博物馆视察时，看到一枚铭刻“不娶缠足女子”的放足牌，还饶有兴趣地对在场的同志说：“这可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啊！我们黄安闹革命是从解除妇女封建束缚开始的。”
二、办学育人，培养革命骨干
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年代，黄安的文化教育阵地被官绅地主子弟占领，贫民百姓的子女被排斥在校门之外，加之地处山乡．交通闭塞，也阻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自从有了董必武，黄安在文化教育方面才得以发展。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他决心筹办学校。1920年，董必武和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在武昌涵三宫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校，为了解决校舍、办校经费，他八方求援，搜肠刮肚，连自己身上的一件旧皮袍子也被当去。学校开学后，黄安籍学生董觉生、王健、雷绍潜、戴克敏、戴季伦、王秀松、汪奠川等数十人曾先后进入该校学习。董必武在培养干部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展党的组织，由于他的精心培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不断涌现，很多人光荣地加入了党团组织。1923年，他将旅省黄安籍学生党员王健、董觉生、雷绍全等人组成党的黄安工作组，派回黄安，在县城创办了平民学校、平民夜校，以“滚雪球”的办法，又在黄安培养了许多青年干部，这些干部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分赴城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创造条件、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组织领导了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初期农民运动，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优秀的工农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1925年秋，董必武支持黄安旅省青年促进会，改组了黄安县教育局，迫使教育厅改任进步青年刘运舟为教育局长。这年秋后，工作组在七里坪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黄安县特别支部和青年团特别支部，特支利用教育局的合法权力，派遣一批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充实到各地学校任教，他们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发展党员，提出“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到年底，发展党员二十多人，青年团员约数十人，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和大批党团员的锻炼成长，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三、指导和支持黄安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
为贯彻我党“四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董必武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派出董觉生、王健等优秀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农运特派员的名义，深入黄安乡村，进一步发动农民运动。“五卅”惨案后，董必武指导在武汉读书的黄安籍学生组成了黄安旅省青年促进会，“促进会”在武汉创办了《黄安青年》月刊，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回县后积极联络本县知识分子，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在街头、乡村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冲破恶劣社会”，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共产党员王健回到黄安后，发动农民逮捕了大土豪劣绅吴惠存，游行示众后执行枪决，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打开了黄安农民运动的新局面。这些行动与一切反动势力是不协调的，董必武有一个同乡同学名叫蔡寄欧，从黄安跑到武汉来找董必武告状说：“农民在乡下搞的什么名堂，把黄安搞得乱七八糟！”董必武当面严厉驳斥：“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现在农民翻了身，压迫地主几天就不行吗？我们说好得很！”为了保护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十五次执委会，讨论和通过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出现，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准绳。黄安县党部迅速成立了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区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各地土豪劣绅纷纷被逮捕，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7年5月，全县10个区210个乡均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5.6万余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外逃的豪绅地主纷纷还乡，勾结土匪军向革命人民发起疯狂进攻，妄图扼杀农民运动，董必武闻讯后，当即派省政府警卫团前往黄安剿匪，使黄安农民运动得到健全发展。
1927年春，正当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右派集团制造的反革命舆论的影响下，纷纷组织反动红枪会，与农民协会相对抗，董必武为扶持黄安农民运动，将党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的潘忠汝同志派到黄安加强工作，他向潘忠汝讲述了湖北革命的形势后，指出：“你去黄安工作的任务是协助县委发展农民武装，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潘忠汝来到黄安后，改组了黄安县署警备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给当地的反动武装造成极大的威胁。1927年3月4日，董必武出席了湖北省农协代表大会，接见了出席大会的黄安代表，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月4日，在中国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董必武提出了“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的伟大论断。董必武创建的农民武装斗争的思想，是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黄安党组织的领导下，1927年上半年，黄安县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军、自卫队、纠察队等农民武装组织，董必武还直接为黄安县农民武装提供武器，原黄安县警备队队长毛厚安为了升官发财，窃持枪支四十余支投奔夏斗寅部，他得知后，以湖北特种委员会的名义，责令夏斗寅部，将枪支如数归还黄安，并派共产党员高建斗回到黄安担任县农民自卫军队长。同时，通过党组织秘密购买了一百二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子弹运送到黄安，武装黄安农民自卫军。
黄安县的农民武装建立后，与反革命的武装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展开了斗争。1927年4月，黄安的土豪劣绅勾结光山的红枪会匪三万余人进攻黄安，黄安农民自卫军和七里、紫云两区的农民自卫队八万余人会合，各执武器在卡房一带排成长阵与匪军决战数日，终将匪徒击溃，从此光山的红枪会纷纷瓦解。黄安的农民武装队伍在斗争中经受了革命战争的锻炼，认识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增加了武装斗争的胆量，它不仅为以后的“黄麻起义”准备了条件，而且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董必武被通缉，不能以公开身份再人政界，他虽然未直接参加震撼全国的“黄麻起义”，但是，起义前，董必武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对家乡的工农武装斗争给予了许多具体指导，起义队伍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散传单，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统治，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他亲自哺育和输送的革命骨干如忠汝、戴克敏、汪奠川、王秀松等均参加了战斗并成为主要领导人。
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敌中央社惊呼：“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以前蔓延。该县城自上月被攻陷，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清党委员、各局所委员等16人均被杀，此后旬日，农军踪迹已遍全县，首领闻系湖北前农工厅长董用威”。可见，黄麻起义与董必武的革命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黄麻农民武装起义，粉碎了反动势力的围剿，震撼了鄂豫皖边区各地，为后来新四军在大别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董必武指导、关心、支持黄安革命运动的实践活动，是他革命生涯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是黄安革命运动骨干力量的最初来源，他亲手派回的党的黄安工作组，建立了黄安党组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建了农民革命武装；黄安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有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投入红军队伍，诞生了‘二百多名将军，在全国是引人注目的，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革命成功了，红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增添上光辉的一页，徐向前曾指出：“红安是黄麻起义的发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她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是永不磨灭的。”江泽民亲笔为红安题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这是党和人民对红安儿女的高度评价，是董必武指导、关心、支持黄安革命运动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