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头”丹心革命传家——董必武的家族故事

“布头”丹心革命传家——董必武的家族故事
刘睿
鱼饮水 燕衔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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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恰如鱼饮水,进修浑似燕衔泥”是董必武写的自律诗。以“鱼饮水”为喻,告诫自己生活要俭朴,并像鱼离不开水那样密切联系群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像“燕衔泥”那样,持之以恒,勤奋学习。董必武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育子女。0 n; A$ |" B; i5 T8 h' J
谈及自己对父亲的最深印象,董良羽说, “他是个严父。大多时候非常严肃,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比起可亲来他更可敬。”
当孩子刚懂事时,董必武就从一些生活小事上对子女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他要求我们吃饭不剩不洒。桌上有若干菜,不要伸手到远的地方去够菜,多吃自己面前的。吃饭的时候,他常讲农民伯伯种田如何辛苦,粮食来之不易,并要我们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另外,他喜欢吃豆腐乳,饭桌上总是有那么一碟。但我们吃的时候,两支筷子一块儿去弄是不行的,一次只能用一支筷子头挑一些。”董良羽边说,边用一支笔在空中挑了一下,比划着当年的情形。平凡的小事历历在目,正是当年教育润物无声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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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一直要求孩子们勤俭朴素,董必武曾写信给妻子说:“小孩子不要穿得太好,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可以了。穿得破一些,人家不会见笑;穿得脏,人家会笑话的。我们栽果树,不浇水,不精心培养,就会枯死。教育人比栽树难啊。”9 r3 ^& o' V4 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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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羽出生于1938年,小时候一直跟着父母辗转奔波,没有办法按部就班地上学。只好在家学,父亲正是他的启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他就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订成课本,教我背诵古诗词、千字文、正气歌,另外他很早就教我‘九九表’,他自己画表写出来让我背。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他也教我数学、物理,但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中国文化的东西。后来我给我的儿子讲的也是这些内容。因为我父亲给我的传统教育太深刻了。”6 {8 ]2 m0 Y, s, T" b% t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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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该读小学三年级,董良羽才随父母在西柏坡安定下来,“那是1948年,局势相对稳定下来,我上的是华北军区荣臻小学,学校在另外一个村子,和中央的村子不在一起。我就开始住校,一学期回一次家。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他平时管不着我了,所以寒假回来,他就要找我谈,要汇报这个学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学校留了作业,他还要给我留作业。开学前还要再找我谈话。还好家里养成的习惯,让我对老师都很尊重,在学校没干什么出格的事情,也就没什么惩罚。但是每次谈话他都很严肃,让我也特别紧张。以至于后来在他面前总是放不开,很拘谨。”8 D: w4 `$ P3 a* m& I" g+ c: ~
董良羽和妹妹上中学后,积极要求入团。学校里把关紧,哪怕平时说话字里带“把儿”也不行。“我父亲说,你们当团员比我们选党员还难。有一年夏天在北戴河度假,除了学校的作业,他又要求我和妹妹规规矩矩的把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抄一遍。小册子不厚,他主要还是给我们灌输马列主义思想。暑假结束的时候。他检查我们抄的结果,并简单的讲一讲内容。至于我们入团入党,他从不会去用他的权力出面干涉或帮助。”3 [1 A$ C3 q% `* M+ @
成长的温情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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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很艰苦。但是董良羽却觉得那时天一样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里也处处是温情脉脉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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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生活非常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吃完晚饭后,他坐在躺椅里,让你骑在他的肚子上,跟他脑门顶三下。这边胡子捋三下,那边胡子捋三下。才让走。”/ Z- E' ?# {' Q9 H% z
但是父亲严厉的时候还是更多一些。在重庆红岩住的时候,董必武回家后,要把皮鞋换成布鞋,出门时,再换过来。给父亲递换鞋就是小良羽的任务。有一次,董良羽不愿意干了,惹得董必武很生气。训斥间,正巧被邓颖超看见,她不好当面劝说,就去找来董良羽的母亲为孩子解围。那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就住在董必武家楼下,孩子们很喜欢到他们家里做客,称邓颖超为胖妈妈。同志邻里间相处得很亲近。
这种亲近一直延续到西柏坡,那时候中央驻地,大院围起来,占了半个村子。大家关系很亲密,警卫员们也都认识以董良羽为首的那帮男孩子,他们哪个院儿都能蹿。回忆这段日子,董良羽脸上似乎又泛起少年时的光彩。“夏天,主席吃完晚饭,弄个中吉普,带警卫走个十几、二十几里地,找个山沟或者河滩散散步。我们这帮孩子经常搭他的车。主席他们几个大人慢慢散步,我们这帮小孩就在附近玩,欢叫??”: f  I6 _3 F2 {$ ]  M1 s/ t7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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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西柏坡的男孩、女孩分成两帮,女孩们以主席的女儿李讷为首是一派,董良羽和任弼时的儿子以及王若飞的儿子等是另一派。李讷和董良羽虽然是同学,当时却互相玩不到一块儿。直到若干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过共同的岁月沧桑,两个少年时的同学才有了来往。董良羽一家每年去北戴河的时候都会叫着李讷一家。董良羽一家和李敏一家的走动也很多。《全球通》第四期采访毛泽东的长外孙——李敏的儿子孔继宁的时候,董良羽的夫人也在座,当时孔继宁一直对董夫人很尊敬并亲切地叫她“李阿姨”。这几家人虽然都来自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庭,但之间却保持着普通家庭间的情谊,这之间的纽带正是那一起成长经历的几十年风雨和岁月。
搬家变迁 文革风雨* ]6 n0 q5 O* ~6 O
采访过程中,董良羽常感叹自己的记忆力大不如前。昨天的事情,不提醒,今天就很可能忘了。但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却在他的脑中永远深刻。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一家也进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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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北京的时候,我们家住在西山,就是现在的香山公园里。但是那时我父亲的办公地点在现在大会堂南侧的一个圆顶建筑里,是原来银行公会的老楼。父亲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要看,工作到很晚,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大床,当时只有我陪他一起住,父亲和我分别睡在那张大床的两头。后来,全家搬到了大四眼井胡同,住在一个小院里。但因为建人民大会堂,房子拆迁,我们就搬去了锡拉胡同,不久后又搬到鼓楼旁边的小石桥胡同,就是现在竹园宾馆的那个院子。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们全家,尤其是父亲都喜欢那个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浓荫;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枣;冬天下雪后,银装素裹,另有一番风景。但是,最后父亲还是决定搬家,他在和全家讲理由时,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左手指数着,‘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3 _2 w3 f7 w0 i6 }& C& G& e
1958年,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就在这一年,全家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子。这院子和怀仁堂之间,有宽两米左右的一条长胡同。在董必武家后院北墙上有一排六个大窗户,那便是王稼祥家的南墙。沿着这道南墙有一个回廊,王稼祥和朱仲丽常常在那里散步。董家和王家很快变得亲如一家,院子之间总有不断的言谈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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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在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生活开始温暖起来。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给全中国带来了乒乓球热,董必武竟然也被小银球吸引住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员督促下,要推挡近一刻钟的“卫生球”——董必武把不激烈竞争的、高抬平稳的推挡球,叫做“卫生球”,因为这是一种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不会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设在董家东边院墙外一间平房内。贺老总还特别赠送给董必武一张红双喜的乒乓球桌。(这张乒乓球桌后由董良羽的母亲转赠给武汉中学)。
在动荡的岁月到来之前,中南海显得十分平静祥和。
“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一家从中南海迁出去了,搬进来的是号称“四人帮笔杆子”的戚本禹。而董家东边的巷子,住进了陈伯达。气氛忽然变得压抑起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董良羽的弟弟——董良翮无端被抓起来。董良羽说“那个时候,虽然父亲台子没倒。但我弟弟被关起来很长时间,怎么也找不到人,不知被关在哪里。年初他被抓进去的时候穿的还是冬装,到了夏季,爸妈都惦记他该换衣服了。后来我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我弟弟被关在半步桥监狱。我去送衣服,还给他带了个毛主席像章,但是人家说这个不能进去,毛主席不能在这里面呆着。”被关在单间的弟弟良翮,长时间没有人交流,精神上的压力,让他听到一切响动,都会欣喜。他心中总盼望着毛主席能够救他。后来他自己用草纸裁出一个毛主席的剪影贴在狱墙上,几天后,被看守发现而遭到了毒打。那时,弟弟良翮反而会因被打而兴奋、高兴,因为终于有人能理他了。
尽管能够救人于水火之中,尽管自己身处高位,但那时的董必武却始终无法安排自己儿子的前程。“弟弟的被捕,让我父亲沉默了很多。他说过,我弟弟是替他坐牢,整我弟弟是想让他跳起来,然后再打倒他。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会谈后,回家他说,谈到北京市抓人的问题。江青和陈伯达说一个人都没抓。我母亲就不高兴了,说‘你那个儿子就不是人了吗?没被抓?你怎么不说话?’父亲苦笑了之。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不舒服。他那个时候写了很多诗,诗呢,没有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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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住在中南海的董必武因年事已高并已经不再做实际工作,凭着他的威望和资历,使得他本人没有被打倒。但生活的平静毕竟是打破了。一次董良羽陪父亲打完乒乓球,像以往一样,本想打开靠东的窗户透透风,却发现那些窗户被木板全部被钉死了。据说,距乒乓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妻子。为了安全,为了保密,对方不打任何招呼,就封了这几扇窗户。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情况下,董必武和全家商议搬出中南海,要去找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甚至房子里面的地面是土的也行。
生活如茶 情谊回甘* Y. J, H( b3 T. G+ _) c* W
董必武一家从中南海搬出来的时候,正是1967年的初春,新家在六部口一个叫翠花湾的地方。和从前的日子相比,住所条件简单了很多,董家人的生活也寂寞了许多。但是董必武却满意于这种普通人的生活,和女儿良一起散步的时候,常感叹平静生活的美好。5 D5 ?" H1 h8 ^2 Z% x#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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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戎马相伴的友人,来往也变得稀少而谨慎。偶尔只有老朋友朱德会来拜访。% {) T# H; Q3 ~3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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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羽回忆说,两位老人同岁,董必武生在年头,朱德生在年尾。董必武看上去温和而实际上性格倔强,有时甚至脾气暴躁;而朱德外表严肃,内心却是和蔼慈祥。性情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以前常喜欢在一起争论。有一次在北戴河,董良羽听到两个人像吵了起来,“我爸爸从来没有那么高的嗓门,他们在楼下吵,我们吓得在楼上不敢下来劝??不过他们吵归吵,友情却一直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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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两位老人依然见面,却再没有激烈的长论。很多时候,一个说“你来了”,一个说“来了”。坐下,倒茶,然后就互相对着,一个人拄着一只拐棍,瞪着眼看对方;有时候两个人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很长时间,话就说那么几句,“天暖了”,或者“天凉了”。每次拜访,坐半个小时或几十分钟,朱德就告辞了,一个走,一个送。送到门口,朱德走得看不见了,董必武才回来。8 t, c9 _! c, l4 |5 B* v
有段时间,董必武病重,很多天都不能进食。那时留在董老身边的是女儿董良,她在一段回忆录中提到:“好几天没吃东西的父亲,一天突然可以进食了,总司令就过来了。他来以后,慢慢地,拖着他的拐杖走进来,看了我爸爸一眼,然后就默默地坐在对着我爸病床的那个沙发上。我爸正在吃饭,看见他来了就说了一句‘我现在能吃饭了,是稀饭。’然后当着他的面就开始吃,吃了两口,看了一眼总司令,又低头继续吃,总司令这时候默默地站起来,拖着拐杖又走了,并没有说话。” 董良觉得父亲和朱老总的友谊和感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I7 }/ N+ [% u7 V/ [
1972年,董良羽的双胞胎儿子诞生时,董老看到一对孙子非常开心,朱德也特意赶来分享老友的天伦之乐。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分担着共有的艰辛、分享着对方的快乐,支撑着彼此的信念。 / G3 C8 J; p  l( b' W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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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是严父、良友,但是作为丈夫,董良羽觉得父亲对家里的照顾很少,家务都是母亲何连芝在承担,“我们家的事情,父亲基本上什么都不管,他算不上现代意义的模范丈夫。”# l- E  }. _$ N5 Y! j
“经过大家撮合,我父母1937年夏天在延安结婚。我母亲家庭出身贫寒,当过童养媳,经过长征。参加革命后才学习,整个文化程度不高,但很能吃苦,很能干。长征的时候,她有个外号叫‘鸡公’,男人的苦活累活她都能干。但是母亲手又很巧,在家里面,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都由她照顾。缝被子,裁衣服样样拿手,当年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的新房,还是她去布置的。”  l' N& C4 q: x
_“我母亲比我父亲小二十多岁,当时他们结合时,中央给她的任务就是让她照顾好父亲,她忠实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同时她确实把全部身心都放在我父亲和这个家上,几十年中,父母经历了太多,母亲可以为我父亲,为这个家做任何事,却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一种爱情,而且是很深情,很无私的爱。”8 A/ `7 Q6 n5 V, h8 i
父亲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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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何连芝夫妇的三个孩子,长子董良羽,女儿董良,次子董良翮。按照董家家谱的排序,孩子们属“良”字辈,董必武又给他们每人的名字都加了一个”羽”字,意思是,“良”字辈展翅高飞。名字寄托着父亲对儿女的希望,但并不是指孩子们将来地位要高一点或者怎么样,而是希望儿女人生能够走得远一点,看得高一点,才能懂得顾全大局。
董良羽是兄弟姐妹中,结婚最晚的一个。他的婚礼就在董必武自家的小院里。婚礼很简单,没有邀请其他客人,只是自家人熬了粥,烙了饼,买了些糖给警卫人员。总共花了60多元。父亲送的贺礼,也只有一首诗。. b! K/ O/ a4 f. }
而对家乡的亲戚,董必武也没有给过特殊的照顾,“我们董家人至今都差不多在湖北。他在位的时候从没有以公济私。我记得在他去世前,他的工资是400多一点。而对老家的资助,都是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
董良羽说“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对他的政绩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是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和贡献所在。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磨难,封建王朝、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数次改朝换代,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解放初期,他当副总理,作防洪总指挥,抓察哈尔鼠疫,进行土改,参与政法、金融工作等,他的思想是依法治国,在世时,他的思想虽然没有落实,但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在被承认了,也算对他的慰籍。其实不仅仅是父亲,他们老一辈,很多都确实是一代伟人,他们犯过错误,有些很严重,但是他们都没有私心,都是为他们的事业着想,为这个国家着想。这样一代人很可敬。我父亲只是当中一个。父亲他们用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我们,这是留给我们最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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