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中共“一大”的情缘

 1921年7月，董必武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仅如此，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自觉研究和宣传党的“一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要求武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付给每名代表100元路费。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

　　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迎来了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济南及日本7个地区来的13位代表,另外加上两位从苏俄伊尔库茨克来华的外国人,共15人。在极端秘密的氛围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那一年，董必武35岁，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为与会者中第二位的年长者。会议主席张国焘这样评价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为清末秀才。1903年，董必武毅然抛弃封建功名，转向新学。1905年，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1915年,董必武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董必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俄中两国革命成败原因的比较，他深切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1920年，他在湖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关于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曾有过介绍。

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张国焘与董必武是列宁学院的英文班同学，何叔衡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何叔衡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报告，或许是为了解“一大”的更多情况，便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复信，针对何叔衡的提问依次做了如下回答：

　　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

　　2.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年脱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联合，有的主张产业联合，决议是产业联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许，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会场是借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留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

　　这封信将中共“一大”的情况做了最简要的说明；该信还披露了一个信息：董必武参与起草了“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

　　这封董必武写于1929年底的信，是“一大”代表最早的回忆文章之一，是研究“一大”的重要资料。

　　“一大”后，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在律师事务所的楼上，董必武向武汉党组织全体成员介绍了“一大”召开的情况后，兴奋地说：“中共的成立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指示我们做好工作，为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而努力奋斗。”

关于一大的回忆与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

　　然而，这三个重要文献，当时都没有保存下来。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前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那么，为什么“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原因有两个：其一，建党之初，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尚无档案制度，与会代表也都没有重要文献应该存档的概念。其二，代表们没有认识到“一大”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甚至十几年后,当年的“一大”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

　　1937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

　　一天，毛泽东问董必武：“你记得一大是那天召开的吗？”

　　“只记得是在7月，至于哪一天，则记不得了。”董必武答。

　　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一篇讲稿中,毛泽东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此，身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自觉地将研究“一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老人家对“一大”的情况进行了多次考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有：

　　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1937年，董必武同尼姆·威尔斯谈话；

　　1956年，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

　　1960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的回信；

　　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与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座谈时的发言；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撰写的《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董必武的这些回忆资料，主要回答了如下几个问题：

　　1.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个，不是12个。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谈“一大”时说:“各地小组共推选了十三个代表”。在回答《新观察》主编访问时说：“关于代表的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个，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人。”

　　2.会议日期，“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没有肯定是哪天开幕。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3.关于党纲、决议、宣言的问题。董必武在40多年的多次回忆中，都没有说“一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而只说讨论和通过了宣言。1971年8月4日，《董老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开头就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接着又讲：“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一大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情况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

　　董必武的回忆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审定“一大”纪念馆与南湖“红船”

　　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经一年时间初步修缮后，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为了完全恢复革命旧址的当年建筑原貌和陈设布置，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曾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

　　面对“一大”代表和当事人众说纷纭的回忆，纪念馆工作人员无法做最后的断定。正在大家为难时，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前来上海视察。

　　董必武来到兴业路78号，在会址内外来回走了几圈，仔细观察房屋的内部结构和摆设，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接着，他又细心观察了楼上已经修复的厢房，指着窗上隐约突出的横条石说:“这里原来是大井，也有一个大门，这不是原来的石库门门框吗？”

　　董老的回忆跟纪念馆工作人员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解决了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调查会址原状中的难题。

　　1957年6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了调查情况，最后决定根据董老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这次视察，还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这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

由于“一大”的最后一天是在南湖游船上召开的，因此，党和政府决定在嘉兴筹建南湖会址纪念馆，并明确指示: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1959年3月，中共嘉兴县委宣传部将复原的船的模型及图纸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审定。董必武仔细看了送来的船模后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但不够逼真，复原工作应该“新工旧做，整旧如旧”。

　　根据董老的审定意见，嘉兴县委宣传部复制了游船：船长16米、宽3米，前舱搭有凉篷，房舱设有床榻，一条夹弄把前、中、后舱和房舱贯通。客堂间的屋顶有气楼，篷悬明灯，摆放着四四方方的八仙桌和古旧朱漆的椅凳茶几，显得典雅朴素。

　　从1959年起，纪念船就停泊在湖心岛岸边、烟雨楼前，供人瞻仰，人们亲切地称这艘中国革命的领航船为南湖“红船”。

　　1964年4月5日，董老再次到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接着，董老又回忆道:“当时开会好像雇了两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后，嘉兴县委宣传部又经过进一步调查得悉，丝网船由于船体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备有一只小篷船，俗称“拖梢船”，为接送客人和进城购物用。因此在“一大“会议纪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拖梢船。

纪念中共“一大”的诗作与楹联

　　董必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情真挚而多产的诗人，他留下了诸多纪念“一大”的诗作与楹联。

　　1963年12月,董必武应邀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撰写了一副楹联。

　　南湖位于嘉兴城区之南，分东西两湖，相连似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浙江三大名湖。南湖烟波浩渺，菱歌渔唱，湖内盛产鱼类，湖畔茶树飘香，“南湖菱”鲜嫩甘甜，最为著名。不仅如此，嘉兴南湖更因中共“一大”而名扬天下。

　　南湖中有湖心岛，岛上有“烟雨楼”。此楼为两层木质结构，红墙碧瓦，雕梁画栋，朱栏玉砌，蔚为壮观。据说烟雨楼是取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境而命名。当山雨欲来时，站在楼上观雨，只见南湖上轻烟拂渚，微茫破雾；夹岸亭台，乍明乍灭；渔船泊靠，橹声依稀。其妙不可言喻。

　　如今，在烟雨楼正厅最为醒目的位置可以看到董必武撰写的楹联：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

　　风雨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上联起手“烟雨楼台”点明时间、地点，既实写了烟雨楼宜人景色，又暗写当年长夜难明的政治形势。“革命萌生”比喻党的“一大”的召开。80多年前，这艘游船承载着十多位血气方刚的有志男儿，酝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星星火”，源于毛泽东曾用以形容革命形势发展的星火燎原之语，用来评价党的“一大”的巨大历史影响，十分恰当。

　　下联“风云世界”与“烟雨楼台”字面对仗，但着眼点已变，由南湖一地推及全国，推及全球，写出“风云巨变”的大好形势。“逢春蛰起”与“革命萌生”对仗，形象鲜明地描绘出革命蓬勃发展。“到处皆闻殷殷雷”，比喻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电闪雷鸣，波澜壮阔，天翻地覆。

　　此幅楹联，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大意义：从“星星火”到“殷殷雷”，这一切都是从这艘普通的游船开始的。

　　另外，烟雨楼檐下“烟雨楼”的匾额亦为董必武所书。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细雨纷纷，董必武再次到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回忆起当年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挥笔题诗一首《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导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情感深沉凝重。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祭奠先烈的日子，董必武在清明时节来到南湖，回顾从南湖小船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不禁心潮澎湃，一句“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道出了无限的深情！

　　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恰逢中国共产党诞辰40周年，董必武抚今追昔，感慨万分，赋诗以纪念之。全诗为七言绝句三首，其中第二首为：

　　群英结党救中华，

　　脱颖人来唤彩霞。

　　星火燎原谁料得？

　　卌年成就浩无涯。

　　该诗言简意赅,情感真挚,含意隽永，把人们的思绪引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那难忘的岁月。诗中首句写中共“一大”召开，“群英结党救中华”；二句写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脱颖人来唤彩霞”。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三句、四句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0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成就浩无涯”。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绝句字数的限制，董必武用了一个很不常用的字：“卌”，一横四竖，“四十”的意思。由于电脑里没有此字，所以，许多作者都把此字错打成“卅”字。一字之差，少了十年。

　一个月后，8月21日，董必武在京汉线的列车中，又一次回忆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忆起出席“一大”的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写下《忆王尽美同志》：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

　　诗中“君与恩铭”系指出席“一大”的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他们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王1898年生，病逝于1925年，年仅27岁；邓1901年生，1931年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董必武的这首诗，朴实无华，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深深的怀念之情。句首“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回忆了与王、邓等一起参加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讨论的情况。40年过去，王与邓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铭刻在记忆的深处。

　　因为王与邓是以济南代表身份参加“一大”，并长期在山东从事革命工作，所以，董老诗中将他们归于“济南名士”。“君与恩铭不老松”，则是对王尽美与邓恩铭的高度评价。王参加“一大”时23岁，邓更年青，只有20岁。一位长者在诗中称两位年青人为“不老松”，充分表达了董必武的缅怀之情、敬重之意。○

　　参考书目：

　　1.《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2.牛立志：《“古调莫惭惟自爱”——谈学习董必武同志诗作的体会》，《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