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孔子”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汉最著名的儒家学者，有“汉代孔子”之称。董仲舒学识渊博，遍通五经，尤精于“春秋公羊学”。汉景帝时任博士，此时他在学界已有很高声望，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汉武帝即位不久，让各地荐举贤良之士，董仲舒得到荐举。汉武帝就治国大道进行策问，董仲舒连对三策，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学术造诣，颇受汉武帝欣赏。但是，董仲舒后来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主要从事讲学活动。晚年辞官居家，不问家产，一心著书立说。董仲舒的著作大部分都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

（二）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等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论教育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 “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四）论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道德准则，是相对抽象化、理想化的；“三纲”则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的。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达于天”，把“三纲”及其相应的忠（臣）、孝（子）、节（妇）等封建道德，说成是上天赋予的，是违背不了的。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五）论正谊明道

“谊”即“义”。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这是儒家重要的论题。孔子就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确定了重义轻利的基调。董仲舒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明确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义利之辩扩充到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作为道德修养的原则。凡事讲究动机的合理性，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只讲动机的合理性，不计较效果的主张则是片面的。而且正谊明道，就是要引导民众只遵照封建伦理道德，而不得追求自身利益和需求，对统治阶级，也要求他们注重封建王朝的大局，而不要过于追求个人和眼前的功利。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将其作为“处事之要”，写进白鹿洞书院，更扩大了其影响。

（六）论“强勉”

董仲舒认为，一个人治学和进德，全凭自己主观努力。对治学来说，只有勤奋努力，锐意进取，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对进德来说，只有严于律己，强勉行道，才能“积小致巨”，积善成德，成就大业。因此，他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所谓“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董仲舒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是要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并持之以恒地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去修身养性。但是，他强调进德修业要靠主观努力、勤奋刻苦、脚踏实地，而且要持之以恒，显然符合学习规律。

（七）论“圣化”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举贤良对策》共三篇，保存在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这是集中反映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表达他的教育思想大纲的代表作。主要有如下思想：

（一）教化为治国大务

为什么要进行教化？教化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战国时代争气力、秦代任刑罚以后，人们觉得模糊了，有必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统治者那里，对教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危害性就更大。当汉武帝提出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时，董仲舒趁机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他说："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教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治理国家有一定的路线，就是道。道要有仁义礼乐这些内容来体现。这些内容是圣人根据人的一般情性来规定的。所以圣人虽然早巳死了，而他们制订的礼乐制度还存在，还能"接于肌肤，臧于骨髓"，产生深刻影响，可以"变民风，化民俗"，起着明显的移风易俗的作用。

人民有性和情两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的善恶仁鄙在于"陶冶"。统治者既可以用德政来引导人民向善，也可以用暴政引导人民趋恶。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引导。他说："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铸。"人民的性情可塑性很强，就看统治者如何塑造他们。人民趋利避害是本性，就像水向下流那样。趋利会导致邪恶、混乱，因此就要用教化来堤防、限制这种趋势的漫延。"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教化就是堤防。教化立，堤防完备，不正之风就少，社会就能安定。如果教化废，不正之风十分流行，用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就说明堤防坏了。可见，教化这种社会堤防是极其重要的。古之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治国的大事的。古圣王"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古代圣王设立学校，加强教育，习俗美善，社会安定。这样，统治者才能长久保持统治地位。

实行统治，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大道，一是亡道。行大道就是"任德教而不任刑"，行亡道就是"废德教而任刑罚"。这两条路线的后果如何呢？历史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圣王取代乱世以后，总要先扫除旧社会的不良习俗，然后大兴教育，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样，子孙继承，几百年都能保持安定。"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后继者秦朝没有改变乱世的习俗。反而把乱世习俗推向极端，不但不重视教育，而且要破坏文明。"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历来王朝没有像秦朝统治者这么残暴和这么迅速灭亡。秦朝灭亡了，它的遗毒至今还存在。"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这不是要步秦朝灭亡的后尘吗？

董仲舒郑重提出应该"更化"，改变秦朝任刑罚的错误路线，实行德教的新路线。简单地说要重视教育。教育能够移风易俗，稳定社会，达到长治久安。从这种意义上说，"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治乱废兴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是由统治者自己决定的，由自己实行什么路线决定的。行大道，重教化，国泰民安。行亡道，重刑罚，亡国灭身。总之，董仲舒认为，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

（二）太学养士，实试求贤

要移风易俗，必须重视教育。忽视教育，社会风气就会败坏。要改变秦朝遗留下来的"以贪狼为俗"，就需要"众圣辅德，贤能佐职"，也就是需要一大批人才。

人才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求贤？要求人才，必须在乎时注意、重视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是养士的最大部门。太学是出人才的地方，也是教化的最主要阵地。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办太学，请高明的教师，来培养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学员，再经过各种方式的考试，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才能。这样就可以培养出一批贤才来。

中央办太学培养贤才，同时要让各郡县推荐自学成才的贤才。汉代官吏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官僚子弟，二是花钱买的，三是熬年头熬出来的。董仲舒认为这三种途径出来的官吏未必是贤人。特别是熬年头的论资排辈，压抑了大批贤才。所以，他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如果有这种制度，官僚们都尽心求贤，那么，天下贤才也就可以得到了。"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不要按他干了多少年了，要根据每个人在实际中表现出的道德和才能来任职。"小材虽累日，不离子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教育。学生认真学习，各级官吏竭力尽知，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反过来，按上述三条途径选人，官僚子弟不必学习，也可以任官，百姓子弟努力学习也当不上官。官僚子弟不必学，百姓子弟不想学。虽有太学，也无法真正实行教化。用钱买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论资排辈会培养一批阿混，大家都在混日子，"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大家都混日子。分不清谁是贤材。虽然办了太学，也讲要重视教化，但在实际中并不重视贤才，不给贤才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政治待遇，那么，太学也兴旺不起来，所谓教化也会流于空谈。

（三）抑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的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统一思想于孔子儒术的建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秦统一中国以后，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其他思想都受到排斥。秦亡以后，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对自由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统治者不知应该坚持什么，政策缺乏连续性，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法制经常变化，百姓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认为应该统一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思想，把其他思想都加以禁止，"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在教育上的影响，就是以儒家学者任教师，以儒家典籍为教材，进行儒学教育。后来，这个建议被统治者采纳、贯彻，在教育界产生了影响久远的经学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经学传统，产生了特殊的思维方式，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周桂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