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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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8年07月15日
二千一百年前,董仲舒与公孙弘同在汉武帝朝为官。论学问,董仲舒少治《春秋》,自成体系,下惟讲学,弟子相传,时人誉为“群儒宗”,而公孙弘四十多岁始学《春秋》,在诏征文学之士的百余应试者中名列下位。比才能,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公孙弘在实际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才干,曾夸海口说要一年内移风易俗终没有实现,而给人以言过其实的形象。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按正常的用人标准,董仲舒理应比公孙弘更受到重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董仲舒仕途失意,最高只做到诸侯王的相,而公孙弘官场得志,几年之中由左内史到御史大夫到丞相,后又封为平津侯,可谓一飞冲天。
官场风云变幻,结局出人意料,掩卷沉思,不禁唏嘘再三。
同为书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策,虽为汉武帝建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体系,但他不如公孙弘更能摸透汉武帝的心理,其所有主张的实质莫不是讲皇帝要打着仁义的旗号,精通权术,实行独裁,恰恰投合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之所好;公孙弘更善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不论皇上干什么事,总能为之找出理论依据,加以解释和粉饰,学问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次上朝奏事,不问行不行,对与错,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更不会面折庭争 ,“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如此“从谀”品性,是“廉直”的董仲舒所不具备的,也就很难得到汉武帝的欢心,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弘青云直上。
毕竟董仲舒的学问和才能高出一筹,一旦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很可能动摇自己的地位,这始终是公孙弘的一块心病,并且董仲舒曾指出他曲意承上的“从谀”品性,更是怀恨在心,于是贵为丞相的公孙弘不惜使出借刀杀人之毒计:推荐他为纵姿不法、屠杀大臣的胶西王刘端的“相”,乃上言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欲借刘端之手以除对手,史说上说公孙弘“为人善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者,虽祥与善,阴报其祸”,其当面说好话背后下刀子的恶毒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反观董仲舒虽学富五车,但这样的官场权术根本是一窍不通,轻易被人玩于股掌之中,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 至 卒,以修学著书为事”,做他的“书呆子”去了,这也是普天下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常用的解脱之途.
在封建官场的博弈中,总是君子败给小人,发人警醒,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百无一用是书生”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读书人,此其启示之一。自从诗人黄仲则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不平之言,似乎下了一个定论,好象天下的读书人都是“无用”的代名词。实际上,还有一类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权术,长于乔装打扮的读书人,往往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因此,“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是那些失意的读书人发发牢骚而已,得以“大用”的读书人从来就是代不乏人,如公孙弘之流。
“一将功成万骨枯”,用于官场亦同理,此其启示之二。战场上,一个将领的功成名就,是以成千上万士兵的鲜血生命为代价的。封建官场上,要想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那就要尔虞我诈,造谣中伤,拉帮结派,互相倾轧,阴谋陷害,消灭对手。一个人的步步高升那是多少人的仕途失意、官帽落地才会换来的。
“廉直之士”常败给“从谀之徒”,此其启示之三。封建专制体制,只许“一个声音”说话,那些直来直去、爱发牢骚、喜好放炮,傲上抗上的“廉直之士”,注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而那些“从谀之徒”,“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 ”,阿谀奉承是其拿手好戏,投其所好是其看家本领,这样的“唯唯诺诺汉,颔颐点头人”常常仕途坦荡,正所谓“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专制,就会有董仲舒这样的悲剧,要根除此类官场之怪现状,只有靠健全民主,舍此别无他途。●
(作者单位:泉山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