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中国青年报 200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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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时评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
2004年11月23日 10:43:08
黄建林
自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此后，各地本就摇摆不定的婚检率纷纷直线跳水，并一直在低位徘徊。目前整个南京市的婚检率仅1％左右，与最高值98％有天壤之别。对此，有专家呼吁恢复国家强制婚检。理由主要有两点：婚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更是对下一代负责，强制婚检有利于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再者，强制婚检适合我国国情，那种纯粹的自愿婚检，不一定适合。（《新华每日电讯》11月18日）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如果“强检论”抬头，恢复强制婚检，那就是走回头路，是法治的倒退。从根本上说，婚检是公民的个人选择，是私权利。强制婚检是国家替公民做选择，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和不信任（对公民能否正确行使私权利持有不信任感）。而当政府把权力延伸到公民私权领域里时，私权利空间就会变小，社会信任就无法有效建立；自愿婚检原则就是公权力恪守边界，对私权利保持充分的信任———国家权力充分信任公民为了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能够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很显然，如果某些专家的“恢复国家强制婚检”实现，公权力就会又成为私权利的桎梏。这是有悖法治社会原则的。
为什么在法律对公民表示出极大信任后，婚检率会大幅跳水呢？这其实是法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婚检不强制了，秉承“非禁止即许可”的法治原则，公民当然有“自愿不婚检”的选择权与自由；更何况“各地婚检收费高而且标准不统一、婚检工作的管理比较混乱、婚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出现98％：1％的落差自然不是太意外的事。对于这个代价，我们惟有理性而勇敢地接受。其实，纵观古今中外，法治是人类经过千百年实践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法治并不能如我们所需要的那样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况且法治本身就有与社会一起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任何认为法治可以包容、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就得祛除基于某些特殊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偏见，两害相权取其轻，仔细权衡各种社会价值。在笔者看来，“强检论”阵营中某些专家和机构之所以以公共利益为由大造“恢复国家强制婚检”的舆论，之所以打出“自愿婚检不合国情”的幌子，最直接动机乃是利益驱使——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推理：婚检率大幅跳水，婚检机构的经济利益必然大幅跳水。可从整个社会的价值与目标来看，与强制婚检实现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相比，自愿婚检体现的公民基本权利价值更高。从社会的终极目标来说，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特定利益群体利益的实现，都不应以牺牲最高社会价值目标为代价。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全社会就应以代价最小的方式来获得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社会代价最小化”上做文章。其实，婚检确实是“对婚姻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表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我国出生人口的质量”。应该说，目前全国各地婚检率大幅度跳水，付出的社会代价将是比较高昂的。因此，婚检部门调低收费标准、提高服务水平，社会舆论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公民提高自身意识等，都是必要的。尽管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却是实现“社会代价最小化”的惟一路径，亦是法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言以蔽之，笔者赞同婚检，因为于己于家于国皆有利；但坚决反对某些专家的“恢复强制婚检”论———其不仅是对私权利的干涉，更有悖法治亦有代价这一常识。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
2004年11月23日 10:43:08
黄建林
自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此后，各地本就摇摆不定的婚检率纷纷直线跳水，并一直在低位徘徊。目前整个南京市的婚检率仅1％左右，与最高值98％有天壤之别。对此，有专家呼吁恢复国家强制婚检。理由主要有两点：婚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更是对下一代负责，强制婚检有利于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再者，强制婚检适合我国国情，那种纯粹的自愿婚检，不一定适合。（《新华每日电讯》11月18日）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如果“强检论”抬头，恢复强制婚检，那就是走回头路，是法治的倒退。从根本上说，婚检是公民的个人选择，是私权利。强制婚检是国家替公民做选择，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和不信任（对公民能否正确行使私权利持有不信任感）。而当政府把权力延伸到公民私权领域里时，私权利空间就会变小，社会信任就无法有效建立；自愿婚检原则就是公权力恪守边界，对私权利保持充分的信任———国家权力充分信任公民为了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能够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很显然，如果某些专家的“恢复国家强制婚检”实现，公权力就会又成为私权利的桎梏。这是有悖法治社会原则的。
为什么在法律对公民表示出极大信任后，婚检率会大幅跳水呢？这其实是法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婚检不强制了，秉承“非禁止即许可”的法治原则，公民当然有“自愿不婚检”的选择权与自由；更何况“各地婚检收费高而且标准不统一、婚检工作的管理比较混乱、婚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出现98％：1％的落差自然不是太意外的事。对于这个代价，我们惟有理性而勇敢地接受。其实，纵观古今中外，法治是人类经过千百年实践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法治并不能如我们所需要的那样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况且法治本身就有与社会一起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任何认为法治可以包容、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就得祛除基于某些特殊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偏见，两害相权取其轻，仔细权衡各种社会价值。在笔者看来，“强检论”阵营中某些专家和机构之所以以公共利益为由大造“恢复国家强制婚检”的舆论，之所以打出“自愿婚检不合国情”的幌子，最直接动机乃是利益驱使——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推理：婚检率大幅跳水，婚检机构的经济利益必然大幅跳水。可从整个社会的价值与目标来看，与强制婚检实现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相比，自愿婚检体现的公民基本权利价值更高。从社会的终极目标来说，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特定利益群体利益的实现，都不应以牺牲最高社会价值目标为代价。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全社会就应以代价最小的方式来获得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社会代价最小化”上做文章。其实，婚检确实是“对婚姻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表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我国出生人口的质量”。应该说，目前全国各地婚检率大幅度跳水，付出的社会代价将是比较高昂的。因此，婚检部门调低收费标准、提高服务水平，社会舆论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公民提高自身意识等，都是必要的。尽管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却是实现“社会代价最小化”的惟一路径，亦是法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言以蔽之，笔者赞同婚检，因为于己于家于国皆有利；但坚决反对某些专家的“恢复强制婚检”论———其不仅是对私权利的干涉，更有悖法治亦有代价这一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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