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平思想与现实意义

魏文华
编者按：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向汉武帝建议“兴太学”；提出了限制土地兼并，解放奴婢，“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政治主张；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等公德；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武帝后的统治思想，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思想，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在中华民族灿若群星的思想家中间，董仲舒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了解他，吸收他思想学说的精华，这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我们刊出此稿，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够更多地了解他，研究他，吸收他思想中的精华，勇于去发现儒家的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从历史上看，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儒学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起到主导地位。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融汇百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学说思想影响极为深刻而久远。
一、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于公元前191年，生于广川(今河北省景县广川镇)。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宽舒自如。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春秋》，于齐鲁有胡毋生，于赵（大河南北）是董仲舒；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在齐）田生。董仲舒和韩婴来自燕赵，其余出自齐鲁大地。与那些专家之才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董仲舒思想和学说著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有着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为博士，被推为“儒者宗”。汉武帝刘彻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位。他下诏书“招贤良文学之士”。元光二年(公元前134年)夏五月，诏贤良对策。在三次殿试中，董仲舒获贤良对策第一。汉武帝本想重用，但太后崇尚黄老学说，对董仲舒提倡的儒学不感兴趣，武帝刚继位不久，不敢得罪太后，只好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去辅佐他的哥哥易王。易王刘非，本性勇猛，骄横跋扈，但对廉洁正直的董仲舒很尊重。任江都相后，董仲舒又以“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谏王。易王说：“善。”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高祖的陵园两次火灾，引起满朝文武官员忧心忡忡。但董仲舒挥笔写了一篇文章，以这两次灾变为依据，抨击朝政，其主旨是说，火灾的起因是与朝廷没把儒学定为“独尊地位”，与不用“礼义教化”有关。因此上天不满，降灾予以警戒。文章被嫉妒他的主父偃偷去，上奏皇帝。汉武帝阅后，便召集群臣讨论。群臣中纷纷指责他诽谤朝廷。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他老师写的文章，也认为是太愚蠢了。汉武帝下命，董仲舒被判死罪。后汉武帝念他名望高，惟恐杀了他与已不利，便赦免他的死罪，降为中大夫。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抨击公孙弘阿谀奉承，引起公的不满。又因其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可他办事迎合世俗，位至公卿。公孙弘乘皇帝的哥哥胶西王放纵恣睢，多次迫害朝廷命官，向皇上举荐说；“唯有董仲舒可派去做胶西王的相”。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董仲舒便从江都相徙胶西相。胶西王刘端听说董仲舒是当代大儒，故以礼相待。胶西王刘端，尤为骄横、放纵。董仲舒惟恐日久获罪，不久便称病辞官，免职家居。
董仲舒两国为相，侍奉是骄横的诸侯王，但自洁其身，所在之处，均得整治。汉武帝元符六年(公元前122年)，董仲舒辞官归家时，已是77岁高龄。从此居家不再复出，朝中如有大事，均派使臣和廷尉张汤到他家中请教，均得到指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董仲舒归居后，终不问家产业，以著书为事。董仲舒在家居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今流传于世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成为历代推崇的儒学大百科全书。他对国策、民生有所建议，便“上疏条教”。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董仲舒年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五岁。葬于长安下马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董仲舒死后，其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二、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了整个宇宙，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社会的人际关系到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涉及到。下面简要论述董仲舒主要的三个哲学思想。
(一)大一统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于是就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总不稳固。因此，统一思想就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并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二)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在《天人三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刻。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导致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三)以德治国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民名(占)田”，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许官吏与民争利，“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董仲舒认为，“天”是具有阴阳两种属性。在政治生活中，阳表现为德，阴表现为刑。但“天”是欲生不欲杀的，“天道”是尚德不尚刑的。故君主治理天下应上法于天，为政也应以“德化”为主。对百姓应施“仁政”。董仲舒将道德教化喻之为“堤防”。只要“堤防”完备，就可将百姓反抗社会、不利于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念头消灭于“萌然之际”，起到“防患未来”的效果。他说：“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董仲舒认为，“德教”能否收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社会效果，这与最高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为民表率有着极大的关系。要武帝首先从自己的“正心”开始，由己及人：“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可收到“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的社会大治效果。“德政”，目的是为了维护、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它也有利于缓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促进西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安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董仲舒不愧为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他的思想除了在上面所述的三方面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思想，在此不赘述。他的思想，在汉时不仅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董仲舒在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
董仲舒的思想有极其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生很多。据《史记》载：“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学士皆师之”。司马迁也曾经听过他的讲学，他认为，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五世中，只有董仲舒一个人可以说是精通《春秋》这部经书的。《公羊传》影响之大，与他的学生的宣扬有密切的关系；董仲舒的影响在他死后二十多年的西汉盐铁会议上可以看出。他的观点被文学贤良之士所重复。董仲舒主张罢盐铁，贤良文学之士认为：盐铁可能是“民间所疾苦”。他们认为盐铁，特别是铁器由政府专卖，弊端尤多。从此可清楚看出，董仲舒思想对参加盐铁会议的那些贤良文学之士有很大的影响。
董仲舒思想对西汉后期的影响。西汉后期的刘向父子对董仲舒也非常赞赏，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号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佑，殆不及也。”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认为，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智)在公卿之上”，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把董仲舒摆到了旷古少有的圣人的位置上。董仲舒由于没有行政权力，在政绩方面远不及伊、吕、管、晏，但在思想影响方面则远远超过伊、吕、管、晏。
董仲舒思想对东汉的影响。他的影响一是对官方的影响，一是对民间的影响。对官方的影响是反映在《白虎通》中，对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对今文经学注意比较多。他特别赞赏董仲舒。大量地吸收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并在《论衡》中得到了极为明显的反映，可见他受到董仲舒的深刻影响。其他则无须多论了。
董仲舒思想对魏晋南北朝的影响。南北朝时代佛学盛行，儒学无法独尊。但董仲舒学说经得起各种思想浪潮的激荡，这可以从《周书》的一段记载中看得出来。《周书?苏绰传》载，苏绰在大同年(公元544年)提出六条施政纲领。苏绰六条施政纲领，条条与董仲舒思想相应，说明他受到董仲舒思想影响之深。而北周文帝对这六条政纲也极为重视，“常置诸座右”，当作座右铭，作为当时官吏的守则。在汉代经学受到玄学冲刷而所剩无几的魏晋时期，董仲舒的思想还能对当时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隋朝。
董仲舒思想对宋明时代的影响。王安石实行政治改革，提出“三不足”，其中有“天不变不足畏”。这说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思想，对北宋统治者有很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二程(程颢、程颐)都推崇董仲舒，认为他“最得圣贤之意”。南宋时代有著名的三大学派，一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一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董仲舒的思想对这三派都有明显的影响。“天人感应”论对陈亮的影响很大。董仲舒对宋代理学影响极大，尤其是义利观。朱熹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学规，用来教育学生。朱熹称董仲舒“醇儒”。董仲舒的基本思想与精神，为宋明理学家们所继承。
董仲舒思想对清代的影响。从魏晋到宋明，在公羊学消沉的情况下，受董仲舒的影响却常常可见。清代的公羊学复兴，董仲舒这位公羊大师自然也显赫起来了。董仲舒成了相当于圣人的角色，被许多治公羊传的学者称颂着。他们认为董仲舒是历代儒家最卓异者。康有为编了《春秋董氏学》。清代研究公羊学的学者较多，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梁启超认为，康有为研究公羊传、董氏学，对思想界的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他说：“康先生……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董仲舒思想符合某一政治家的政治斗争需要，由权势推动，而形成一种思潮;它适应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思想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思想反映了社会普遍规律，它就存在，就有合理性。董仲舒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的调均思想，办教育思想，选贤任才思想、都有很长的生命力。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而融汇百家；在承前启后中起了关键作用。他的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确立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久远深邃的影响，以致到现今有的还将继续产生影响。
四、研究董仲舒思想的现实意义
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学深入人心，以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孔子、董仲舒、朱熹代表着中国古代三大思想体系，是儒学发展中的三个里程碑。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为独尊，由一家而融汇百家，在承前启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董仲舒思想在中国甚至东南亚能产生如此大和深远的影响，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和探讨。董仲舒思想许多理论是深奥精湛的。他的政治哲学观点都有深刻的意义和明睿的智慧。在政治上，他拥护大一统，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宋代理学家程颢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董仲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曾经起到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不可否认他的思想在历史上也有消极的方面，应该抛弃。但我们可换个角度看到它的合理性，略加改造，使其在现代社会“化腐朽为神奇”，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为现代的社会和经济服务，为今天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服务。如：他的“大一统”思想，使祖国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分裂，但中华民族却表现出了超强的凝聚力，不断融合周边民族，最终实现了统一。其原因，和董仲舒阐发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使统一祖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有莫大的关系。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使我国两千多年来始终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有二、三十个。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直至今日，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完整和独立仍然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现在重视以德治国，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现在提出和谐社会的理论，不光要重视社会的和谐，还要重视内心的和谐，这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都有论述。两千年前他提出的理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这在以前是受批判的，有人提出三纲有些局限性的东西，与人人平等的思想有点差距。但是五常呢？我们要使“仁、义、礼、智、信”在今天这个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他的好的作用。市场经济不能说没有问题，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诚信在现实社会的缺失等等，以上问题我们可以挖掘古代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用来教育人民。有位专家指出，最近党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观，实际上与董仲舒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有众多相似之处，这些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有论述；董仲舒的“更化论”可以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对董仲舒原来批判的多，现在要把研究董仲舒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可就董仲舒的某一方面某一思想理念进行学术角度的专题研究。这样就可把研究推向深入，其目的是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古代儒家思想是个重要的纽带，一个民族的复兴、发展、团结、统一，文化是一个重要纽带。研究董仲舒思想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古为今用，要为促进祖国经济文化建设，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作者系衡水董仲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