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明的叩问者 - 管卫中的博客 - 管卫中 - 和讯博客

                                                   一

     自从改写散文后，周涛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似乎大大浓郁起来了。或者说散文给了他铺展这方面思绪的机会。然而通读他的文章之后，就可以掂量出，他的历史知识比较单薄。比起徐兴业唐浩明二月河甚至余秋雨来，他的学问根底的确很薄弱。以薄弱的历史知识而谈论历史就给人以蓄水量不足，舀两勺就见井底的感觉。并且，倘从学术的眼光看来，他说话时也不够严谨，时常露出一些破绽。

    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在解说历史的时候，有一股登高而望远、独具鹰眼、纵马从他人思维的峡谷冲杀出来进入一片开阔地的魅力。他的一些文章能醒神明眸。这样的文章，庸常的学者是写不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思维路向不同。在我的印象中，人类永远有这么两种书生：一类崇尚思想。他们永远在怀疑、破除权威观点和开创新思路的冲动当中。西方的学者中多思想家，大约就与他们崇尚思想的传统秉性有关。尼采就是一个代表。此君对学者的不无偏执的批判与轻蔑，对怀疑精神、创造精神的推崇与身体力行，就很说明问题。另一类崇尚勤勉、严谨。他们扎实、谨慎、平稳，信奉“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镐一镐地深挖细掘”的治学态度，主张“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十分鄙视那种“东抄西凑几条资料便纵横议论驰骋著述立说”的浮浪作风。不用说，这就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扎实严谨并不坏，求科学、求准确尤当如是。然而事情一旦被强调到极端，就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能忽略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过于求实严谨的学者们，思维的翅膀很容易被言必有据、不轻易奋思狂想的谨慎态度束缚住，被煤层一样层层累积的学问淤压住。他们埋头于资料书籍，一点一滴地搜集前人的结论，结果却可能是思路受到别人观念观点的影响侵占，不自觉地趋于一致，或小异大同。感受力逐渐钝化、结茧乃至坏死——别人的思想方法与观点堆积成墙，围住了他们的心灵，使之无法破壁而出，腾空而起。并且，现代科学过于细致的学科分工使他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局限在局部、细部。他们在显微镜中观察历史的某个细胞，而很少有人突破学科、时段的隔板整体地、宏观地考虑问题。中国有史学而缺少历史哲学或缘乎此？

    说来可叹，从“一镐一镐”的愚公精神中，你不是可以看见一个勤勉而踏实的农夫么？不是可以嗅出一股深入骨髓的农耕民族精神么？中国的学者太多了，却鲜见有天马行空的思想家代代涌现，这情形是不是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精神有关？

    周涛的思维方式与学者们有所不同。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一以贯之的、他独有的诗人的方式。那情形有点儿像飞机起飞。他先是在“实”的跑道上滑行，加速，而后突然拉升，以六十度的仰角向虚空冲刺，瞬间达到别人不曾企及的思想高度。那一瞬间，他的思索耀眼夺目。用学术一点的刻板话语来说，他的思维方式就是由点向面发散，由局部向整体辐射，由具体向抽象升腾，由表象向本质突进的顿悟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他往往功半事倍：从华山背后的捷径直插顶峰，以少量的“兵力”出奇制胜。

    周涛的治学方式也与学者大相径庭。他才不肯钻进历史学问堆中去，向学者们一样一镐一锹、老老实实地刨掘、爬梳整理、归纳他只是一边行走，一边随手拣起一块感兴趣的历史碎片凝神把玩、品位一阵，忽然深思飞动，目光如点一飞冲天。说他“投机”，不恰当，“取巧”则是惯用伎俩。他的取巧自有他的道理。他不肯让书籍让种种现成的结论、他人的思路观点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这一方面使他拥兵太少另一方面他的感觉又未受俗见常见的蒙蔽、污染，他始终保持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他独特的个性，他所崇尚的人格理想也往往在暗中起作用，成为他褒贬人物、解析历史精神的源头与价值依据。譬如说，从统一即进步的习惯陋见出发，学者们一向认为项羽是搞分裂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楚国没落贵族的代表，刘邦重新统一了中国，自然是进步力量的象征。而有位领袖人物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认为刘邦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项羽很幼稚，一介武夫耳。周涛凭着自己的灵魂好恶，对刘邦的诡诈阴柔痛加斥责，对项羽的真率磊落大家褒扬之后，忽然将思绪拉升至对历史通体的思索：“刘项之争其实是两种人生态度的历史性决战以项羽的自杀为标志代表着中华民族真性情真生命的恣肆汪洋的阳刚之气在乌江边走到了绝路，而虚伪阴险玩弄权术心术的所谓‘斗智’却作为正统蔓延至千年以下。”

    这真是一道思想的闪电，好比一束强光射进了晦暗的历史隧道它或许摧毁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它或许还为历史学者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游牧长城》和其他一些文章中，这样的洞见可以说俯拾皆是，这是一些只有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才有可能越过细碎重叠的现象，从历史的重峦叠嶂中发掘出来的大脉络大命题。学富五车而生气顿萎的学者们不曾意识到，却被周涛这个于学术不过是少半瓶醋的诗人一把抓住了道破了。

    但周涛也只是忽然悟及、点破而已，也就闪电一下而已，他才不肯再接再厉，下一番功夫，将这类新鲜的不曾为学者们所虑及的历史哲学大命题，变成扎实严密、思绪磅礴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著作。他说完了就丢弃。他象一个聪颖、兴趣多变的孩子，一件玩具玩够了就又去玩新的玩具了。

    周涛对自己这种颖悟而不扎实不彻底的干法颇为得意。他似乎认为诗人就应当是这样的凭灵气、感受和顿悟，而不是凭吃苦凭扎扎实实的学识根底。他相信人的聪慧和顿悟能力能够出奇制胜以少胜多。而对“刻苦”一向不以为然。他不大愿意别人把他的状如泉涌的作品看作是刻苦努力的结果。他以为刻苦是笨人、庸人的事。他讨厌学究气并且颇为得意地说：“我这一辈子研究过什么呀？”

    周涛瞧不起的是前述那种小炉匠式的、驮夫式的资料分解员式的研究法。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化验和枝解，而是感受和拥抱。”他说：“我不喜欢‘研究’，我更愿意感受琢磨，更愿意独自漫无边际地遐想、悠思、品味、顿悟。”不错，感受品味遐想顿悟，正是一个精神受精、怀孕发育成型的过程。真正的思想家文学家，无不是从痛切的感受中分娩出自己的心思想。但是对现象的尽可能多的了解[即学问]也是必需的。没有大量的现象撞击心灵，感受就会相对浮泛、稀少甚至会被个别现象所迷惑，出现思想失误。尤其是非此即彼，把思想与学问对立起来的理解有可能造成误解和自误。过分的自信与执见，有可能捂住自己的一只眼睛。

   《游牧长城》本来有可能成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化话题，但是，这部触及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话题且屡有新见的书，为什么没有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和重视玩味一下这部书掂一掂它的长和短，得与失也许会得到一点启示。

                                                      二

     《游牧长城》带有颇为浓郁的学术气味、思想气息，但它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一路行吟是周涛写作这部书的基本方式。周涛不是象学者们撰著那样，构思严谨，体系严密，由许多砖块筑起一座对称、规则的学说建筑，由许多个小主题层层包围，圈圈紧缩，攻向一个大主题。他只是一路行走一路感受、吟叹信马由缰地遐想。整部作品呈一种结构松散思绪跳跃，不时有旁枝逸出，主线不大确定，不很突出的状态。它不是一座深思熟虑后的建筑，而是一系列散文断章的连缀体。长城只是一道忽远忽近的精神行军线索。你只能跟随着他听他这儿停停，那儿指指，忽而迷迷糊糊，对重要的现象视而不见，有若暂时睡着了的狮子。你会不时地被他的一些新颖睿智的议论，对社会人生体察入骨的犀利剖析所吸引，报以会心的一笑，却很难从他这里获取长城两侧地理、历史、文化民情现时状况的丰富知识。

    行走在苍茫磅礴的北方，逶迤起伏的长城脚下，周涛依然是诗人周涛思想者周涛。而对这到横亘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大墙，他仿佛总是不能拂去耳畔惊天动地的马蹄声。他的思绪时常徘徊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多次破墙而入究竟给农耕民族带来了什么？汉族的学者们，一向认为游牧民族的南侵给中原汉族人民和政权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最终游牧民族又被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所淹没所同化。你征服了我我消化了你。但最终还是汉族人的文明厉害。这种看法乍看上去不无道理但细细品位，则不难发现潜在背后的汉民族本位观念和某种微妙的民族心理：汉民族是受害者，但却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游牧民族是侵略者野蛮的象征，文化上处于劣势野蛮者以蛮力夺取天下，却最终被高超的文明驯化掉吃掉。渗透在这种历史观中的汉民族的自大、自负对游牧民族的轻蔑是现而易见的。这种阿Q式的民族心理的要害在于：他不肯承认汉民族、汗文化、的病弱与弊端，不肯对挨打的原委做深深的反思。他也拒绝承认胡人之所以屡屡得胜，自有其道理。——胡人的民族秉性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严重缺乏因而需要认真汲取的因素。周涛在西北边地生活多年，对边陲游牧民族有着近切的直观感受对于中国北方和世界上的游牧民族他多年来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许多天性与游牧民族的秉性相契合。他是一个游牧民族的热爱者和朋友。这种与内地汉族学者不同的文化心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跳出了汉民族本位观念的圈子，具有了一种半汉人、半胡人，或者说超乎民族之上的眼光他一再地追问：在战争“悲剧的痛苦面容之后，能不能寻觅到一点什么规律呢？”其实在他这样提问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触摸到了一个“规律”。他说“马背民族突破长城的历史瞬间，。。。。。。正是中华民族受精的时刻”。“每当它[华夏文明]衰腐变质时，便有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强盛起来以战争的方式突破长城把洋溢在山野大漠间的原始生命力注入进来，使之开始一次新的轮回。那生命力是那样充沛，那样野性而活泼，他毫不自知的成了封建文化的的天然防腐剂”。这情形，有点象一个生命力衰几的贵妇，遭到一个强健雄悍的野夫的强暴，“长城这象征着守护农业文明的裤腰带一次次地被粗硬的手强行结开了”贵妇是痛苦的，却又分明因此获得了新的活力。他认为正是因了这股原始生命力的注入，中国封建文明这枚“仙桃”才历经三千年而长久不衰，老而弥鲜这真是一个新鲜而大胆的创见，一种别开生面的观察他的确道破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越文明的民族，越容易被蛮族的武力所蹂躏、征服。野蛮的古罗马人对开化甚早的古希腊人的征服是如此蛮悍的文明相对短暂的西方人对老大的东方文明古国入侵、征服是如此，华夏周边游牧民族对中央帝国的多次闯入、征服亦复如此。似乎越是文明的民族，就越温文儒雅，奢靡柔弱，也越喜欢和平，越崇尚安定平稳，越趋向于守护，越厌憎于武力和扩张。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熟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从孔子树立华夏族的基本价值观之时起，中国人就开始崇尚“和”“仁”“礼”，愿意在高低有叙秩序井然、人人温柔敦厚彬彬有理的环境中生活，而讨厌武力挑衅与战争。中国人的远古祖先并不文弱，在向文明的高级阶段步步进化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却一层层退化了枯萎了面对不断袭扰的蛮族，他们不再喜欢或者说越来越无力斗争、比实力，而只是依赖于习惯于玩心计斗鬼谋。从汉高祖面对强悍难驯的匈奴而发明的和亲策略到三国时代崇尚鬼谋之风大盛，中、晚唐屡屡诱借“胡儿”之力维持惨败的江山，北宋末与南宋的节节退避委曲求全，明中叶以后的政治瘫痪和晚期的内部朽空、不堪一击，晚清时期的内部朽烂，对空前强大的西夷的消极抵抗羁縻政策。。。。。。中国人似乎越来越文明了也越来越浮肿虚弱了。一个善于玩心计的文明人遇上蛮勇强悍、不讲任何道理的野蛮人的铁蹄，结局只有一个：被踩得稀烂。一切高明的鬼谋都无济于世。

    年轻强悍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确为衰老萎靡的中国政权注入了一股强健的尚武精神与阳刚之气，一种进攻性和征服欲。具有胡汉混血血统武职出身的杨坚建立的隋朝，和同样带有游牧民族血统的李世民父子建立的唐朝，崛起于混乱的时期，成为中国人空前强大、昌盛、刚健、胸怀博大的象征。隋唐的生气勃勃，与西汉末、东汉的萎靡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许确实与统治者强健豪阔的心态气质有关。成吉思汗搅起的“黄祸”席卷中亚、欧洲，忽必烈时代的元朝在军事上强大一时，两度远征日本。与北宋末南宋的屈辱卑贱构成意味深长的对照。清王朝前期对周边部族、国家的征剿平定，疆域的收复与拓展，国势的强盛，也与明末的朝不保夕、气息奄奄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情形，除了与一个王朝兴起时期的残破势微这一周期性规律有关以外，恐怕的确与新入主的游牧民族的精神心态文化秉性有相当重要的关系，至少，周涛提出的这一种观点，这种视角似乎尚未被史学界意识到，尚未见到这方面的切实研究。

    但是，周涛的看法仅仅出之于一种宏观的感觉。宏观的感觉可以越过地面腾空而起却也容易失之笼统。如果还原到史实，细加追究就会察觉到许多粗糙与破绽。兹举两点：一、马背民族突破长城入主中原最重要的两个朝代，是元朝与清朝。蒙元与满清的情况殊为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蒙古人一向生活在大陆的草原上与外界文明接触甚少，因而比满人更原始，更多一些人类野蛮时代的特征。譬如说蒙古人崇尚勇武、力量。他们以杀戮人口的多少，来甄别勇士。成吉思汗的军队以残暴出名。成吉思汗本人更象一个卓越的军事统帅，而算不得是一位政治家。他一生以征伐为乐事、为目的，据说他曾经对人说过：“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他一生其实只做了两件事：统一蒙古诸部，向中亚、欧洲扩张。他的子孙们创建的元朝，也只是以武力征服了华夏民族，夺得了这片地域的统治权，其余方面则几乎无可称道处。譬如说，蒙古人有着比鲜卑拓拔族、后金人远为深刻强固的种族观念，他们将人分为四等，毁坏城市、毁坏耕地、拒绝汉文化废除在当时堪称先进的科举制，等等，显示了相当酣鲁而蒙昧的游牧种族意识。忽必烈可以说是元代唯一的一个比较开明通达、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与对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两种习性心理文化相去甚远的人群的竭力控制之中。为了消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深刻的民族矛盾，寻找到一个管理两大民族的共同体制，忽必烈事事调和、时时妥协显示了比较稳健成熟的政治家风度。忽必烈时代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时代。可惜忽必烈时代之后，他的后继者们一个比一个目光狭隘，只知有皇位而不知有天下；只知维护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利益，而不晓得如何治理汉人占多数的大中国。除了军事力量较之宋代强大外，元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称不得成功、先进、强盛。忽必烈之后，元朝迅速衰败、朽烂、灭亡，成了一个比较短命的王朝。这样看来蒙古人实在谈不上为中华民族输入了什么生命活力。

   其二，比起明末的衰败来，由满族人建立的前清王朝，的确呈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然而前清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关外的满族人带入了一股精锐强健之气，还因为他们比蒙古人懂得向汉文明学习清朝开国之初，以区区30万旗人统治3000万汉人，不要说国家昌盛仅仅是稳住脚跟其艰难也可以相见，当此之时满清贵族中有一股不小的势力，坚持狭隘的民族立场死抱住满族祖制、文化不放，企图以满族文化改造汉文化让浩荡中国成为满文化的天下。强令中原人民留长辫，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强横而愚昧的举措，引发着一种新的危机。而以庄太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为代表的开明派，不愧为是满人中高瞻远瞩的一代杰出人物。他们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一个人口极少的游牧民族而控制人口庞大的、文明源远流长的大中国就决不能象元朝人那样死守本民族的文化、祖制、观念，而应当改造自己，摒弃比较简陋粗糙的原始民主制度，抑制狭隘的满族本位意识，向比较高级又深入3000万汉人人心的汉文化靠拢，汲取其营养。譬如，汉族积累数千年的政治经验、制度、法律、儒家统治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当然也要坚决革除导致王朝衰朽、覆亡的种种弊端，，诸如官僚腐败、太监干政、科举弊病、军队腐化墨吏贪渎，等等。为了实践这些政治主张，顺治、康熙父子曾经先后与以简亲王济度、顾命大臣敖拜为首的一打批顽固坚持狭隘的满族本位立场，死守祖制，极力排斥、敌视汉人、汉制、汉文化的满族亲贵、满大臣旗主统领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搏斗，终于是落后的军事奴隶制脱胎而来的清王朝，完成了一次大换血、大蜕变，从而造就了一个强悍有力而又文明开化的朝气蓬勃的清政权。清王朝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被汉族人接受承认的政治代表。以历史的眼光看，虽然清政权接受的不过是专制等级文化但就当时的情势来说，顺治、康熙作为处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君王，仍然堪称是当时的一代改革家。没有他们的这种顺应历史方向运做的变革努力，清王朝很可能在汉族人的全面对抗中，在中原站不住脚被迫退回关外，就象元朝一样短命完蛋了。事实是通过游牧文化与汉文化两条河流的交汇经过一番大修理、大治疗、大割除、大滋补，才诞生了一个混血的、强健而文明的清王朝。乾隆嘉庆之后，满族人已没入汉文化的汪洋泥沼，汉文化的病毒迅速蔓延至清朝全身，前期的精锐之气以丧失殆尽。清王朝又象宋明王朝一样，成了一棵中心朽枯的枯树。而此时面临的外敌，又是比当初的辽国铁骑、蒙古铁骑、后金铁骑强悍、先进得多的西方炮舰。这棵弱不禁风的大树，毋须抡斧猛砍，只须用小拇指轻轻一推就轰然到下了。辛亥革命用十分薄弱的武装力量而能推翻清庭，道理就在这里。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用周涛的思路来推理，是否可以说是西方蛮族以坚船利炮再一次对中国人强行“受精”呢？也许不是，也许是。历史的麻团真是纷纭复杂难以一下理清阿！周涛的目光是怎样的尖利又是怎样的不周全！如果“生命的活力”指的是一种强健精悍的气魄，那么它却会在中国人的糜保守的华夏文化沼泽中被泡化、消解；如果是一种新思想，那么它却会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出产生强烈的反响发挥久远的作用。

    这是上层的文化交汇问题。还有一个民间的文化融合问题。对于历史上游牧人群融入汉族的现象，史学界通常以一句“融如华夏大家族”交代完事就止步，很少有人进一步考察追究一些游牧人移居汉地之后，引起了怎样的人文变化？融合后的民族心态气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异？“融合”后的民族心态是潜移默化的、微妙复杂的。只有对混血的人群做详细地观察，与游牧人汉族人原有的精神气质进行比较，才可得出切实的结论。做这种学术考察，需要考察者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两中文化的田野考察精神和科学方法。具备这种综合素质的学者十分罕见。这种研究便几乎成了空白。

    而周涛却遇到了一个适宜的机会，他所途径的长城两侧的广大地域是一个特殊的混血人群地带。远的不说，至少是从汉代起迄于清代，先后就有为数不少的匈奴人、鲜卑人、氐人、羌人、东突厥人、吐蕃人、党项人、尧忽尔人[今裕固族]、契丹人、蒙古人、回回人、女真人，陆续迁徙至长城以内。他们大多落脚于紧贴长城的南侧地区。譬如东汉初年胡人即已大批流入关内，“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匈奴人依组塞下委质柔服”。“五胡乱华”时代，胡人更是成群涌入，驰骋关内。当时长安附近的居民五花八门，“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北一带先是有鲜卑人拓拔跬、。拓拔焘一族长期居住；至唐代又有沙陀突厥人李克用一族迁入，长期居留并以此为根拒地，建立了后来的后唐政权。陕北毗邻胡地，历来尤多胡人拘留，除了周涛提到的匈奴人后裔赫连勃勃曾在夏洲建立政权以外，西夏王朝的奠基人，土谷浑人的后裔拓拔继迁亦曾起身于夏州，他生活的地方，与后来的李自成的出生地仅有咫尺之遥。甘肃的河西走廊先有大月氏人、乌孙人、羌人生栖于斯，后有土蕃人、回鹘人、蒙古人、回回人的一时占据和拘留，契丹、辽国、金国曾一度占领北方的大片土地。而跟随元清政权大批迁入燕京、河北以及北方地区的蒙古人、满族人更是有目共睹。不仅是胡人南流，历史上还有数量可观的汉族军人、商贾、流犯移民和走西口、闯关东的农民由内地北流落脚与长城北侧，也就是说从嘉峪关到山海关这一条以长城为脉络的狭长地带，是一个胡汉混合杂居的密集区，一个既不同于游牧世界也不同于黄河以南地区的特殊的混血人群地带今天的河西人、西宁人、兰州人、银川人、晋北人、陕北人、河套人、北京人、东北人，不是纯种的汉族人他们的血脉里，含有相当的游牧血统。关于这一点，只须留意一下他们的人种诸特征，或者是兰州人、陕北人、北京人、东北人豪侠仗义、桀骜不驯、悍狡好斗的性格，即会心有所悟。今天的甘肃人陕北人、渭河流域人晋北人犹存鲜卑姓氏如慕容氏、独孤氏呼延氏尉迟氏，女真姓氏如完颜氏，等等也是胡人汉化后留下的一点痕迹。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要考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混合使华夏人群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异，那么长城两侧的混血地带正是最合适的考察对象。

    周涛率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凭着诗人的敏感，他果然嗅到了陕北人的异族气味，他发现“这支高鼻梁、高额骨的质朴、峻悍的山里人”，这些“额上缠着白羊肚毛巾”的“爱放羊”的农民与同处一省的关中人，有着骨子里的深刻差别。他认为关中人是驯顺的奴性的，而陕北人平日艰苦沉默容忍，脑后却长着反骨，临危一反常态，率先从最穷困的最偏僻的地域扯起造反大旗，挟风雷而掣闪电，撼动整个帝国。对于这样一群憨头土脑沉默寡言的混血儿周涛情不自禁地感叹：“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你是何等的英气勃勃啊！”甚至他从吕布、貂禅这一对历史的“小儿女”身上也发现了异样的秉赋。他觉得吕布“勇猛、单纯、无拘无束”，没有伪装做作没有儒家的道德负担是一个“真人、自由人”吕布之所以易变，对谁都不讲什么忠是因为一个在组源上来处不同的人，无法对外人产生刻骨的忠，是因为对他来说，外人都一样，都是外人。从吕布、李自成到刘志丹，都唱着火辣辣的“信天游”来蔑视和反抗正统文化的牧羊人。周涛触摸到了“那个古老岁月翅羽下潜藏的蓬勃而又有些毛茸茸的鲜活生命。。。。。。绵延不绝着呢”。由此他想到：“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融汇起了多么深刻、重大的作用。”

    这真是心有灵犀、别具只眼。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周涛触到了一个切要的命题，却只是浅尝即罢，点到为止。他没有对长城沿线的混血人群的异样秉性做扎实的考察，这使得他使用的材料都显得有点勉强东拉西凑，不成阵形，更遑论大规模的记实描述和深入骨髓的分析。他只是随手翻了翻书，发掘了一点阅读记忆，听了听民歌看了几眼陕北人的面相，依据一些零星的现象，机智地提出了一个学术界忽略的重要命题，便匆匆赶路了。

    其实周涛并非真想考察对汉民族文化的输血与改造功用，他真正的用意，是要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历史观。在诗人式的演述了长城两侧“两个孩子”与“牛文化”和“马文化”的历史关系，简略地归纳了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步履缓慢的相似状况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越是拥有古老农业文明的民族，越是在近代落伍，为什么？”

     周涛的回答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发展的过程中少了游牧时期这个重要的一环！”周涛大概翻过日耳曼、斯拉夫、日本等一些民族的历史，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游牧时期。”游牧时期赋予了这些民族以“自由精神”。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农耕民族不曾有过游牧时期，“这就象一个人的成长发育阶段中少了少年时期一样，过早地成熟了。当在新的阶段里需要单纯、活泼、无拘无束幻想和求知等等的少年品格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他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这，多么可怕！”

     这又是一个新颖的看法。至少他提出了一种新鲜的思考角度。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过人从这种角度思考过中国落后的原因。

     那么促使西方民族在近代迅速超越早熟的东方文明古国，迅猛地强盛起来的“游牧精神”其确切的内涵是什么呢？周涛的理解散布在他对游牧农耕两种文化的描述与比较之中。他说：“游牧文化是马的文化，农耕文化是牛的文化。在体现着这两种文明的生灵长期依存的生产过程中人的精神文明默默浸透了这种性情的特点。”东方民族“驯化了牛也被牛驯化了”，其精神“浸透了牛的忍耐和悲哀精神”。它“从不夸张自我，不主动侵犯别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低，很渺小很容易服从。”而西方民族具有马的合群、团队冲锋，“横扫一切的凶猛攻击精神”。他还说游牧时期为这些民族“留下了豪爽坦放的自由天性更重要的是，游牧生活使一个民族不保守，敢于放弃敢于寻找新的生活领域，有开阔的视野雄健的自然体魄崇尚华丽、喜欢进取，保持更为天然的爱情形态。”

     周涛对东方国家之所以落后的原因的分析是否能成立，取决于他对“游牧精神”的判断是否准确，因而有必要对后者作一点验证。    `

     游牧生活使一个民族不保守，敢于放弃，敢于寻找新的生活领域我揣测周涛的这种概括也许来自他对于游牧人“转场”生活方式和习惯于向异域攻略、扩张之秉性的诗歌式的拔升。然而验诸史实就不难发现游牧民族的向外奔袭与扩张，其基本原因源于游牧地区自然条件的饿劣，物产的匮乏，以及历代中原王朝对边贸的禁绝和百般刁难。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曾说：“十三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匈奴人也罢突厥人也罢他们攻城略地，通常以掠取财物牲畜、丁壮子女为目的，“马边悬人头，马后载妇女”，抢完了就走。这是他们弥补生活资料匮乏和人口稀少的一种补充性“谋生方式”。自然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天然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兵种——骑兵的优越性，也才使他们的流动攻击成为可能。至于辽、金、蒙古、后金的入主中原，也是以夺取物产丰饶的好地方夺取中国的统治权为目的的，这与哥伦布式的“寻找新的生活领域”显然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在非理性时代，弱肉强食、欺软怕硬是一个通行的法则。茨威格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欧州各国情况的内部人，曾经详细地描述过这些国家当时一个个象“象服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觊觎别国的领土，纷纷“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的状态。对于1914年的一战爆发的原因，他说：“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点什么”[《昨日的世界》]。这样一种进取精神，恐怕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是不会轻易赞许的。虽然中国人的确太保守、太软弱、太窝囊、太重防御了一点。

    一个牧人纵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说他有形而下的“开阔的视野”是完全可以的，但说一个游牧民族有形而上的“开阔的视野”则谈不上。恰恰相反，由于生存地域的封闭，文化的落后，他们的精神视野事实上异常狭窄。没有耶律楚材的一再提醒，成吉思汗就绝不会信任和任用汉地人才，就会一味地蛮干下去。没有范文程的一再建议，清初的满洲贵族在夺得北京后可能又会退回满洲去过从前的日子——他们本来就很动过这种念头。即便是夺取天下之后，狭隘的小民族本位意识和蒙昧落后的民族等级政策，对中原高度专制的政治文化和腐朽的伦理文化的全盘承袭，对世界文明的懵然无知和妄自尊大、自傲自负，都表明他们的认识水准与汉族人本质上很相似甚或不及。他们与驾着船舰闯荡四方，精神视野十分开阔的近代西方“蛮族”大异其趣。不错，清初的顺治特别是康熙皇帝，的确胸怀广大，视野开阔，然而就整个满族来说，这种开明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等到帝国稳固，昌盛达于颠峰之时，成功者的自负与自蔽也就显露出来了。正是那个自诩文治武攻冠绝前代的乾隆皇帝，以英国使节不行三跪九叩大礼而拒绝了两大世界强国相互了解、交流、贸易的机会，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如果乾隆不是这样一种自大与狭隘，中国的近代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格局。乾隆之后的清政权，尤以保守僵滞闻名全球。这是满人之过，还是渊源流长的中央帝国观念之过？悲剧的原因也许不能全算在满人头上，但无论如何，说游牧民族“视野开阔”、“不保守”，恐怕就不那么符合事实了。游牧民族没有程朱理学，没有汉文化那么繁重严密的精神控制术，或曰“诛心”术。他们的“爱情形态”的确比较天然。他们比汉族人更接近自然；游牧人也没有儒家崇高的人格标准与务实乃至鄙俗、龌龊的实际行为之间的背离现象。他们憨直坦爽一如儿童，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作假，不虚伪，不象汉人那样善于掩饰。但是，这与具备“自由精神”仍相去甚远。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游牧民族通常实行的都是军事奴隶制。平时奴隶战时兵。部落里的牧民们处于非常低贱的地位，他们可以随时被买卖，可以轻易被处死，被剥皮抽筋。他们无人权可言。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几个中央半中央政权，实行的是比汉族政治更为落后野蛮的种族等级制和马刀统治，生活在这两种制度下的贵族与平民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自由精神”呢？自己没有的东西，他又如何向汉族人“注入”呢？

    周涛的心思可以理解。他对汉族人的奴性、虚伪、诡诈深恶痛绝，他对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软弱受欺、保守、不思进取、只会忍耐而不知叛逆、不图进攻的民族秉性痛心疾首。他象每一个尚存血性与深重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想找出精神委顿、民族落后的病根，想找到一种新鲜、刚健的精神血液，借以来改造中国人的民族秉性。他对自由无羁的精神，勇猛刚健的生命活力太喜欢、太向往了。他久居边陲，与大自然中的猛禽、骏马、牧人浸淫日久，从中感悟到了一些与汉民族不同的东西。他把自己所热爱、神往的东西，统统赋予了游牧民族。游牧文化在他心中成了一种理想精神的象征。在小说中，你可以这么写——把理想中的一切都赋予了一个象征对象，小说容许虚构，没有人把小说中的人群特征与现实中的人群一一加以对照。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写实文体。散文的写作须言必有据，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上的民族要有一点学者式的一丝不苟精神。否则，只有痛快的畅想，缺乏扎实强硬的事实依据，再新鲜的见解，也不过是一种突发的玄想，一种容易破碎的肥皂泡而已。参与学术话题讨论的散文也与诗不同。诗可以由点及面，无穷感悟、生发，没有人会追究他是否科学。学术则不然，不经详察，不握有大量的、充分的依据，仅凭一星半点印象，而得出对整体的判断，这在谈论学术话题时是不够严肃甚至是很危险的。

    我已经把问题强调到了极端，事实上，周涛的许多想法并非那么不堪一击。他的目光在许多时侯是异常尖利的。在中国文化病因何在的世纪大讨论中，周涛从一个“半胡儿”的视角来观察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他的结论是否准确、妥当，他至少提供了一些新角度、新思路，触及了一些不曾为人注意到的新鲜命题。而且，他不人云亦云，独立探路的精神，是值得尊重和赞许的。无论如何多一种异样的声音，总比异口同声唱一个老调子要好得多吧？

                                                      三

    然而在当代散文诸家中，周涛的文章仍然具有别人无法遮蔽的独特魅力。这魅力在我看来主要来自于周涛的个性。

一个在人生观上尽量向大众看齐，事事处处模仿别人得样子活着的写作者，必然是一个平庸的写作者。他没有超群逆众的精神世界，怎么可能写出见卓识异的文章呢？怎么可能为人世贡献新鲜的异乎寻常的精神产品呢？一个真正的作家、思想者必具有独特的个性。庄子、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李贽、梁启超、鲁迅、叔本华、尼采、海明威、索尔仁尼琴、周国平韩少功，这些长存于后人或今人内心深处的作家，哪一个没有独特的生命风貌呢？不是某一些精湛的作品，而是他用全部的作品和行为描画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风貌，在人心中长存不灭。

    独特的个性是作家的生命。在我的印象中，周涛的自我欣赏、自我钦佩、自吹自擂，周涛的目空权势与权威，嬉笑怒骂、狂态毕露，周涛的顽皮、幽默、恶作剧不仅不令人生厌，而且十分真率可爱。周涛一爪即掏出官场、官人的五脏下水，一眼即侦破东方朔、刘邦一类人在堂皇庄严的伪饰之下的恶俗市侩、奸狡无赖本色的鹰一样的目光与爪力，还有他对曹操、武则天、吕布等一类被世俗眼光贬入令册的叛逆人物的热情讴歌，让人体味出他的精神倾向，他对真正的人的理解。周涛质朴的乡情，他对乡野细民的尊重、关爱，让人觉出他在狂傲的背后潜藏着人的平等意识。周涛对悲哀、忍耐、不思反抗、奴性十足又保守、顽固受压受欺的中国国民性的叹惋与憎恨，对凶猛强悍、自由无羁的精神气质的额无限向往，让人觉出他对汉文化的深广忧愤和对变革民族精神的殷切期望。周涛的独立边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和他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伤、悲哀、凄怆，也使人真切地触摸到一个精神独行者的内心颤动。。。。。。

    在组成周涛个性的诸多元素中，大概他的“狂”，是最醒目最与众不同的了。与一些作家的狂隐藏在骨子里表面上比较谦和不同，周涛的狂不仅发乎骨缝，并且毫不掩饰，溢于言表。贾平凹送给周涛一条字幅，上书“狂涛”二字。赵光鸣等一些作家也曾著问描述，议论过周涛的“狂”。在我看来周涛的狂态，不是一种无关宏旨的个人风格，而是周涛面对中国社会的一种人生姿态。他发乎周涛的天性，更有一种理性的考虑在其中。他具有反抗中国式群体人格的性质和价值。

    什么是中国式群体人格？这需要从孕育塑造它的历史土壤——等级制社会、等级观念说起。把人分为贵贱高低不同的等级类群，这不是华夏民族独有的事，而是整个人类都曾有过的普遍现象。我曾经观察过猴群、蜜蜂和蚂蚁，发觉生物界就有高低分明的等级划分现象。原来人类具有顽固的等级制并不奇怪。早在人类的史前期，自然界就有了发乎天然的等级观念有了王与臣民的分化。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有的民族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不合理，滋生了人的平等思想，部分地修正乃至革除了等级观念与制度。有的民族却层层强化了它，不幸得很，中国印度日本等一些东方民族，就属于后一类。他们的文明发源甚早但在这一点上，不仅始终没有脱去原始形态，而且有意识、有理论、有节奏地持续强化了等级观、等级制度。以至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似乎人分高低贵贱，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现象，也许恰与东方民族人口众多，发蒙甚早，很懂得划分等级、阶层以强化秩序，以便于控制有关。等级社会只培养两种人：主子与奴才，或者还有别的叫法：大人与小人，贵人与贱人，父亲与犬子、丈夫与贱妾，等等。一方面一小部分人[皇帝、官员、父亲]的身影无限扩张、放大成为巨人。他们高高在上，威权赫赫、庄重肃严、装摸做样[一旦失势败露则无一例外地显露出满腹败絮与卑俗]；另一方面是大部分人的身影无限缩小由人变为侏儒、蚂蚁、草芥。有趣的是，这些小人物们从来不晓得还有人生而平等这一说。他们自甘卑微，自轻自贱，“把自己看得很低、很渺小、很容易服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处世经验是：“夹起尾巴做人”，把自己看得越卑贱越好，为人处世越谦恭、越顺从、越没个性，越有利于生存。中国人对小人地位的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生的奴才性，真是深入骨髓，无处不显现，无往而不在。由他们构成的奴性的汪洋大海和另一些人的森严壁垒，对于身处其中的心态健康、正常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压抑、沉闷的生存氛围。

    中国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自发地产生过人格的平等意识。他们是一些天性健康的文人。他们佯装醉态、疯态、痴态，傲视权贵，不肯催眉折腰，作奴才相，他们的自我诊视，自处于社会圈外，以田园为伴，树下打铁，做青白眼，以天地为居室，裸身而歌狂放桀骜,bi睨一切，不过是对人格不平等的人世的一种孤独的个人反抗。他们并不是真的自视过高，目空一切。他们的狂傲底下，不过是深藏着一种本能的平等意识，一种人的尊严感罢了。而平等意识，个人尊严，是不见容于世俗社会的。不仅权要们蹙眉、恼恨，视为刺儿头、异端；而且自轻自贱惯了的“平民”们，也视之为狂傲自负。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正常的、健康的，反倒成了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不正常的、病态的，反而成了正常。

    周涛是这类文人序列中的一个。他的狂傲不过是对温顺、驯服、谦卑一类奴性的自觉抵制，对权势、权威的一种轻蔑与反抗。骨子里他时时守护的是人的尊严与独立，坚持的是人的平等意识。他之不肯屈膝与权要、权威思想，文坛权威话语、金钱、潮流以及一切压制人席卷人的东西，不过是要做一个独立而高贵的人罢了。

    令我感触良深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一个人走过那么长的路，经历了那么复杂的世事，不曾被社会所改造，不曾被所谓“成熟” 所锈蚀，犹能保持孩童般的率真，山峰般的独立，野马般的狂放，岩石般的陡峭，赤子般的真诚，殊非易事。这表明周涛的天性比正常人健康得多。周涛也曾是一个“小人物”，一介平民，他经历过作为黑五类的子弟而遭受精神凌辱的岁月，经历过作为一介百姓而艰难生存、遭受轻视与糟辱的日子。微薄的平民百姓们象麦粒一样被人世、生活之磨盘一点点压扁、挤裂、磨碎的命运令他锥心痛楚，刻骨铭心。贫贱的日子最容易逼迫人去另觅生路。复杂的世事尤易移人性情。稍微机灵一点的人，都能轻易看破中国社会的暗道机关：要改变贫而贱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上策是顽强地、不择手段地爬上去，成为治人者。一旦此举成功，则地位物质尊贵势力声威全有了。或者是学乖，学精，学会放弃尊严与羞耻心，成为一个心理姿态更为低贱的奴才，一条善于钻各种社会空子的精明滑溜的耗子，则也能捞到一定的好处。这样的世事这样的逼迫与躯赶，什么样的岩石不能被磨光洗滑？什么样的清水不能被搅浑？什么样的真性情不能被移换？周涛的健康与坚硬处在于，无论是作为平民还是社会名流，他象一颗磨不碎泡不软、砸不烂的的金豆子，一匹无法被驯化的野马，始终完好地保持住了自己的天性，始终在向一种与常人相反的人格方向挺进。与古代的狂狷之士不同的是，他毕竟汲取了现代新思想，他的意识更为自觉，在有意识的护养中，他的精神中气日益丰沛、强健起来，站在精神山头上俯视遍地绵羊，遍地鼠窜狐走的人世，他的心境益臻澈明，自尊自贵的意识明晰而强烈。这些正是他看人论世写文章的出发点。他厌恶触目皆是的“猴子”，说它们“无论如何艰难困苦肮脏恶心的条件下，总肯拖泥带水生儿育女。结果呢，一代比一代劣，一代比一代刁滑，一代比一代缺乏生命的庄重感。由是就永远也没法变成人了。”但他又不是一概地鄙视民众对于山西乡鲁丑小们于不加矫饰的“丑”中表现出来的生命的活泼自然，他又表达了由衷的喜爱与尊重。他是这样犀利地一刀挑中了“东方朔们”的穴脉：“瞧瞧，‘饱食安步，以仕代农’——这一种让人感到多么熟悉的人生姿态！他背着手，安闲而又稳重地度着步，不耕不稼、无忧无虑。你说他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大腹便便，手掌温软；你说他是个脑力劳动者，他思维简单，知识贫乏；他就是这样愚蠢而又自信，可怜而又庄严，呆板而又灵活，缺乏活力而又面色红润。”这是一幅准确辛辣、令忍忍俊不禁的真正幽默画。但周涛也不是一概贬斥官员，对于曹操、毛泽东这样的雄才大略又不失真人品性、个性极其分明的政治家，他又怀着一种由衷的赞佩。说到底，他厌恶的不是那种社会角色，而是病态的人或者类人的社会生物。剥开乞丐或者正人、弄潮儿们的衣衫他抓出的是种种非人的劣根。他喜欢尊重的也不光是鲁丑小抑或曹孟德、辛稼轩，而是一种真人的品准，健康的天性。他内心深处有一套人的标准。在他眼中那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的“稀世之鸟”更像人，那只英勇绝伦，宁可自己被撕成两片也要与阴狠刁毒的老狼拼杀到底的“猛禽”更像人，，那匹憨纯灵性、活泼可爱的猪更像人，那些扬鬣奔驰在草原上的勇猛雄健的骏马更像人那一座座遗世独立冷眼人士奔竞争抢闹剧的边陲雪山更像人，那些隐藏在民间的沉默的叛逆者，那些逾出常规、不受理度的怪人更像人，而许许多多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察不觉的人，却不怎么像人——不像他心中的人的模样。其实周涛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海阔天空地说，尖辣狠准地画，哪一篇不是在借题发挥的述说他对人的理解呢？如果把他赞叹的种种品性拼接起来，那就是他心中的人。这个人显然与现实中的人、与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相径庭。周涛的理想与否定，也就在其中了。说得学术一些，这算不算切实的文化批判与重构设想？算不算接续了梁启超、鲁迅们的思绪呢？

    前面说，到中国人大体分为主子与奴才两种人格。但主子抑或奴才，也还各有两面性。主子并非永远是主子脾气，奴才也并非始终是奴才表情。对于地位低于他的人，他即使是个奴才也会现出一副威严傲慢的主子相；对于地位高于他的人，他即便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也会现出一副卑贱至极的奴才相，这种变化在他们那里非常自然、极为谐调。但中国人也就这么两副面孔，一种共性。至于作为后一个个体的个性却不容易发现周涛描述过后一种情形：“在上级面前，他们。。。。。。把自己摆得很低，低到让人同情的地步低得让人想不出他厉害时的样子。他宁肯让领导把他看成一个天性忠顺的公仆一个天真烂漫、智力发育不全的可怜的孩子，一个永远需要被人上发条的玩具人，也决不会让你意识到他的存在和个性。”“他们有一种特殊环境里长期打磨出来的老练，老练到什么地步了呢？老练到：他们也说话但让你感觉不到任何一句有明晰的目的和新鲜的印象，语言在他们嘴里另有一道工序，加工成为无色彩、无印象的浑圆棉球，谁也别想从中找见什么，更不可能记住。”这种世态令人骇然。人的个性怎么会弄到这种程度呢？

    一个人本应该像自然界的一株花卉一样，生而具有特殊的姿态、花形、色泽、气味，具有独特的生命特征；一个人群本该像山坡上的野生花草一样各现风姿、异色纷呈，然而，是什么力量如此严重地扭曲乃至泯灭了人的个性，使之像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一样相近相似？

    原因很复杂，社会倡导、舆论褒贬现实挤压等等都是原因，然而隐蔽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根子，却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从孔子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至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始终格外重视群体的价值，而轻忽个体的价值。只将求群体的重要性不承认甚或压根儿意识不到个人的重要性所谓社稷为重，个人为轻；家族为重族员为轻；团体家庭为重，成员为轻是也。个人应当压抑自己以服从群体的纪律，应当牺牲自己以服从群体的利益。代表群体与管理权利的皇帝官员也就成了最重要、最尊贵的人；代表群体生活规范的礼、伦理观成了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种“社稷为重”、集体为重的说法听上去似乎不错似乎是在维护公众的利益，群体兴盛则人人有份嘛，而实质上他往往成了一种掩护和蒙蔽。它其实是以重群体价值之名，无限扩大治人者的价值，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蔑视抹杀大多数人的个体价值，最终损害了公众利益。它只提倡一滴水要融入大海，以维持彼此的“不干”，至于融入大海的这滴水是否还真的存在，还能否闪烁出独特的生命光泽，他不管不去追究。它似乎特别重视森林的价值，却不在乎每棵树的价值，可以随意攀折、压抑、砍伐任意一棵树，且认为这棵树不代表森林。而事实上，森林是由每棵树组成的，轻视贬低每棵树的价值，重视森林也就成了一句十足的空话，一种堂皇好听而虚假的蒙骗。其二，只重视群体价值的文化，必须强调秩序、纪律规矩和安定，不允许个人的自由独立；只鼓励趋同，向榜样看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就是希望人君、大臣成为万众仿效的人格典范——而不允许标新立异；只要求思想的统一，步调的统一，活法的统一，性格的统一，而不去追问如此整齐划一的群体内部还能否产生活力。其结果必然是个体的创造力被抑制，个性被刨平磨光，非主流的思想无从产生，无法发展。千人一脑、千夫一面、千文一腔。历数千年而只有独霸天下的一两种思想，而不曾出现层出不穷的思想家和后浪推前浪的思想潮汐。个体与民族生动活泼的生命力都渐渐萎缩、僵化、凝滞。

    与此相对应，人类还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体系。在这种与中国文化价值取向迥然相异的文化体系看来，个体才是价值的核心，个人的天赋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灵魂的独立、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创造力、乃至个人爱好财产隐私等等，都具有神圣性，都应当受到保护，容不得任何力量的压抑与侵犯。当统治力量伦理规范甚至宗教陈规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时，首先应当怀疑并加以改造的是前者。它认为由许多独立的个体组合起来的群体，才是最佳结合，才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富有创造性和丰富性的群体。周涛特别重视个体的尊严、独立、精神自由个性的思绪，恰与个体本位观念相暗合。有这样的精神立场，就必然对庞大的、笼盖一切的“墙”文化产生深深的怀疑。他评判人物的眼光也就与寻常人寻常作家打大相径庭，历史人物可谓多矣哪一个人物没有点故事、情节？寻常作者，不分青红皂白抓住一个就写写出来也就平淡无味。周涛不他选人的眼光大有深意。他绝不会去赞叹屈原、诸葛亮、文天祥、曾国藩一类人物。因为这些人无论有多么高明的智谋，建立过多么了不起的功勋，都不过恪守一个“忠”字，不过以不同行为演绎一个相同的忠臣、儒生人格形象罢了。他们本质上都是为正统思想所驯服的奴仆。周涛选取的人物有两类：一类人是击壤的山野农夫、项羽、曹操、武则天、吕布、辛弃疾、隐藏于民间的造反者的后裔陕北人；另一类人物是刘邦、刘备、东方朔等。周涛所倾心的是前一类人，无一不是脑后长有思想反骨的角色。击壤的山野农夫，口吻中充满了对帝力的蔑视项羽是皇帝的“刺客”，王位的“杀手”，推翻暴秦的大叛逆；曹操是汉室的贰臣逆子正统的家族皇权观念和儒家伦理观人生观的破坏者，一个“不受伦理纲常约束不在乎生前身后的世俗眼光怎么看他的孤胆烈士；武则天更是一位男权观念和家族皇权观念的英勇挑战者，一个独自与举朝上下捍卫李氏家族皇权和男人权利的势力较量、厮杀到底的女豪杰。用现代的话来说，他们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深刻怀疑者，反文化的前卫斗士，敢于向全社会挑战的孤胆英雄。这些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一个个都性情率真，生命原色毕露，绝无虚骄伪饰。周涛特别指出项羽纯洁如孩童，“兵败乌江而有许多想不通”。曹操心胸旷达雄强，却也有如许细腻孤独和感伤，不乏城府又豪放爽直。说辛弃疾是“一个智慧的武夫壮健的文士深刻的浪子、豪迈的酒徒悲观的理想主义诗人沙场点兵的将军屡遭猜忌的长官、赚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的好男儿。。。。。。人生被他淋漓尽致矣！”说他喜欢辛稼轩那种“饱满的、亢奋的精明，连他的颓废消沉都是健康的！”这些人大体都不善于斗心计，不是不会，而是他们厌恶那种布满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的活法。他们宁可在公开的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输了就决然自刎，“为完成精神品格的完美而放弃现实努力”，也绝不像癞皮狗一样地苟活。周涛由衷地赞叹他们是“千古男儿真性情”，说“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君子是太多了，缺少有这种真人。”说武则天这位千古奇女子的胸怀境界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各类须眉”，“真可以称得起是‘日月当空’了”。与这一类真率的叛逆们相对应的，是擅长诡道、泼皮无赖的刘邦，浑身仁义而虚假的刘备，是只有实用计谋而无哲学智慧的诸葛亮，惯于扮演忠义圣人灵魂里却是正统思想之奴才的关羽，是精明而市侩的混世精东方朔，是威武而驯顺的兵马俑的后代们，是只会忍受的牛。这一类人的正统、忠顺、虚骄、务实，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

    前一类人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孤独的个体。他们一向被罗贯中甚至现代作家林语堂们，被古代的史学家和当代的史学学者们，被只会被动接受的大众，视为白脸人物。后一类代表群体价值、一向被儒者和学者以及大众视为人格典范而倍加推崇膜拜。周涛作的全是翻案文章。他把这种正与邪、进步与反动的排列秩序整个儿倒了一个个儿。他对源远流长、浩浩荡荡的群体价值充满了深刻的怀疑乃至决然的否定。他倒是对那些寂寞千载的独立个体有深刻的理解，独具慧眼的认同。他意识到了那些与群体对立的个人所蕴含的闪光的思想价值。这就是周涛较之寻常学者、作家的深刻之处。这种对卓异个体的认同，与个体本位思想还不是一码事。但至少，从他对个性、个人灵魂自由、真性情真生命、异端思想价值的高度重视和满怀激情的赞叹，从他对一统化的价值模式化的人格的深度怀疑中，可以品味出他是在向中国人从来不曾有过的另一个精神体系摸索靠拢。当然，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他眼前是不会有绝对真理，不会有思想的终点的。

    如果把周涛笔下陆续出现的两类历史人物梳理一下看，他似乎不期然地勾划出了中华民族的两条精神河流。一条清澈而激越，却断断续续细若游丝，时常有被淤绝、湮没的危险。另一条浑浊而腐臭，却漫漶四溢无孔不入，浊浪滔滔，成为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精神主流。一方面，他是借助前者，在解说自己，解说他对这种叛逆的、独立思索的性情，真率的灵魂，无羁的和雄野犷悍的人格的无限神往。另一方面，他是在借助对后者的剖析，指出中国旧文化对人的精神戕毒所在，表达出一种期望人们从习焉不察的惯性继承中猛醒过来，挣脱出即定的人格模式和人生轨道，活出一番鲜活生动、真率独特的样子来的深邃心愿。他是在表达自己，也是与别的优秀作家们一起，在做鲁迅们未竟的中国人的精神启蒙事业。 （ 原载  《绿洲》98。6期 20000字）                                                                                                 作者的话：近日太忙，没有时间写字，让来我博客的朋友们失望了。翻旧作，觉得此文尚未过时。它使我意识到，只有说真话的文章，生命力才长一点。另外，写这篇文章时，我是有意打破评论文章的传统写法，尝试一种更率性一点的写法。如今看来，此法尚可取。记得当年周涛看到此文后，买了几十本杂志分送各地文友。又从新疆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两年后他来兰州，见面就是拥抱，弄得我还有点不适应。周涛的狂是尽人皆知的，吹捧他的文章何止百千！其实，这篇文章中，我还不客气地批评了他的毛病与谬误。可见他对于真见解还是很能分辨的。最后一点，看看此文发表的时间，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令人一叹！十年中，世事发生了多少变化，生命中发生了多少事！今日的我，尚有当年锐气否？否？                                                                          2009年5月14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