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教育的内涵与真谛

放大缩小默认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更是学生快乐成长、健全人格的乐园。夏山学校、全人学校等的办学理念、教学方式，以及对待问题学生的态度，都让人看到希望和光明，让人领悟到教育常常忽略的另一面。
叩问教育的内涵与真谛

《没有围墙的学校》，李崇建、甘耀明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遭遇问题学生》，万玮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但愿每个学校里的孩子都能做他自己，满怀信心地成长。（资料图片）
学校原来可以这样办
——读《没有围墙的学校》有感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 常生龙
这是一所体制外的学校，异于主流的教育理念，不受规定课程的限制却又有非常特殊的课程。在这里，大人与小孩的关系是朋友。所有的教育行为都是为了让孩子心智成熟，人格得到正向发展
以前我深深被巴学园、种籽学苑那种独特的教育模式所吸引。同时一直在想，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能否继续做这样的教育改革试验，在体制之外走出一条新教育的道路来？李崇建、甘耀明根据全人学校的办学实际所介绍的《没有围墙的学校》，给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
规则与教育
传授知识不是教育最重要的事情。教师要明白：教育之路有很多条，你不能逼着孩子们都走相同的路
李崇建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阿询写字，错误连篇。有一天，崇建在他的作业上画出30个错别字，规定阿询每个字罚写一行。阿询告诉崇建他写不完，崇建说这是功课，必须完成。阿询再次重申，崇建依然坚持。
阿询无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书写。过了一会说：“我下周不来上课了，我要去户外学习。”崇建问：“不对吧，户外学习还要一个月。”阿询赌气地说：“我不管了！就是不来了！”然后哭了起来，泪水弄湿了作业本。
崇建问他为什么哭，阿询说：“告诉你有用吗？”“你不说怎么知道没有用？”“我刚刚说了，我写不完，你根本不听！”
这句话突然像一支箭，射中了崇建的内心。崇建想起了小时候，师长或者父母交代的任务经常超出自己的负荷，当自己有困难而又求助无门的时候，很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困难，帮助自己一起想办法，但总得到冷漠的回应，使自己长久陷于孤单懊恼的境地。如今自己做了教师，面对学生的时候，仍然用当年师长的那套做法对待今天的学生，走入了教育最惯常走的那条路。
作为一个大人或者教师，如果很强硬地坚持某些规则，并未能耐心了解孩子的想法，不知道小孩真正的困难，通常会发生三种情况：一是发生冲突。孩子为了争取自我的自由与尊严，奋力反抗。这类孩子往往被定义为“叛逆孩子”。二是阳奉阴违。三是循规蹈矩。这是家长和教师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孩子的创造力和发展潜能也在这其中被抹杀了。
教育是什么？传授知识不是教育最重要的事情。孩子是如何看待世界的？这样看待世界的缘由是什么？如何帮助学生学会自主看待世界？这些远比我们告诉他世界是什么样的更重要。教师要明白：教育之路有很多条，你不能逼着孩子们都走相同的路。
咨询与自我
全人学校的心理咨询辅导不是去分析、去说服别人，而是和自己沟通，和这个世界沟通，知道如何认识和探索自己
心理辅导，是全人学校的一大特色。学校从创建开始，就有了具体规划，平均每5个学生便有一位心理咨询老师。学校几乎半数以上的教师每年坚持自费进修，参加动辄数万元的心理咨询训练。当学生困惑，或者心情沮丧、愉悦时，随手都能找到信任的导师谈话，导师会尊重学生，尽量不说教，聆听学生的问题，和学生一起想办法。这种传统成了全人学校坚实的基础。
讲自己的生命故事，是学校的一门课程。在这课程上，老师讲自己，学生也讲自己，大家都非常坦诚地叙述自己生命中的某段经验，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建构出自己未来的新蓝图。
教英文的吴老师曾给大家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学了生物之后，对血型有了了解，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一段非常痛苦的心路历程。爸爸是O型，妈妈是B型，而自己却是AB型！从父母的血型中不可能得到AB型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猜疑。
这件事情让吴老师非常痛苦，但又不敢贸然地向家人询问，怕知道真相之后，自己和家人都受不住。就在这样的煎熬之中，他读完了高中，上了大学，现在成了一位教师。直到有一次陪着父亲到医院，并为父亲验血时，才知道爸爸的血型是A型，而不是O型。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相信，没错，自己是爸妈的亲生儿子……
很多人都是含着泪在聆听类似这样的故事的。全人的老师们不仅愿意在一门课程中，也愿意在学校各种各样的会议上以及师生之间的咨询中，敞开自己的心扉，分享各自的心路历程，这已经成为了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
好比拼图一样，说自己的某一个小故事时，就是拾起自己内在的小拼图块。每拾起一块，也会连带地发现其他的图块，拼凑出更大的图像，从而发现这其中的生命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自己生命的诠释者和创造者，对于自己该如何走下去，又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从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全人学校的心理咨询辅导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是去分析、去说服别人，而是和自己沟通，和这个世界沟通，让每个人学会如何和自己打交道，知道如何认识和探索自己。
冒险与安全
如果你看到有孩子背着大背包，从台北走到台中，或者骑着单车环岛，那可能就是全人学校的学生。
全人学校每年坚持将登山作为一门必修的课程。尽管学校就在山上，但550米的海拔显然不能让师生们满足，每次登山都会选择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为了登山，每年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进行体能的训练和危机事件的演练，更要开展各类心理咨询，让那些心中怀有恐惧的学生了解自己的内心，提升战胜自我的勇气。
全校学生参与的登山活动，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冒险”了。在体制内的学校都在为“安全”问题而苦恼，连很多体育活动都不敢开设的情况下，全人学校的这种坚持，确实显得非常另类。
这种冒险，难道不担心有风险吗？
很多时候，危险的概念来自“甜蜜的负荷”，也就是父母和教师对孩子过度的担心。如果父母和教师担心过度，给他们限制太多，孩子们就有可能被挫折困住，被大人的经验所束缚局限，孩子的成长就会大打折扣。
全人学校将冒险发展成“漂流美学”，要孩子凝视徒步攀登的过程中，自我与外在的碰触，仿佛一根浮木在河流或海上的路程，松散的、缓慢的、多停顿的，但以认真的心灵聆听外在的变化，进而搜索自己内心广阔的世界。所以，漂流的目的不是远方，反而是内在的安顿与深刻。
如果你看到有孩子背着大背包，从台北走到台中，或者骑着单车环岛，那可能就是全人学校的学生。他们经常尝试这样的旅行。因为登山，他们变得独立，更有毅力，更懂得欣赏漂流的美，更懂得独处。
即使有挫折，也终会显现它的正向力量。当孩子有了勇气和自信的时候，他不就处在安全之中了吗？这不也应该是教育赋予他们最有价值的力量吗？
教育不能只为争第一
■[日]Yasuo Tanaka
对于非常在意“第一”，如果没争到第一就会生气或者哭闹，并产生恐慌和不安的孩子，大人调整价值观同样很重要
有一些孩子非常在意“第一”，如果没争到第一就会生气或者哭闹，并产生恐慌和不安。对于教师来说，要分清“第一”是对排名的偏执，还是对场所的偏执。
对于执著于第一名的孩子，应该告诉他们，并不是所有时候第一名都是最好的。当有孩子把第一名让给其他同学时，可以马上表扬“谢谢你把第一名让给其他同学”。对让出第一名的孩子给予更多的正面评价，让孩子们了解到并不是只有得第一才能受到表扬。同时，教师也要注意在日常教育中不要过高评价得了“第一”的孩子。
对于第二种情况，孩子所关注的不是得了第一名可以得到表扬，而是某个他认为最佳的场所或位置。因此采用第一种情况中的对策无法获得良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判断，对这个孩子来说哪个位置才是他认为最好的位置。在排列摆放物品时，可以在这个孩子最喜欢的那个位置贴上他的标志和姓名，把那里变成他的专用位置。
本案例中的小K属于第二种情况。在我们为他保留了他所喜欢的那个位置后，他与同学间的矛盾就减少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要让小K如愿以偿，我们还必须认真地告诉他，有时候他也不一定能得偿所愿。如果我们不跟孩子明确这一点，那将来遇到与自己意愿不一致的情况时，孩子就想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这样就容易被人误解为他是个“任性的孩子”。在孩子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对于孩子的偏执，我们必须考虑哪些是能为他做的，哪些是不能为他做的，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对于不能为他做的部分，所有教师都必须统一口径，以相同的态度明确地告诉孩子。
医学观点:
调整大人的价值观很重要
孩子们对“第一”存在偏执，很可能是因为大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对“第一”这个词表达出了“好”、“优秀”这样的价值取向。当然，原因可能不仅限于此，但我们的确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价值标准。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孩子，评价一个事物存在多个不同的标准，除了“敏捷、拿手、实惠”之外，“闲适、踏实、朴实无华”同样也是一种价值标准。如果大人自身不具备这些价值观，那就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对孩子们说出“已经完成了？好厉害！”这样的话。
对小K来说，相比上述的价值观，他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非这个位置不可”的固定思维模式。这与吃饭时候从什么开始吃起的行为模式具有类似性。因此，与其强迫孩子改变行为模式，不如展示给他看，其实“这样也不错，那样也可以”，有时候不同模式的展示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就像上面学校所采取的对策那样，在那些容易产生争抢的地方摆上贴了孩子名字或者标记的椅子，也可以根据日期或者星期等一定的规律轮换座位，让孩子在明确了解规则的基础上尝试不同的模式。
另外，如果把孩子“希望如愿所偿”的心情理解为“不能如我所想就会感到不安”，那孩子们那些看上去“很任性”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拼命争取”。虽然我们没必要去强化他们的偏执，但如果把他们的所有偏执全部剥夺了的话，可能就会使孩子的不安与恐惧急增。我们必须要知道，剥夺孩子的偏执可能会同时剥夺孩子的安全感。
（本文摘自《儿童问题行为实例解析与对策集》，[日]Yasuo Tanaka著，陈涵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与“问题学生”互动，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如果能将这些挫折都想成趣事，有觉察和反省，也许无形中将会有很多创意与力量产生
互动才是消除问题的钥匙
■天津市复兴中学 吴奇
教育“问题学生”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把“问题”真正厘清。如果能认真读一下万玮编著的《遭遇问题学生》，你也许会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这本书介绍了“问题学生”的诊断及教育方法，并从学习、行为、心理与特殊4个方面对“问题学生”进行了分类探讨，每一种问题后面都设有典型案例、问题表现及原因分析、专家建议，最后给出教育“问题学生”的途径。
面对信息时代背景下的“问题学生”，除了万玮所提供的策略，笔者认为教育“问题学生”不仅需要严、爱，更需要智慧的互动。如今，考试、成绩早已充塞教师的心，而关爱、宽容则逐渐在流失。忽视人性、挑毛病、严厉指责，甚至体罚的情况一直习惯性地在某些老师身上发生。老师们常用放大镜看学生的缺点和错误，然后用重复的指责让他们否定自己；常常忘记向学生展示这个世界温馨而美好的一面，也忘记引领他们和我们一起努力去追求。
教师要改变“问题学生”，应先转变自己的观念。“问题学生”的问题再多，也属于孩子成长中的问题，犯错者不等于罪犯。“问题学生”的差，主要体现在他的学习状态、成长状态有偏差。你或许改变不了他的家庭状况，改变不了社会环境，但用我们的宽容、爱心、耐心、决心、智慧与学生互动，可以改变他的心灵。任何时候，只要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改变了，他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互动，是人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和世界的最直接方式。一个人，正是在与世界、与社会、与他人的互动之中，了解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最终认识自己的。
台湾苏明进老师常用的妙法是让学生先写反省单。目的是老师在处理偏差行为之前，孩子能自我厘清事情的始末、错误点在哪里，并写出解决及补救的方法。苏老师的反省单，没有任何格式，孩子必须用自己的任何纸，到教室后头去写。在确认孩子有了反省的诚意后，老师再与孩子沟通。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避免了老师的情绪冲动。
反省单是老师提供给孩子的一种认知工具，是老师与孩子互动的一种工具。在互动中老师要时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变化，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当下觉醒的历程，这才是珍贵的、令人感动的。教孩子怎样反省自己的错误，远比老师处罚他还有教育意义。孩子知道自己错了，又学到如何处理的方法，偏差行为可及时获得改善。
其实，处罚常常是一种伤害。它只是一种权力行为，一种情绪行为，而不是教育行为。学校中的处罚应该是一种提醒，是一种专业的对治，是实时的教育行为，不是头疼医脚的情绪行为。对待问题学生，我们慎用罚站、记过、退学等惩罚手段，因为惩罚并不会修正学生的偏差行为，要敢于给予学生犯错的空间，让学生在犯错中成长。毕竟，无论问题多严重的学生，只要找，你总会发现他的优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善的种子，这颗善的种子随时随地会发芽。
阿P从小学到初中，对课业没兴趣，经常逃课，是班里的超级搞笑恶作剧大王，师生都头疼的主儿。但阿P有敏感的心灵。有一天，阿P经过学校附近的农舍，看到一只小狗被关在铁笼子里，他蹲在笼子前面和它对望了好久。那只狗隔着笼子添着阿P的手，尾巴不停摇动，眼神纯真而孤单。阿P告诉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超想哭的，你知道吗？”阿P想打开笼子，放掉那只狗，“但是，那不是我的狗，你知道吗？如果放掉它，我会有罪恶感”。
台湾李崇建老师就是从“恶”中发现善，并抓住了这一闪的灵光，和阿P分享最喜欢的音乐、食物，或者见闻，在分享过程中不断和孩子核对，和自己核对，不断觉察自己。在阿P有了正向发展的成就时，李崇建带他回溯过去，称赞他的学习。在心灵互动中，李崇建给阿P支持、责任，让他自己站起来。最终阿P走上健康发展的路。
面对“问题学生”许多的恶作剧，如果能换个角度看，没准在非常规、非理性的行为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浓厚的创造力、想象力呢？
由是观之，一旦我们掌握了互动这把钥匙，打开“问题学生”的心锁还会那么难吗？
渐渐地，我发现我的工作是预防，而不是治疗。经过许多年我才发现和了解：是自由而非治疗，帮助了夏山的问题儿童。我发现我的工作是不干涉孩子，认可一切他自己不认可的东西——那就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良心，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仇恨
让孩子做他自己
■[英]A.S.尼尔
弗洛伊德说，每一种精神病都是因性被压抑而引起的，因此我说：“我要办一所没有性压抑的学校。”弗洛伊德说，潜意识远比意识更重要而且更有力量，因此我说：“在我们学校里，没有禁忌、处罚和说教。我们让每个孩子依他内心的冲动生活。”
慢慢地我发觉，多数的弗洛伊德派学者不知道或不相信应该给孩子自由，他们竟然把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他们接触到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得到过自由发展的孩子，这些孩子因此也不会自然地尊重别人的自由。我相信弗洛伊德派学者的儿童心理理论，是建立在对这些受束缚的孩子的观察之上的。弗洛伊德派学者发现，许多婴儿有不正常的性欲感，但是我在自由发展的婴儿中却没有发现。弗洛伊德派学者发现儿童有反社会的攻击性，在自由发展的儿童中也没有。
渐渐地，我发现我的工作是预防，而不是治疗。经过许多年我才发现和了解：是自由而非治疗，帮助了夏山的问题儿童。我发现我的工作是不干涉孩子，认可一切他自己不认可的东西——那就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良心，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仇恨。
一个新来的学生常常骂人，我笑着说：“好，尽管骂吧！咒骂没有坏处。”对说谎、偷窃和其他被社会定罪的行为，我也采用同样的方式。不久以前，有一个小孩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你的钟值多少钱？”“现在是什么时候？”“学期什么时候结束？”他焦虑不堪，但对我的回答却一句也没听见。我知道他是在回避问一个他极想知道的问题。
一天，他来到我的房间，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不回答，仍然继续看我的书。在他问了几个问题后，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说：“你刚刚问的是什么？孩子从哪里来的？”
他站起来，脸都红了。“我才不要知道孩子从哪里来。”他说，然后匆匆离去，把门“砰”地一声关上。10分钟后，他又回来问：“你的打字机从哪里来？这星期电影院演的是什么电影？你多大了？（停了一下）唉！去他妈的，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正确地回答了他，他再也没有回来问我其他的问题了。
要把他杂乱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实在是件苦差事。只有看见一个不快乐的孩子变得快乐和自由以后，这种工作才让人可以忍受。
另外一种情形是，长时间费力地研究和了解一个孩子而得不到一点儿效果。有时你在孩子身上花了一年的工夫，在年底时因为他的偷窃问题已经医好而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才过一天，他又退步了，这真使人感到绝望。我对汤姆称赞了半天，5分钟以后一位老师跑进来说：“汤姆又偷东西了。”但是心理学和打高尔夫球一样，你一回合打了两百杆，也许气得咬牙切齿或者愤然折断你的球杆。可是第二天阳光灿烂的早晨，你又会精神饱满和充满希望地走到第一洞的发球区。
假如你告诉一个孩子任何人生的基本问题，或者他把所有的烦恼都讲给你听，他便有“情感转移”的趋向。那就是说，他会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泻到你身上。当我向小孩解释生育时，情感转移特别强烈。有的时候情感转移是负面的，是一种恨的情感的转移。但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负面的情感转移不会持久，正面的爱的情感转移会接踵而来。
孩子的情感转移很快就会消失，他会很快就忘掉我，而把他的感情转到别的孩子和东西上。
……
真正的自由对于夏山这类的团体，就像精神分析对于个人一样。它释放了内在的郁积，有如一阵清风吹过心怀而驱散对他人和对自己的仇恨。
替年轻人争取自由一定要做得彻底，我们一定要立场分明而不能中立，要么权威要么自由，要么选择纪律要么选择自治。骑墙是不行的，今日年轻人的处境需要我们用行动来支持。
要孩子做一个灵魂自由、对工作感兴趣、对友谊有乐趣、对爱情感到快乐的人，或者让他成为一个痛苦的、矛盾的、恨自己和社会的人，这大权操控在父母和老师手中。
怎样获得幸福？我的答案是：消除权威。让孩子做他自己，不要教导他，不要教训他，不要勉强他上进，也不要逼他做任何事。这也许不是你喜欢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不采用我的答案，你应该自己找出更好的答案。
（本文摘自《夏山学校》，[英]A.S.尼尔著，王克难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