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审美的思辨与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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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儒《 人民日报 》（ 2010年06月04日 16 版）
李树声的新著《前海悟道》，是作者近些年研究、思考、抒写的真实记录。
作品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几大书家，从王羲之到毛泽东到郭沫若到启功到沈鹏到刘炳森，是人物传记？是才艺评介？都像又都不像，因为无论是东晋时期先是信道求术、后成为右军将军终成举世公认的书圣王羲之，还是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于一身的郭沫若，抑或是开国领袖毛泽东，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一片海，不是几千字万把字就能探出些许风采的；至于书艺品评，论者多多，谁又能比谁论得更精到？树声则不入流俗，她写人少写事，重在谈艺论艺，在论艺中突现人的禀赋历练灵性学养。如果是一般写书家的文字，已是篇篇好文章，可作者远未尽意，她笔锋一转，借王书的成就说出凡有成就的书家都应是代代相沿、不断丰富、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决不能浮躁轻狂，稍有所得即自诩；就毛书的成就说出“书道犹兵”这个极富哲学深度的见解；借刘炳森的书法造就，谈书先谈诗再谈乐再谈心正、品正、书正的书家修养。作者就是以她丰博的学问、敏慧的思考，在写艺写人中不着痕迹地轻轻一拎，就针对时弊拎出条条做人从艺的人生思考和她悟出的“非常道”。
如果说她在第一部分所悟的不过是“杂悟”之道、“泛悟”之道，那么，在谈历史小说和知青文学创作的篇章中则机锋劲健、哲思超迈、沿着“文学即人学”的旧话“深悟”出一般文论者难以企及之“道”了。在《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一文中，作者指出，在历史文学的创作中“曾经出现过倒错”，“它（们）常常以社会环境、故事情节代替人的描写，这样也可以使作品有着较深切的政治内涵、较生动的故事色彩，但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却平板而毫无生命的灵气。”《天地有正气》一文，通过对《暮鼓晨钟》康熙、孝庄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大声而自信地肯定凌力“她绝不在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思考，而是从各方面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艺术理论和创作形式的八面来风”， “用一种既陌生化的非我的，又是相当熟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的目光，互为主观，从而试图完成某种民族意识的自省”。《几度哀歌向天问》中，通过对《曾国藩》形象的剖解，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博良莠以及被这种文化哺育出的一代代的“士”和“士”之精神的起落浮沉。在《上帝·刑天·西西弗斯》中，通过一部写知青命运的小说分析，作者从历史的高度回望冷思着“文革”岁月，从哲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定位着知青群体的历史位置和他们的宿命，从文学、心理学和美学视角又一次审视了昨天与今天的知青文学，以及作家特别是知青作家们应如何对待这份历史岁月的馈赠。
看得出，从昨天到今天，从中国历史文化到世界历史文化，从勾栏瓦舍到哲学天空美学圣殿，作者涉猎之广、思考之深不是这一部书装得下的，唯其广才能深，唯其深才成“道”，读完全书才心悦诚服地破了这“悟道”之题。因想到，既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哪有那么多的余暇思考那么多的学问？后来得知，她原是位专门研究历史文学的青年学者，学者办报自有其深邃之思，报人研学才有其独到的敏慧与宽博，敏慧、宽博、深邃或许就是《前海悟道》所道之“道”了。
作者既称“悟道”，自有所称之道理，以文艺评论集论分析透某人某书，指出其优长短缺也就够了，可树声远不尽意，她往往是“借体还魂”，以某书某人为载体，诱导生发，不吝写出她多年沉积的审美思辨和叩问，以评论说它已越界，以文论说又少了些梳理。与其说《前海悟道》是部评论集，毋宁说它更像一部文论，树声式的文论。
李树声的新著《前海悟道》，是作者近些年研究、思考、抒写的真实记录。
作品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几大书家，从王羲之到毛泽东到郭沫若到启功到沈鹏到刘炳森，是人物传记？是才艺评介？都像又都不像，因为无论是东晋时期先是信道求术、后成为右军将军终成举世公认的书圣王羲之，还是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于一身的郭沫若，抑或是开国领袖毛泽东，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一片海，不是几千字万把字就能探出些许风采的；至于书艺品评，论者多多，谁又能比谁论得更精到？树声则不入流俗，她写人少写事，重在谈艺论艺，在论艺中突现人的禀赋历练灵性学养。如果是一般写书家的文字，已是篇篇好文章，可作者远未尽意，她笔锋一转，借王书的成就说出凡有成就的书家都应是代代相沿、不断丰富、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决不能浮躁轻狂，稍有所得即自诩；就毛书的成就说出“书道犹兵”这个极富哲学深度的见解；借刘炳森的书法造就，谈书先谈诗再谈乐再谈心正、品正、书正的书家修养。作者就是以她丰博的学问、敏慧的思考，在写艺写人中不着痕迹地轻轻一拎，就针对时弊拎出条条做人从艺的人生思考和她悟出的“非常道”。
如果说她在第一部分所悟的不过是“杂悟”之道、“泛悟”之道，那么，在谈历史小说和知青文学创作的篇章中则机锋劲健、哲思超迈、沿着“文学即人学”的旧话“深悟”出一般文论者难以企及之“道”了。在《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一文中，作者指出，在历史文学的创作中“曾经出现过倒错”，“它（们）常常以社会环境、故事情节代替人的描写，这样也可以使作品有着较深切的政治内涵、较生动的故事色彩，但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却平板而毫无生命的灵气。”《天地有正气》一文，通过对《暮鼓晨钟》康熙、孝庄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大声而自信地肯定凌力“她绝不在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思考，而是从各方面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艺术理论和创作形式的八面来风”， “用一种既陌生化的非我的，又是相当熟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的目光，互为主观，从而试图完成某种民族意识的自省”。《几度哀歌向天问》中，通过对《曾国藩》形象的剖解，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博良莠以及被这种文化哺育出的一代代的“士”和“士”之精神的起落浮沉。在《上帝·刑天·西西弗斯》中，通过一部写知青命运的小说分析，作者从历史的高度回望冷思着“文革”岁月，从哲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定位着知青群体的历史位置和他们的宿命，从文学、心理学和美学视角又一次审视了昨天与今天的知青文学，以及作家特别是知青作家们应如何对待这份历史岁月的馈赠。
看得出，从昨天到今天，从中国历史文化到世界历史文化，从勾栏瓦舍到哲学天空美学圣殿，作者涉猎之广、思考之深不是这一部书装得下的，唯其广才能深，唯其深才成“道”，读完全书才心悦诚服地破了这“悟道”之题。因想到，既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哪有那么多的余暇思考那么多的学问？后来得知，她原是位专门研究历史文学的青年学者，学者办报自有其深邃之思，报人研学才有其独到的敏慧与宽博，敏慧、宽博、深邃或许就是《前海悟道》所道之“道”了。
作者既称“悟道”，自有所称之道理，以文艺评论集论分析透某人某书，指出其优长短缺也就够了，可树声远不尽意，她往往是“借体还魂”，以某书某人为载体，诱导生发，不吝写出她多年沉积的审美思辨和叩问，以评论说它已越界，以文论说又少了些梳理。与其说《前海悟道》是部评论集，毋宁说它更像一部文论，树声式的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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