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之殇与中国转型三追问

5月14日晚10时50分许，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送医院后于当晚11时40分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这是今年以来不到三个月内在富士康发生的第九次员工坠楼死亡事件。富士康的员工像被神秘的力量“追杀”，一个个奔向死亡之途，九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

而富士康最新的反应是，将员工跳楼事件归咎于个人和社会原因，称“这九名员工的坠楼事件仅属个案，包括婚恋、疾病、家庭背景诸多综合因素，同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富士康甚至花费血本邀请国内知名心理学家会诊坠楼事件，专家的分析结果是，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法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这些“冷血”专家的结论对于富士康来说好比雪中送炭，但对于那些枉死的生命来说，又是何等的残酷无情——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很多专家甘心出卖灵魂，不仅鲜廉寡耻，而且良心全无。同时，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亲自从太原请来“高僧”为亡魂祈福超度，给人以错觉，似乎员工的死亡是由于鬼魅缠身，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冥冥力量在控制他们的生死。

富士康如此大费周折，无非就是想要转移公众视线，撇清企业自身对坠楼事件的责任，降低员工意外死亡对公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这么多活生生的生命死在富士康，面对如潮而至的社会舆论的沉重压力，富士康所做的除了以上两桩居心叵测的事情，还有两件“看上去很美”的措施，一是开始针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帮助员工缓解压力；二是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如实报告同事情绪异常情况，便可获得公司奖励。但这样的措施不过是“花拳绣腿”，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无法杜绝惨剧的继续发生。知名博主航亿苇先生在博文中认为，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军事化管理”，从一个方面深刻分析了富士康员工频频坠楼的深层原因。

如果仅仅是一家企业对员工的生命如此轻忽，乃至于不从根本上找出原因以防惨剧再次发生，而只是推诿责任、转移视线，做表面文章，那么我们至少还可以声讨企业道德的沦丧和企业家的无良。但如果是全社会特别是作为市场的监督者的政府以及可以视为职工“保护神”的工会，在整件事情上表现麻木不仁，甚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见它们的踪影；如果连职工自己都不知道当他们遭受奴役、遭受不公、权益受损时，都不知道应该找谁、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话，那么，除了表示深沉的悲哀，表示无语的沉痛以外，我们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

富士康员工坠楼身死，不仅仅是富士康员工之殇，更是中国之殇，是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必须面对的时代悲音。虽然中国的转型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必然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产生一幕幕令人心怆的悲剧，而转型的“转”的意义正在于此，从一个不完善、不健全、不完美的世界，向着一个完善、健全、完美的世界逐步跃进。但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中国必须不断追问，不断追根究底，从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一桩桩悲剧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从中总结规律，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推动社会转型朝着积极、正确、良性的方向发展。

富士康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众生的凄惨图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任何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一样地生活着”。(以上引文引自《南方周末》5月13日头版报道)

在这样的公司，员工的处境如是，难道不该追问一下，事实究竟怎样吗？难道不该追问一下，在富士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惨剧时，当地政府还有可敬的工会为何无动于衷，致使惨剧势头不减？难道不该追问一下，当可怜的众生被奴役的时候，谁来保障他们的生命权、休息权、生存权？谁来保障他们至高无上的人的权利？

首先要问的是，企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企业家对绝对利润的追逐是其本性，最大程度地对工人盘剥，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是资本的原罪。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有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先衰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在西方历史上，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对工人赤裸裸、血淋淋的剥削，但在工会组织的积极争取和工人们的抗争下，企业一方面仍然将追逐利润作为最高宗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工作强度，完善薪酬福利体系，优化企业管理，保障工人合法权益。资本家通过提供给工人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和权益保障体系，培育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为企业生产开拓更加庞大的市场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稳固。

当今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何尝不是“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中国在社会转型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避免走西方的老路，避免“带血的发展”，重建企业家的道德，坚持对企业的道德底线要求。什么是合乎企业道德的？

确保生命权是重要前提。如果连员工生命也无法保证，那么就无从谈企业道德，企业就会失去其存在合法性，富士康，还有近日腾讯频道主编猝死事件，都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员工的安全，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确保休息权是重要保证。富士康的员工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高令人乍舌，一个人要干两人的活，在机器旁一站就是八个小时，连弯腰也不行，底薪制度要求员工必须依靠不要命的加班，才能获取高收入，在这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下，富士康的员工毫无私人时间，没有时间交友，也没时间谈情说爱，整个就成了工作机器，成了奴隶，休息时间很少，而且是在精疲力竭之下，长此以往心理不出毛病才怪，任何一件小小的烦恼都会摧毁一个人的生存意志。

确保生存权是基本要求。这个生存权是建立在有尊严的劳动之上的，要使员工在比较好的环境下心情愉快地从事工作，要使员工在合法的劳动时间里获得能够体面生活的收入，而不是通过加班、损害身心来获得额外收入。

总的一句话，企业的道德底线是把人当人看，人不是机器，不是个会说话的动物，在遭遇奴役、高压下仍然机器般地工作，对于活生生的人是不可能的，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就不是把人当人看，而是当作机器，当作奴隶，军队进行军事化管理是有它的具体条件的，军人的作息时间都是很规律，能够保证充分的休息时间和生活待遇的，它的工作时间也是有限的，而富士康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员工大量时间耗在高强度的工作上，又缺少真正的集体温暖和相互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对员工却进行的是毫无人性的“军事化”管理，强调上命下服，人劳动无尊严，活着也无尊严可言，对于80后、90后独生子女家庭中娇生惯养出来的这批心理原本就很脆弱的人来说，只有死路一条了。

第二个要问的是，面对带血的GDP，政府何为？在我们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怎么定位，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南方周末》的调查中，我们知道，富士康在郭台铭的领导下，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职工，仅在深圳就有员工40多万，而在龙华园区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30余万富士康员工，俨然独立王国，它在中国都行政经理被称为“市长”。这些数字足够说明问题了，富士康在中国的地位就建立在这些庞大的数字上，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无疑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刚刚复苏的背景下，富士康创造的利润对中国和广东、深圳地方“GDP”以及税收的贡献率，还有在就业压力日趋加大的情况下，仅一个富士康就可以解决80余万人的工作问题，如果这还不够的话，那么郭台铭作为台湾工商巨子，作为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工业财阀，他的反台独立场的统战意义在当前台海局势未明之下非同小可。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明发生了血淋淋的事件，明明知道富士康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当地政府熟视无睹，全然把自己当成了聋子的耳朵，而富士康的员工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下，在因高强度的劳动产生的幻觉中，心情抑郁而绝望，放弃生而选择死，又何足挂齿哉！

回到前面的问题，在中国转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一个“小政府”。跟现在的政府相比，要大大的瘦身，将大部分精力从经济事务的具体管理中抽出来，不直接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更多地对国防外交，对社会和民生事业进行管理，除此之外，从经济事务的具体管理中抽出来的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管和督查是其重要职责。从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说，现在的政府定位正好反过来了：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过强，而对企业的监管力度过弱。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对GDP增长、对税收增长如此钟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要养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要依靠庞大的税收支撑，而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为了支付庞大的税收，只有压低工人成本扩大生产增加剩余价值而加剧对工人的剥削，这些公务员总不能光坐办公室不干活啊，那就多管管企业吧，而所谓的管，不是对企业的监管，而是与企业合谋，如何确保扩大生产、增加税收......在此情况下，谁还有心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监管呢？既然是自己的利益存焉......在富士康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监管的缺位，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富士康按照于己有利的方式处理员工死亡事件，不仅没有道歉，更谈不上经济补偿，以及如何去避免下一次，使悲剧不断重演。

还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成员权益受损时，工会哪里去了？工会代表谁？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工会当然是工人的组织，当然是为工人的维权而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工会都去干什么了呢？过年过节发发福利品，组织职工年度旅游，还有组织一下职工文娱节目，而到了工人真正需要的时候，却不见了。

富士康员工死了这么多人，工会没有动静，既不去调查了解富士康员工死亡的原因及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求，也不去代表工人向企方抗议，代表员工与企方进行谈判，要求其道歉和经济补偿，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甚至进而要求企业、政府加强对职工权益的保护。直到今年第九个人也去了，才出来不咸不淡地说富士康内部管理可能存在漏洞。这还是深圳的总工会说的，它自己的工会屁也不敢放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任何地方的工会，包括企业的工会，都不是独立的，都是“被领导”的，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恶劣的是，企业将这一套也照搬过来，将工会纳入自己的胯下，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捏得没了脾气，当然，工人遇到麻烦，他们也只有在胯下轻声呻吟几句大家都听不懂的话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