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大跃进中的二三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4:00:27

《赵树理传》中谈到了他在大跃进中的一些事,读后颇有感触。

58年大跃进时期赵树理正在山西某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这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实际情况非常清楚的农民作家,当然对当时的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非常反感。而赵树理又是一个有话就憋不住,非说出不可的人。于是,就常常搞得人家很尴尬。

有一次,县委会上讨论如何“跃进”,赵树理慷慨陈词,指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大办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群众情绪低落,不想多干却想多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报喜不报忧,产量大大不符实情。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必须立即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想方设法刹住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否则,秋后征购时,老百姓就该闹饥荒了。他的语音一落,热烈高昂的“跃进”气氛霎时就冻结了。县委成员们相顾失色,哑口无言,脸上全都划上了个大问号:这不是典型的右倾思想吗?不是只看支流不看主流的保守派吗?不是否定大跃进成绩的摇头派吗?真应狠狠地批他一顿!不过,他是下来体验生活的作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八大代表,是个通天人物呀,还是听之任之吧,只当他没说,咱没听见。

还有一次,县里召开各乡领导会议,部署大跃进。县委书记在会上提出:“每天至少刨玉茭桩子六亩!”

坐在县委书记旁边的赵树理忍耐不住,笑着打断了他的讲话。“老李,你等一等,让我插句话。”“你刚才讲的每人每天刨六亩玉茭桩子,我看这个要求不实际。你算算看,一亩玉茭少说四千株,就是四千个桩子,六亩就是两万四千。刨一个桩少说得两镢头,一镢头至少三秒钟,刨一个桩子就得六秒钟。二万四千个桩要十四万四千四百秒钟。可一天二十四小时,满打满才八万三千四百秒。一个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不拉屎等等,马不停蹄整干一天,他也刨不下六亩吧!况且眼下地还冻着。”

赵树理这一斧子,可把书记砍糊涂了。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没见过敢在公众场合反对他的人,好在他气派大,很快就镇定下来,说道:“好吧,六亩不实际,会后再作研究。下面说第二项,积肥投肥。县委要求:每个生产队每亩地最少投肥一百五十担!”

“慢慢慢!老李,我再插一句。”赵树理又是半路一斧子,“我看这个指标也太高。你想想看,一个生产队有多少人?多少牲畜?能积多少肥?队里有多少劳力?多少块地?把肥料运到地里要多少时间?到那时还误不误种?”

李书记脸色骤变,怒气暗生,但最后还是按捺下去,再说第三项:“为了秋后能放更大卫星,县委决定,今年一律推广密植,要求:一亩玉茭下籽一百二十斤,一亩谷……”

“等等!”赵树理急得又是一斧,“老李呀,这一百二十斤籽种在地里,往后庄稼还咋长呢?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种玉茭的?”

    赵树理说:“我就不信,什么亩产红薯多少万斤,照那数字,红薯竟比地里的土还多了,尽是瞎吹!”

    这三板斧砍得县委书记晕头转向,尴尬之极。

    不但如此,赵树理还写了一篇题目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文章,投寄《红旗》杂志。这是篇洋洋万言的理论文章,赵树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独到之见。第一,应重新认识政治挂帅的含义,它不能代替一切。同时,“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了帅,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第二,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必须“走上按劳动力安排生产的常规,”所谓,“人力是无限的”,并不能适用于具体的生产安排。第三,生产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公社应当放权,“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第四,在任务、交换、分配、生活(消费)等问题上,“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

没想到,这篇文章正撞在枪口上。因为与此同时,彭德怀正因在庐山会议上给“伟大领袖”写信而痛遭到批判。在这时候,赵树理的“我见”落到陈伯达的手中,他岂肯轻轻放过这送上门来的“活靶子”,立即批转作协党组,让摘录印发,作彻底批判。因为文章内容跟彭德怀“一个腔调”,两人“一唱一和”,都是“大肆攻击三面红旗,复辟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最后,大会批,小会谈,持续了三月之久。在在批归批,过后并没给他带任何帽子,真是便宜他了。

这就是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