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的人民法院

　　 
 　　1958年，国家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不甘落后，纷纷提出跃进口号——“苦战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抢劫，无强奸”。有些更上层楼，加上“无民事纠纷”，实现“五无”。法院的审判要达到“几满意”：党满意，公安、检察、群众、当事人都满意。在办案数量上，要求每人月结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在跃进措施上，提出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联合办案，所谓“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这些天方夜谭式的口号，当年是如何在法院推动的？
 　　为了推动司法大跃进，1958年六、七月间，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交流跃进经验，鼓舞跃进激情。与会者的发言，被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办公厅联合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名为《人民司法工作在跃进》，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指导着各地法院。法官们热情澎湃。甘肃平凉市法院审判员李仁贵的文稿题目是《大跃进以来办案的体会》，他说：
 　　经过双反、反右倾保守的批判，我的思想慢慢开了窍。市委提出了“换牛骑马、快马加鞭、大胆破陈规、彻底反保守。”的豪迈战斗口号，自己的干劲也鼓起来了。在一个月内创造了结案54件的记录。院领导号召全院同志展开跃进竞赛，要求大家鼓足干劲，要敢于破除陈规，敢于大胆首创。我便和同志们商量，制订了个人的跃进计划。在工作方面决心打破常规，大胆试验……公安预审终结的案件，由检察员或审判员审阅卷宗，查证事实，然后分别草拟起诉书和判决书，再开庭审判，提出处刑意见，报经党委批准后宣判决。……截至3月底，我们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扫清了新旧案172件，从此消灭了积案现象。[1]
 　　浙江天台法院审判员郑幼华的文稿题目是“我们是怎样清完积案的”。她说：
 　　我们法院基本上月月背着200-400的积案包袱。虽然年年喊清案，季季订计划，但是始终转变不了“积案累累”的被动局面。日长月久，我们不少同志对此习以为常，抱着“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的疲塌情绪，对清完积案丧失信心；并且把积案原因推向客观。通过大放大鸣、大争、大辩，进一步批判了旧法观点和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束缚……。思想上的跃进推动了工作上的跃进，我们贴出决心书，保证4月底前除及时处理新案外，全部清完积案109件。以此向福城、平街两法庭挑战。一个“比质量、比时间、比效率、比保卫中心、比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司法工作革命友谊竞赛，在我们法院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大会战以后，浙江司法工作代表团检查工作送给该该院一首诗，写道：“激战二十又九日，通宵苦干五整天；清案四百零一件，保卫中心利生产；正确合法又及时，无冤无错无积案……”[2]
 　　为了实现“几无”的目标，各地普遍大搞搜捕、大搞集训（地富反坏右），要求多捕、多判、多管制，企图用加剧阶级斗争的方法，在短时期内消灭一切反革命活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这一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183万件，比1957年猛增1.6倍。[3]
 　　我们仅看交流文稿，感觉法院是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提升办案速度。实情如何呢？1961年，法院系统开始纠偏，对1958至1961年判处的部分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复查面有的20%，有的60%。查出的冤假错案，有些省占有20%，有些省占30%。河南省纠正的错案涉及被告达13430人。这次大规模纠错其实并不彻底，许多案件没复查，不少错案没纠正，一直拖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解决。[4]
 　　1962年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批评法院说：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个根本错误。”他还说：“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他还说：“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5]
 　　对于司法大跃进，作为最高法院的院长董必武是抵制的。他说：“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的提不好。如有的地方提‘几满意’，这种口号怎样实现呢？不好检查，无从验证。”但虽然贵为最高法院院长，他也无可奈何，被滚滚的政治洪流裹挟向前。1959年大跃进后，他写诗明志道：
 　　党所追求是真理，
 　　一涉浮夸便不真。
 　　落实本来容易事，
 　　好同群众共劳辛。[6]
 　　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流逝的并不远，只是人们懒得回头。
 　　
 　　                            二O一O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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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办公厅编：《人民司法工作在跃进》。法律出版社，1958年，页17。
 　　[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办公厅编：《人民司法工作在跃进》。法律出版社，1958年，页33-38。
 　　[3] 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89。
 　　[4] 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99-101。
 　　[5] 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页107-108。
 　　[6] 董必武著：《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页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