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毛泽东心知肚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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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毛泽东心知肚明
2008-06-02 08:15:18 来源: 新闻午报(上海)-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1958年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中共中央在外地召开的各种会议也多达9次。一路上,他屡屡问人:“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从社会实践这本大书里,毛泽东想看到些什么呢?
河北徐水之行
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一列专车驶进河北徐水县。毛泽东开始了他对华北农村的一次大巡视。早已迎候着的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等上列车迎接。
毛泽东脸色红润,精力十分充沛,灰色长裤,白色衬衫,朴素又随意。他一一询问了来者的姓名职务,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徐水县,向张国忠了解徐水的大致情形。
座谈片刻,毛泽东在陪同人员的簇拥下换乘汽车,经县城往南犁园乡大寺各庄村农业社。一路上,毛泽东看到庄稼问收成,看到炼钢炉问产量,还不断掰手指和张国忠一起算账。
车开进大寺各庄,停在农业合作社俱乐部门前。这时,南梨园乡的乡党委书记詹登科、大寺各合作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也都落座,毛泽东拿出笔、纸,让把他们的名字写下,自己又念一遍,随后便问:“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应声道。
“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接过话头:“754斤!"毛泽东笑了:“不少呀!”他又问社里和县里大秋作物的预产量。
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说完,又补充说明道,“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他笑嘻嘻地环顾着屋里的人们,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显然又想起汽车上张国忠向他介绍的徐水县的情况,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事实上,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实在还是因为粮食当时并没有打得那么多。张国忠踌躇着开口解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又出了个主意:“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认为这还不是答案:“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大家答不出来。毛泽东呵呵地笑,环视四周。旁人也跟着笑。
张国忠打破尴尬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他又笑了笑,“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说完,他站起身,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对于1958年的“高产卫星”,毛泽东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我相信,也没有说过我不相信。那么,对徐水这样的“高产”、“丰产”,他相信不相信呢?这次,他也没有说。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一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问住了徐水县的干部,实际也问住了毛泽东。
在不时响起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毛泽东穿街走巷,一边与群众打招呼。
毛泽东要同大寺各社告别了。临末,他直视每一位社干部的眼睛:“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毛泽东还想在秋后来证实一下这里的产量吗?没有人能回答。田野之中,只听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如果说此时的毛泽东对粮食如此“丰收”多少还有点疑惑的话,那么到了9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如潮水般涌起的时候,他就是又一番感慨了。
1958年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过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9月8日的会上,他又这样说:“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儿。”
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湖北时一直陪同在侧的王任重在他的《毛主席在湖北》的札记中写道,“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小,要就很多很多。过去9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使毛泽东抛掉了存于心中的疑虑?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这些意思和后来对王任重所说的,最先是出自他与解学恭、张明河的谈话之中。由此可见,徐水之行给毛泽东的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天津四合庄乡之行
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表示怀疑:“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不相信,却也不批评
8月的骄阳依然灼人。头戴一顶草帽的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
毛泽东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
路旁小溪潺潺的流水正被引往稻田。稻田旁绿树成荫,田内刚刚吐穗扬花的水稻散发出阵阵清香。
“这块稻田1亩有多少墩?”他手指一块地,侧身问东郊区区委书记曾国栋。
曾国栋说:“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2万多墩,每墩合27株左右。”
毛泽东蹲在窄窄的田埂上,用手分着稻株,细细地察看稻的生长情况。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5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斤?1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
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1000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2000斤、3000斤了。
毛泽东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四面张望。这时,围拢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摘下草帽挥动着致意。
他和村干部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毛泽东很婉转地说。
对动辄万斤、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从未明确地表示过确信无疑的态度。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不缺少农业常识,但同时,他又从不正面地对此提出直接与明确的批评。这次在新立村农业社的这块试验田前,毛泽东又是如此。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这段回忆要比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直接地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亩产10万斤的否定态度。
从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的一段回忆就可以看出来:
那是1958年的一天,高智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
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儿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这便是毛泽东看见下面热过了头只是小淋一点儿冷水的缘故。谁能说他一点儿不受当时举国上下已近沸腾的热情的影响?
北戴河会议
跃进跃进,一个是粮,一个是钢
粮食“卫星”早已争相上天。亩产千斤、万斤不稀奇,更有那十几万斤的在后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把人们对产粮的想象力发挥到无限。
9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又开动了,他会看到些什么呢?
1958年8月的上半个月,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河南新乡县、山东历城县、天津市等地视察了一圈之后,来到河北的北戴河海滨。
在这里,从8月17日至30日,他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对这次会议的议题,毛泽东自己亲笔拟写的就有17个。
据一名卫士回忆:那天,在一列专列上,毛泽东的目光触到了那个标题,便以手拍床失声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他转着圈,看几眼报纸,嘀咕几句:“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为此,毛泽东还做过小范围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我参观时听一位同志汇报中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
的确,光靠记者的大标题,并不能左右形势的发展,巨大的影响力还在毛泽东那里。尽管毛泽东说糟糕,但他所不安的只是未能遵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组织程序。他对人民公社好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于是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做出与通过也就顺理成章了。北戴河会议之后,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就汹涌地冲击着华夏大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对此种“高速度”、“高指标”,毛泽东真的相信吗?他已经决定,再去看看下面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毛泽东:下面作假,大家都相信,这就危险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水利工作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视察
“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一语点破,一片沉默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后,想要下去再看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似乎有点儿放心不下。在郑州,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他感到他们在一片叫好声中,就是没有反映问题。他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连问了几遍,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毛泽东要找工作团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开会,再问问情况。这一次,他决心再通过这个办法听听基层的意见。他心里明白,有时光听干部们的汇报不行。
工作团的十几个人放下手里的活,马上随叶子龙上车到郑州宾馆,然后衣服也没换脸也没洗又坐车到了毛泽东的专列上。坐下不久,毛泽东就带着谭震林、廖鲁言等人走了进来,身后还跟了秘书们,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家还是一片叫好声。这并不一定就是他们存心要搞虚报,那个时候,一股热潮扑面而来,满怀革命激情和冲天干劲的人们,为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谁都会真心实意地全身心投入进去。
毛泽东似乎对这一片叫好声不满足。他盯住了坐在身边不远处的胡秀云,决定单刀直入:“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是中央办公厅摄影组的工作人员,和毛泽东平日就挺熟悉。下河南之前的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本《矛盾论》经过菊香书屋之时,正碰上毛泽东出来。毛泽东告诉小胡说,“学理论不要忘记实践,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实事求是,不然就是教条主义。”听到毛泽东问她,她想了想,然后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年轻的胡秀云听罢,好像受到什么鼓励似的,下面的话想也没想便冲口而出: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在座的人很吃惊,看看胡秀云,又看看毛泽东,再看看周围的人,愈加不知说些什么好,便都不吭声。
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脸上的微笑没有褪去。他望住胡秀云,胡秀云这会儿自己好像也刚醒过来般吃惊,这话怎么张嘴就来了?该不该说?毛泽东转过头,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们,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他的态度挺和蔼,语气平和。
谁也没有回答,谁也不可能在当时回答这个问题。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毛泽东也没有再开口说些什么。尴尬的气氛中,门忽然开了。有人端着一只盘子进来,上面放着用白面和玉米面和起来烤的面包,说是公共食堂做的,专门送来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尝一尝。
味道的确不错。毛泽东嚼一口问:“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送面包的人说是的。
大家都尝了一块,都说味道不错。
毛泽东再掰下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品尝着味道,他没有再说什么。
毛泽东对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第一颗高产“卫星”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潮起潮落,他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1958年5月成立的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8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其实,那亩产38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毛泽东从居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山查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山查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道:“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
“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山查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山查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000多头。”
山查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山查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山查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道,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000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山查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000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500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毛泽东说,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道,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山查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山查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山查岈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