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念催生课堂新表演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课改新理念催生课堂新表演
                                    《中国青年报》2006年04月06日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在一节美术公开课上，老师问学生，看到“直线”、“曲线”等线条后都有什么感受。
   “直线像头发，像我的直尺。”“直线看上去好无聊啊。”孩子们抢着说。
   “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或许“无聊”这类个人感受已经超出了老师的预期，老师连忙打断学生，把“笔直刚劲，富有力量。”贴在了黑板上。
   说到曲线，也许是担心一年级的学生们概括不出，老师很快贴出结论———“温柔大方，灵活多变。”尽管孩子的感受是“妈妈烫的头发”、“我们吃的方便面”。
   于是当老师为折线贴出“相依相伴、生动活泼”、“交* 合作、亲密无间”的标签时，孩子们只能在私下嘀咕，“折线的脾气好大啊”、“交* 线很烦躁嘛”。
   “公开课上难得一见的独创火苗，就这样被‘既定方针’给浇灭了。”清华附小的特级教师窦桂梅感叹道。作为国内“小语界”的名师，她常年忙着两件事———自己上公开课和听其他老师上公开课。她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开课就像是按规定动作在表演。“如果把公开课看成是教研活动的名门闺秀，那么，我们给它所附加的框框还真有点‘三从四德’的味道。这边刚倡导‘自主合作’，课堂上就刮起了合作风；那边刚鼓励多媒体教学，全国便普开了课件花……”
   深谙公开课种种痼疾的窦桂梅认为，让公开课陷入窘境的是被误读的新课改理念和出了差错的评价标准，而不是公开课本身。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窦桂梅说。
   新“主体”专制：学生为主体，教师找不着自己
   过去，中、小学课堂也曾被认为是“教案”表演的舞台。用著名教育专家叶澜教授的话来说，“教案成了‘看不见的手’，支配着教师与学生。教师是主角，好学生是配角，大多数学生只是不起眼的群众演员和观众。”
   窦桂梅发现，随着新课改理念的推进，当老师们意识到要把“一言堂”转向学生的“自主探究”之后，这个舞台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原本作为主角的老师开始忌讳讲了，甚至有人把少讲或不讲作为新课改的标志。尤其是在公开课上，老师们谈讲色变，他们担心背上“填鸭式”和“满堂灌”的黑锅，于是绞尽脑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形式。
   在一次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上，窦桂梅听了一节观摩课“我看见了大海”，说的是继父对自己深沉的爱。结果整堂课都是学生在朗读、讨论、争辩，教师一直站着旁观。而关于父爱，学生的讨论一直停留在浮泛的层面上。“难道强调学生自主性就不能点拨一下文中父爱的与众不同吗？那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爱呀。”让窦桂梅着急的是，作为课堂的“引领者、组织者、参与者”，40分钟这位老师只说了3句话。
   一位老师在讲授儿歌《雨铃铛》时，更是充满了表演的意味。课刚开始，老师就微笑着说：“谁愿意到前面当老师？”一个女孩走上讲台，手里拿着教师事先给她的教案。只见女孩学着老师的腔调，一本正经地开始了授课。“谁认识这个词，读一读。”一名学生读完之后，小老师竖起了大拇指：“你读得真准！”接着小老师又说：“谁来拼读这个词，说说你的记字方法。”当一名同学说出方法后，小老师却并不具备判别好坏的能力。不过无论学生怎样表达，得到的肯定是教案上那一句：“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那位教师的表情则一直显得很轻松———站在旁边既不用说又让学生充分体现了主体意识。“这种对学生主体性的过分强调都已经‘专制’了，结果老师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窦桂梅指出，问题在于现在大多数教师热衷于阅读关于新课标的各种解读，却不愿静心研读原汁原味的课改理论，然后结合自身实践探索出师之“讲”与生之“学”的黄金分割点。“新课改把老师定位为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如果现在‘平等中的首席’都不演奏了，这个乐队还有谱么？”窦桂梅说。
   多媒体代替了大脑，形式代替了思考
   “课不够，课件凑”———这已经成了目前公开课上的普遍现象，既形象又生动的多媒体课件成就了公开课上新的表演。
   一位老师说，过去上公开课怕板书写得不好，往往提前一天用铅笔抄在黑板上———坐在后排的评委看不见，上课照着描就行了。现在有课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有一节音乐课，内容是让学生认识箫，并学唱由箫演奏出的乐曲。不出众位旁听者所料，伴随着低沉的箫声，孩子们走进了多媒体的世界———倾听着箫声，瞅着箫的图片，唱起优美的《小宝宝》。在一旁听课的安华老师感叹道：“现在的老师上公开课太幸福了，需要什么样的课件都能从网上下载。你看那乐谱，本来是静止的五线谱，现在都化作跳动的音节，孩子唱到哪儿乐谱就跳到哪儿。”
   但这种省事与幸福的背后是不是暗藏着教师的懒惰与退化呢？面对眼花缭乱的多媒体产品，窦桂梅担心这种形式很可能代替了教师的思考。“如果思想走不动了，教师成长的路就不会延伸太远。”
   窦桂梅觉得，在类似语文课这样需要想象和感悟的课堂里，有时课件甚至会成为“彩色垃圾”。“明明春天就在窗外，为什么不带着学生走出去闻一闻、瞧一瞧，却偏要通过录像来感受春的气息？难道清新的气息，鲜活的质感就不是媒体？”
   和课件一样，“合作讨论”也是每一节公开课上都有的“保留节目”。通常讨论的范围4人～6人，讨论的内容则五花八门。有要学生作诗填词的，有讨论主题思想、段落大意的……
   “看起来热火朝天，也许还没弄清问题的要求，学生的讨论就在老师的‘停’字声中草草收场了。”窦桂梅常常注视老师腕上的手表，以判断这位同行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合作讨论的真谛———那些不时偷眼看表的老师要么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要么微笑着走到学生中间，却不做任何指导。
   北京市东交民巷小学的老师们曾经专门就“合作讨论”的实效性做过课题，最终她们发现，盲目的讨论只能让好学生成为“意见领袖”，普通学生依旧是“看客”，最终只有少数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发挥。
   精确到秒的排练———“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作秀、煽情、缺乏家常课的朴素真实……”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些老师反映自己并不愿意上这样的公开课。
   近年来，不少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把上公开课与教师的考评、职称甚至工资福利等切身利益挂钩，希望借此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可结果却使得原本用于交流、研讨的公开课越来越趋向于完美。
   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公开课完全成了一个“精细活儿”，随着“级别”不同，其精细程度也不同。校内评课，忙活儿的是一个或几个任课教师；对校外的演示课，忙活儿的是整个学校。老师、教研组组、校长一齐上阵，准备时间有时长达数个月。而如此精心准备只是为了应对课堂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
   曾有一位老师讲授课文《飞机遇险》，正当她满怀敬意地赞扬周总理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时，有个学生突然站起来说：“我认为敬爱的总理要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他和小杨梅比价值更大，更应该活下来呀！”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争相表达观点，有的说：“总理怎么不抱着小杨梅一起跳伞呢？”有的说：“课文写得不合情理，当时情况那么紧急，周总理哪来得及讲那么多道理教育别人？”……
   老师们普遍担心的是，在众多领导和评课专家面前，自己是否有能力驾驭如此开放的课堂？
   于是，为了防止意外出现，学生也不得不参加公开课的排演。有的老师给学生发“剧本”：老师提问，甭管会不会都得举手，每道题谁来答大家心里都有数，答题时间甚至精确到秒。有的老师把一些疑难问题提前告知一、两个学生，等到该“抖包袱”的时候，学生来个画龙点睛，博得满堂喝彩。
   不过，既然是表演就免不了穿帮。
   在一节数学公开课上，老师的问题还没说完，学生的答案就已经脱口而出了。在一旁听课的张老师不由得想起了赵本山的一句台词：“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我用一生去准备这节课，而对这个课题的现场准备只用了15分钟。”
   尽管如今的公开课存在着种种弊病，窦桂梅仍然坚持公开课是最好的“炼炉”，青年教师可以在宽泛的阅读中丰富自己，在众多“师傅”的搀扶下学着站立，在精心的设计中避开弯路。“只是很多老师还没有意识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窦桂梅说。
   3月14日，窦桂梅应邀来到北京市东交民巷小学，给素未谋面的该校四年级某班学生上了一节课。上课的过程中，记者不时地听到老师们的啧啧称赞和叹息的声音。课后，该班的班主任陈亚川老师感叹道，“我从没见到孩子们眼中闪耀过这样的神采。”
   陈亚川认为，一位名师上公开课的意义不在于示范，而在于“点燃”。窦桂梅在课后交流时，引用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中的一句话：“我用一生去准备这节课，而对这个课题的现场准备只用了15分钟。”
   事实上，30岁就被破格评为特级教师的窦桂梅正是从公开课的舞台上成长起来的。1992年，她主动争取到一次上公开课的机会。上公开课的前夜，她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做最后的试讲，以至于忘了去托儿所接孩子。后来阿姨把孩子送来，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粉笔继续演练……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窦桂梅说起课文的上半句，不满3岁的女儿就能够念出下一句。
   后来，教育界的人们都听说，窦桂梅的这节《王小二》，打动了在场所有学生和听课教师，由此一举成名。但是人们不了解的是，此前6年的时间里，她听了1000多节公开课，阅读了300多万字的专业书籍，写下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500多万字的文摘卡片和100多万字的教学笔记。
   陈亚川说，其实老师们都明白，“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可问题是这个桶应该有多大？
   按照教育界通行的说法，如果一个教师在他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里所具备的知识，与他要教给学生的最低限度知识的比例为10∶1，那么到他有了15年至20年教龄的时候，这个比例就应该变为20∶1，30∶1，50∶1……然而现实中，大多数老师都在抱怨，工作之后腾不出时间再充实自己，尽管他们也承认“这并不包括鲁迅所说的‘喝咖啡的时间’”。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