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我的读书方向与内地学人相反--南方报业网

书房里的一片绿意。

　　作为总编辑，邱立本除了面对书，还要面对这个气氛紧张的“杂志到稿登记表”，它告诉主人：读书可以，开天窗绝对不可以。

　　书架的上排是《亚洲周刊》的合订本。邱立本手中拿的是《蚁族》。他认为，读书要培养的是叙述能力、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邱立本分别在1980年的纽约和2000年的香港读过这本《马克思笔记》，他习惯每读一次就在书的扉页上记录一次。

　　本书作者是约翰·赫塞，《纽约客》的撰稿人，曾以写西西里战役的《阿达诺之钟》一书获普利策奖。

　　这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人的书房。一进门，见到的就是一张《小团圆》的海报，这是他们去年在香港大学办活动留下的。“我们都是张爱玲的粉丝，特意留下来作纪念。”邱立本说。他当了38年编辑，现为《亚洲周刊》总编辑。

　　他的书桌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杂乱地摆放着几本书，一大摞当天的报纸。书堆中有一本是内地出版的《蚁族》，为了方便记者拍照，邱立本还特意找出了在台湾出版的新书《编辑这种病》。

　　准确来说，邱立本的书房有两间，一间在《亚洲周刊》编辑部，一间在家中。由于家里实在太乱，无法收拾，他建议还是别去了。

　　目前，他正打算先把家里的书房整理一番。“好长时间没去翻的书，我想以后也不会有兴趣去翻了，那就不要了吧。”邱立本在丢掉“烂书”之前，先要清出去的是一批杂志。由于用轻涂纸的杂志并不多，杂志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书架的承重是一个问题，干脆就不要了。

　　“当然，很多杂志也实在是没有保存的价值。”邱立本说，他会选择保存一些出彩的特刊，其他的就捐出去了，“很多杂志都是非常完整的一套，从创刊到停刊，很多图书馆也未必有。”

　　至于书，就有些杂乱了。在编辑部的那间书房兼办公室里，既有编辑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其中一本是梁实秋主编、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的《最新实用英汉词典》，也有在内地非常畅销的小说《风声》，还有记者郑重所写的《毛泽东与文汇报》，以及台湾远流版的《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一本《增阳减阴求长生》保健书则和唐德刚的《战争与爱情》在同一排书架，《八十后反高铁》是一本新近出版的小册子，它竟然和四个红酒瓶摆在一起。

　　由于在媒体工作的原因，时下的畅销书、话题书，他也都会找过来翻翻，在他的读书生涯中，读禁书其实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段。

　　“我还在李求恩纪念中学念高中时，接触到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就是因为在1967年被禁，成为报纸上的新闻，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望。”接下来，邱立本就去找来他的《怎样辨别是非》、《思想与方法》读。“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还去读了哈耶克、罗素的书，为之大开眼界。”

　　不过，在邱立本看来，读禁书的时代实际已过去，并且应该再也难回来了。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香港报刊对两岸政府种种污名化的政治标签，早已随风而逝，而在香港和台湾读左翼的书，百无禁忌；中国大陆过去被视为右派的书，从钱穆到余英时到胡兰成，如今竟成为书市的畅销读物。”

　　邱立本也认为，在中国内地的读书界，禁书也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网络平台，正是禁书的终结者，“不少禁书都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到电子版。”

　　一段殊途同归的阅读史

　　“读书就为了寻找现实的显微镜和未来的望远镜，”邱立本说，读书的目的在于既要能看清当下，又能预测未来。

　　而要弄清现实，就必须逐步揭开一些被捂起来的黑盒子，黑盒子的隐密性在读书中是不容易觉察的，正是如此，也许才有了探索的趣味。他的读书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揭盒子”的过程。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恰逢冷战时期，“当时，从北京到台北，都被一种‘定于一’的意识形态所垄断，两岸刚好就分处于冷战的敌对阵线。”香港恰恰在这两者之间，邱立本明显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巨大差异，他想弄清其中发生了什么，是哪些深层的原因导致他们的发生。

　　正读高中的邱立本，当时在旺角奶路臣街的旧书店就可以看到两地出版的、有意识形态对抗的书。比如台湾反共作家姜贵写的小说《旋风》，彭歌的小说《花落春犹在》，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大陆体制加以严厉批判；而大陆的小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则又完全是另外一种视野与立场。就是在这种多元的阅读环境中，他朦朦胧胧了解到中国历史的纠结。

　　起初，邱立本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一种亲近感，到台湾念大学时，又读了不少西方以英美为主的自由主义经典，当时对内地政治很怀疑，对台湾的“主义、领袖、国家”的提法也感到不安。等他毕业回到香港，正是内地“文革”的高潮。“我和一些香港的学生领袖聊天，发现他们念了很多‘红色经典’，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知识结构’的缺陷，如果不好好补课，就不能了解中国内地的巨变。”

　　于是后来看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列宁的《怎么办？》、《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美国，又恶补了托尔斯泰、契河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邱立本说，他后来和一些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年知识分子交往，大家交换读书的书单时，竟赫然发现彼此所读过的书，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有一个差异，就是大家读书的方向竟是相反的。

　　“他们是从左翼的经典开始，也读了大量的旧俄时期的文学作品；只有在‘文革’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饥渴地阅读过去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作品，从哈耶克到罗素，从海明威到乔伊斯，才进入个人主义的领域，才了解自由主义的精神。这和我在香港、台湾的经验是逆向而行的。”

　　邱立本用金庸的小说打了个比方———实际上大家都是在练九阴真经，但彼此看对方的练法都像是“倒练”九阴真经，不过殊途同归：“到了21世纪，大家的武功都在同一个层次了。”

　　回头看自己的读书生涯，邱立本说，他读书这么多年，实际是一元化思想与多元化思想不断碰撞，不断擦出火光的过程。应该值得庆幸的是多元化的思想最终打败了一元，取得了胜利。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