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健：我珍惜书里面的人与事--南方报业网

辜健的书房墙上挂着李可染1943年的画，1985年题跋，“有一段故事在里面”。

客厅挂着老师施蛰存手录的一首诗。

辜健家挂着作家汪曾祺的两张画，这是其中之一。

董桥与辜健很老友，送给辜健的书往往“题跋累累”。

辜健的另一个爱好是集邮，这是他收集的全套“齐白石作品选”。

　　“我现在的生活半径只有五百米。”自从2004年搬到珠海居住之后，除了出外吃饭，辜健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看书、上网，生活节奏是晨昏颠倒，往往是天亮即睡，中午才醒。

　　作为一名多年的文艺副刊编辑，辜健的人生经历可谓相当丰富。他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幼年随父亲回国，1957年从厦门一中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侨大学教书，再后来下放到广东陆丰劳动。1974年移居香港，1975年之后开始进入报馆工作，1979年进入当时香港发行量第三的报纸《新报》，此后先后出任《良友》杂志执行主编、《东方日报》及《成报》副刊主编。

　　他深感香港空间狭小，退休之后遂在珠海板樟山下买了套房子，可以不受干扰地读书写文章，在香港的妻子女儿只是间或过来探望，生活单调而平静，自己却也怡然自得。

　　对辜健的采访，更像是在听一位长者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谈有关书的人与事，以及他的编辑与为人处世之道。

　　带一筐诗集去农村

　　对书的热爱是从小就开始养成的习惯。辜健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每晚都要给他讲《三国演义》，让他从小对书就开始感兴趣，而且因为是家中经济条件还不错，让他在买书方面有较大的自由，中学时代他的家就成了同学们的一个借书处。辜健尤其是喜欢诗，高中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诗作还得到诗人蔡其矫的指正。毕业分配到华侨大学后，他第一个月的工资除去一些生活开支外，把剩下的17块钱全用来买书了，“那时候的书便宜，都是几分钱、几角钱一本，17块可以买很多书啊。”当年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他还记得自己是带了一筐诗集去的。

　　“我从小读的都是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不怎么感兴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当红小说几乎都没读过。”辜健告诉记者，他早年读的几乎都是俄国小说，契诃夫、屠格涅夫等小说集都读遍了，对傅雷翻译的书也是情有独钟。到香港之后，尤其是到报馆工作之后，辜健的工作都是与书打交道。在《新报》工作时期，每天一个大版当中，他给自己开了一个专栏《书眼》，每天写一篇四五百字的书评，持续了整整三年，书的来源就是自己家中的书。

　　在《良友》、《东方日报》、《成报》工作时，因为工作关系，辜健的主要工作与生活也都是围绕着书与作者展开，看书、买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香港的小房间里都堆满了书的。而对书的热爱，也延续到他的另一个爱好——— 集邮当中，他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全套毛主席诗词邮票、张大千作品的整套邮票，“我更喜欢有文化味道的邮票”。

　　现在，辜健只买自己有兴趣看的书，他更多是从网上看到相关书的信息再去书店里买，书店里没有的再通过网友代为购买，不过，“我从来不会为了藏书而去买书，所以家里的书基本都是我看过的。我确实是读过不少书的。”

　　书中的人与事

　　因为生活的变更，辜健的书也散过几次。从内地去香港时，早前的书就全都散掉了；从香港到珠海时，又清理了一些，只带了十几箱书到现在的家。“我现在的书不是太多，慢慢也要散掉的，只有那些朋友之间的签赠本，一直还舍不得，因为每本书里面，都有我和朋友感情在。”辜健说起这些书的时候饱含感情。

　　在所有交往的作者与朋友当中，辜健交往最多、感情最深的是施蛰存，“当年去报考华东师大中文系，就是冲着施先生、许杰、徐中义、钱谷融四位去的。”上大学期间，施蛰存被批得很惨，当时交往还不多，到1981年后跟他就交往很多了。“我给施先生确实做了许多事的，比如他的稿费很多都寄到我这里，苏雪林寿辰我帮他送个花篮等等。他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很讲礼数的，第一次我到上海去见他，他给我封了一个三百块钱的红包，那时候我在香港工资已经很高了，哪里还需要他的三百块钱？但是施先生就是这么客气。”有一年，施蛰存托许子东带了一幅黎雄才的画给辜健，“他对我真的是像侄子一样的。”“我现在还保留了他给我的几百封信。”因为这份感情，辜健编了那本《施蛰存海外书简》。现在，辜健的客厅里还有施蛰存手录的一首诗：“湖上风凉夜气新，一盘黄月皱金鳞，佳人不语凌波坐，闲嚼槟榔点绛唇。”

　　虽说自己很少淘书，但辜健的书架上有本董桥1977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双城杂笔》，是他当年到旧书店买下来的，见到董桥时给他看，结果董桥见到之后也是感慨万千，就在书上题了几句：“少作教人脸红，深悔当年眼底手底，古剑兄竟将之出土，不敢不认，聊题数语，以志污点。”辜健说：“简单几句话，其实是真可以见出他功力的，他(董桥)的文笔真是非常好，毛笔字也好。”

　　在书架之间，辜健还珍藏着一幅李可染的画，上面题着：“此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国立艺专课堂为某生所画，四十年后在京得见图，以近作易之。年来眼昏手颤，不复能再作此图矣。人生易老，不胜感慨。一九八五年岁在乙丑春三月可染题记。”辜健说，“看这幅画，你会觉得有故事在里面。我现在的这些书里面也都有我和老朋友的故事。”

　　以诚待人，以勤做事

　　“我只是个编辑，一个普通的读书人。”采访过程中，辜健一直强调这一点。“我能跟这么多文化人有交往，而且成为非常不错的朋友，说起来就是两个字：诚和勤。”

　　辜健说，自己在与人交往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是诚心诚意和作者交往，约他们写文章，在学养上尊敬对方，在交往中却是平视的角度。他不无得意地说，台湾画家何怀硕是个公认的“怪人”，但是两人谈得很投缘，“他说采访过我的记者很多，但是能成为朋友的只有辜健。我是有话就直说的人，他们反倒会更看重你。”

　　辜健说，尽管交往过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但这么多年来，他唯一一次向人求画是向吴冠中。当年吴冠中到香港办画展，“我看了之后实在是非常喜欢，找到他，想买他一张小画，说我只是个穷编辑，只有五万块钱，问他卖不卖。当时五万块钱差不多是我的所有存款了，很大一笔数的。吴冠中说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这样吧，你到北京来，我送一幅给你。但我是真心喜欢他的画才想买的，从来没想过要人家送。”

　　跟汪曾祺的交往也是如此。最初读到汪一篇华侨题材的小说，非常感动，1985年内地第一个作家代表团到香港，他立即通过同学沙叶新介绍认识了汪曾祺，聊得很投缘，汪回到北京之后就给他寄了一幅画来，现在也挂在客厅里。而当年他到北京去看望汪曾祺，汪曾祺说要送他一幅画，“我说我已经有你的画，不要了。这句话可能得罪他，还以为我看不上他的画呢。哈哈！”

　　对于一名编辑，“勤”字更关键。辜健说，只有自己多读书，看过人家的东西，有感动，知道哪些作家、画家的作品，与作者有一个平等的视角，再去约稿就会顺利很多。当年他就是读到黄裳的文章之后，非常喜欢，主动写信去约他，最后黄裳成为《良友》的重要作者。

　　辜健说，“作为一个编辑，勤肯定是第一位的，勤读书，勤工作。当年约稿我不知道写过多少封信。你们现在用电脑更方便了，无论是什么作者，收到人家的稿件一定要回复，很简单的事，但是人家能感觉得到你的认真和诚意。”

　　采写：本报记者　刘炜茗

　　摄影：本报记者　陈坤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