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业网－传媒研究-温情与责任

　　温情与责任

　　——汶川地震周年报道的三个亮点

　　□范以锦 陈晨 李惠媛

范以锦

　　“5·12”——传媒和受众永远难忘的不寻常日子。2008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8级强烈地震，政府和媒体快速反应，信息公开透明前所未有，灾难报道模式有了重大突破。如今，随着时间推移，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众多媒体重现震区，纷纷开辟专题或专刊，使得沉淀了一年的话题再度沸腾。

　　一般而言，灾难性事件发生后，随着灾难事件的发展，媒体的报道重点也有所侧重。灾难发生的初期侧重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后期侧重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

　　目前，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一年，震区已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一方面，媒体关注灾后重建工作，关注灾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目的都是为了疏导灾民的情绪，让震区灾民得到国人更多的关爱，以期更快地走出阴影、增强自信，重建家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望者”的媒体，有着警示灾害、反思灾害和监督灾后重建的责任，出于对国家和国民利益的维护，媒体需要探究受灾原因，为重建工作出谋划策，并对建设工作的执行者进行监督与激励。人们总是希望，推动家园重建的同时，也可以为将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这两个角度考察媒体在汶川地震周年祭报道中的表现，由于新闻理念的更新、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体在对灾后重建的聚焦中集中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使得地震周年祭报道呈现出三个亮点。

　　跳出“传统宣传”的框框，展现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人”

　　在我国，长久以来在传统新闻理念的局限下灾难报道变现出某种固定的宣传模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聚焦于政府行为的议程设置，报道的重点集中在官员在灾难来临时的表现，忽略了受灾主体和平民视角的平衡呈现；二、淡化灾情，在灾害面前依然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自始至终把抗灾救灾中的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列为报道重点，如实报道灾情的新闻价值却遭到质疑；三、媒体保持远离灾害的“旁观”立场，对于灾情的表述习惯表面化的就事论事，报道因为缺乏现场和细节导致人文关怀缺失，人的价值和尊严难觅。“传统宣传”观念下的这三个灾难报道的特点，使得媒体在灾难中的表现备受指责，灾害中的媒体开放程度也遭到诟病；而灾难新闻的开放性是判断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一个有效参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一个政府对媒体的宽容态度和对受众知情权的理解与尊重。

　　纵览这次汶川地震周年报道，其报道主体的多元化和新闻视角的多层次带来的“人”的丰富，纠正了传统灾害报道模式的距离性和冰冷感，温情而人性化的新闻操作手法给灾区人民和关注灾区的国人以精神安慰。

　　地震周年当天，人民日报、人民网等代表国家最高机关权威的新闻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政府高层的行为和言论，同时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对一年来的震区重建进行回顾，其中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献给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一周年》，既展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凝聚力量，又表现了灾区人民的勇气和坚强，并颂扬了国人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和大爱精神，表现出了一个党和国家喉舌的权威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不屈民族精神的政治高度。

　　与人民日报的高度、权威和庄严相对照的是，新华网在纪念汶川地震周年的专题头条发表《幸福从“吉娜”开始——北川重组家庭集体婚礼见闻》，从家庭这个微观角度展现灾区人民追寻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是一个有别于家国宏大叙事的温情视角。与此同时，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都市报和商业网站，纷纷从平民化的角度近距离对灾区重建进行梳理，对创建灾区的人进行关注：其中，网易在纪念专题《房子》中用影像的形式记录了50名汶川灾民在震后的8个月中为建房奔波操劳的过程；信息时报发表《悄然嬗变中的汶川干部观念》、羊城晚报发表《一个灾区志愿者的“原生态”》，分别从灾区官员和民间志愿者两个角度展示重建过程中的喜悦和困惑；南方都市报更是在地震周年那天采用黑色报头，并制作《珍爱——5·12大地震一周年影像录》专刊，这篇专题将镜头对准9个家庭，充满感情地记录了蕴含在9个家庭琐屑而平实的生活细节里的爱和勇气。从这些视角多元、层次丰富的报道可以看到，新闻理念的更新让存在于传统灾难报道模式中记者和灾区的“距离感”已经消失，记者深入灾区机理的细腻报道

　　在立体展示震区灾后生活的同时，也以其特有的人情味安抚着灾民的情绪，让关心灾区的国人为之动容。

　　整体的正面激励与深度题材的适度反思相结合，以体现平衡报道

　　在地震周年祭报道的海量信息中，关于震区的深度报道无疑是其中的亮点。在地震发生后的一年中，重建工作的进度如何、灾区人民的生活有何变化、包括更为深层次的灾民心理、制度建设、地区文化的变异程度都是亟需媒体关注的议题，要回答好这些问题，记者必须出现在新闻的现场，而“在场感”最终又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对于更多是从外围、宏观的层次上展现事态的消息体裁，蕴含着更多细节和现场的深度报道更加让读者感受到记者“行动”的力量。

　　和深度报道相联系的两个概念是平衡报道和舆论监督。深度报道犹如摄影机中的微距镜头，可以对灾区生态环境和重建工作的细节进行聚焦放大。新闻报道中的真实通常包括细节真实、整体真实和宏观真实三个方面，而后两个真实往往需要前者的验证，而且，从细微处着手可以更理性从容地讨论问题。因此，深度报道是对灾难报道中惯常的整体报道和正面报道模式的一种补充，也更容易对灾害发生的原因进行反思、对重建工作进行监督。在以往的经验中，周年祭报道容易做成展示重建成果和英模人物的表彰会，虽然这是展示重建成果理所应当报道的一部分，但是出于平衡报道和全面呈现的需要，对防止灾难的经验总结和对抗震救灾中出现的问题的质疑和讨论也很有必要，以防止纪念报道被单一的正面报道和先进典型介绍所淹没。在这次地震周年祭中，深度报道没有缺失。

　　以南方都市报推出的“震·变”大地震一周年纪念系列报道为例，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灾区和灾区以外的诸多变化，进行全方位的记录与梳理。《北川地震遗址游的人性镜照》《、超防震学校如何建成》、

　　《农房重建一种：村民互助“协力造屋”》、《青川移民：回流故乡冒险重建》、《再怀孕的母亲们》、《百名学生北京复学之路》、《挂职干部：改变与被改变的一年》、《汶川重建：在资源紧缺中奋战》，在这些报道中，既有对灾区重建和灾民的关注，也有监督和制度上的反思，多元的视角，“人”和“事”两者兼顾，使得信息层次非常丰富。

　　5月12日地震周年当天，南方都市报更是以大手笔推出厚达40版的纪念专刊《凝视陈家坝——北川一个重灾乡镇的震后生长全纪录》，以重灾区北川的一个乡镇为切片，通过对生长于斯的多个灾民的生活状态的描述，展示了一个乡镇历尽劫波之后顽强重生的过程。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视角无疑能够给看惯了对灾区宏观描写的观众以更细微、更强烈的体验。新京报的记者们跟四川红十字会志愿者一起，在扎扎实实地做问卷，围绕着住处重建、校舍质量、就业出路、心理问题、丧子再孕、艰难养老、旅游服务、政府职能残缺、灾情预测等11个话题，在5月12日推出了《问川——5·12地震周年灾区重建调查报告》描绘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灾区重生网络。此外，记者的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在此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思和监督力量。此外，南方周末已于5月7日发表了《活着——震后重建调研报告》的纪念专题，既抢得先机，也彰显反思之力。在纪念地震的报道中，深度报道并未多见，出于日报的深度报道更是可贵。深度报道凝聚着媒体的监督和问责力量，也凝聚着媒体的情怀和担当。在纪念地震的报道中，一次全面而真实的展现必须相辅相成，大量的正面、整体的激励报道和适度的具有反思力量的深度报道形成了良性的互补，而一个平衡的媒体更有力量。由于各种原因，不可能过度地放开“反思”，但能够适度的“反思”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传播手段的交互和人性化，使人文关怀得以实现

　　新兴媒体在地震周年报道中运用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文本立体传播信息，为网民即时提供了灾区重建工作的进展情况，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内容聚合的优势，将不同内容进行快速地整合以及呈现。如新浪网纪念5·12地震一周年特别报道中，与四川电视台、新京报等媒体合作，推出了“灾区重访进行时”专题（包括希望之旅、复苏之旅、爱心之旅、见证之旅）和“那些人那些事”专题（包括志愿者力量、少年希望、四川群像、震后新生、博友亲历），使得网民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地震发生至今的各种情况，同时又能够突出自身互动性和原创的特点。

　　除了发扬其整合信息内容聚合的优势，新媒体还展现其自身特有的信息传播力，即介入社会的深度和实效。通过在虚拟空间和现实层面上组织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新媒体充当了社会情绪的输送渠道和社会力量的集结平台。此时，媒体的责任已不只限于传播信息的责任，更通过主动的互动来疏导灾难带来的压抑情绪，给社会进行“按摩”。如果说灾难报道的最高价值在于对灾难中受到伤害的人的抚慰，对关心灾区的人凝聚爱心，唤起行动的话，那么新技术的发展无疑使得这种人文关怀能在更人性和更交互的环境中得到实现。

　　地震一周年，新浪网设置四川大地震网上纪念馆，网友可以在其中留言献诗、献花上香，也可以撰文以悼念逝者；新浪网还组织圆梦绿丝带活动，征集并实现512个孩子的梦想。奥一网在网上设置了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墙，号召网友上传罹难同胞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和遇难地等个人信息，网友可以为罹难同胞撰写墓志铭进行悼念。迄今为止已有5431人的名字镌刻在网上纪念墙上，这既为遇难者保存了一份难能可贵的震亡名单，也是民间集体记忆和寄托哀思的有效形式。联想到地震刚发生之时各大媒体的倡议和组织捐款、捐物行为，坐而言并起而行，媒体在新技术的引领下产生的组织能力已经能够在现实层面产生更具体、更强大的影响力。

　　（作者范以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导；陈晨、李惠媛系该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