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漫谈《红楼梦》的创作素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2:10:34
土默热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并且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没有异议。文学乃是人学，任何一部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题材小说，都是创作当时社会现象的客观折射，都是作者所感受和观察生活的凝炼和升华，对于这一点也应该没有异议。研究一部小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它的作者和版本问题，而是研究它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素材，也就是把它还原到创作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它的创作动机、创作思想、创作取材、创作方法艺术，这是正确理解和汲取作品中文学养分的基础。比如研究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世界级大师的作品，脱离开当时法国、英国、俄国的社会背景和这些文学大师自身及周边的生活素材，仅仅靠研究这些大师级作家的“天才”脑袋和“超前”思想，其可得乎？
从《红楼梦》作品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看，《红楼梦》创作需要充分掌握和有效运用哪些素材呢？通过仔细阅读小说文本，我们应该不难发现，《红楼梦》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故事，即荣国府百年望族从鼎盛到衰亡的故事，修建大观园接待元妃省亲的故事和十二金钗园内结社作诗的故事。构建《红楼梦》这座大厦，最起码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生活体验：第一，要有对没落封建大家族生活感受，以及对家族内部严重纷争的生活体验；第二，要有对才女群体密切接触的生活感受，以及对“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命运的生活体验；第三，要有对康熙南巡宏大场面的生活感受，以及对当时皇家生活排场细节的亲历亲闻。
朋友们不妨仔细回味一下作品中的那些精彩描写，仔细体会一下作品中那些活灵活现、纤毫毕现的人和事，在折服作者精彩文笔的同时，也必然钦佩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作品中描写的那些一家人相互之间“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矛盾冲突，没有与没落贵族生活的密切接触，不可能向壁虚构出来。作品中描写的大观园内前结海棠社、后结桃花社，十二个才女同归“薄命司”的美丽凄婉故事，没有与故事原型的亲身体验，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作品中描写的元妃省亲宏大场面和细致情节，以及对大观园内的一山一石、亭台楼榭的细致刻画，没有与实地实事的具体观察，不可能无端捏造出来。《红楼梦》作品的这些基本素材，都只能取自于活生生的生活，任何关于文学虚构可以替代生活体验的推测，都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
这三大方面的生活体验，洪昇都具备，曹雪芹都不具备；这三个领域的生活素材，洪昇都掌握，曹雪芹都不掌握。洪昇亲历的三次家难之痛，乃是他在作品中无情鞭笞赵姨娘、邢夫人之流的素材来源；而曹雪芹家族虽然也属于没落贵族，但其没落之原因和结果均与《红楼梦》描写的“窝里斗”不符，且与曹雪芹本人无干。洪昇有“蕉园五子”、“蕉园七子”十二个姐妹结社做诗为书中海棠社、桃花社故事的创作依据，与姐妹们一往情深的感情经历乃是他在作品中歌颂赞美“一干女子”的素材来源；而红学家们对曹雪芹考证了百年之久，也没有在他身边发现哪怕一个青年女子，更谈不上有一群结社作诗的才女围绕在身边了。曹雪芹家族确实接待过康熙南巡，但那是曹雪芹生前将近百年之事，与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本人无干；而发生在洪昇故园孤山行宫和西溪“竹窗”的康熙南巡故事，与《红楼梦》的“有凤来仪”故事则高度契合。
《红楼梦》中发生在大观园中的一系列故事，绝不是作者灵机一动就能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作者能够凭借虚构手法能把若干不相干素材硬性捏合在一起拼凑的。大观园本身是借助“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康熙行宫、蕉园竹窗和四大家族园林实地刻画的；大观园中十二姐妹结社做诗故事的创作素材，就取自于在蕉园竹窗中发生的前后两期女子诗社的真实生活；蕉园十二钗一干女子都是洪昇的亲表姐妹，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就是他们青少年时代共同生活的人间天堂西溪园林。应该说，大观园作为《红楼梦》中作者家难、蕉园诗社、康熙南巡三大故事的共同载体，已经三位一体地雄辩证明：这就是《红楼梦》的创作素材，这就是《红楼梦》的故事原型！在中国历史上，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大观园，找不出第二个蕉园诗社，找不出第二个与《红楼梦》高度契合的洪升的生活素材！
除了生活素材故事原型本身在微观层面上的三位一体证明之外，还有一个宏观层面上三个特征的三位一体证明，这就是《红楼梦》作品的时代特征、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从时代特征角度看，《红楼梦》中表现的所谓异端思想，乃是清朝初期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倾向，是改朝换代后特有的矛盾复杂情绪流露；《红楼梦》中表现的情本文化，乃是晚明文化气脉的自然延续与合理传承，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红楼梦》中表现的山水园林，乃是江南绮丽风光的文化再现，是皇家行宫和贵族园林的复合体。对这三位一体大背景的正确领悟，乃是正确理解吸收《红楼梦》思想文化的关键所在。红学界百年来把《红楼梦》的这个宏观背景全搞拧了，思想背景放在道学盛行的乾隆盛世，文化背景放在修《四库全书》的专制极点，地域背景放在北京那灰暗阴冷的溯风沙尘中，其结果必然是找不到《红楼梦》思想文化的出处，也只好用曹雪芹“天才论”来自圆其说了。
《红楼梦》研究本来应该从故事的素材和背景出发，这是文学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的必由之路。但是，红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在这方面就显得先天不足。特别是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先生，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对《红楼梦》作品社会背景和生活素材的研究，将新红学的研究主体定位于“作者和版本问题”，将《红楼梦》的作者“大胆假设”为乾隆年间的曹雪芹，并通过极不严密的“小心求证”，逐步把红学搞成了与《红楼梦》不相干的荒诞“曹学”。胡适先生之后，有关曹雪芹及其江宁织造家族的新材料陆续发现，新红学的继承者在这些新材料中，费尽心机也无法找到与《红楼梦》相对应的曹雪芹背景和素材，但又陷于胡适的曹雪芹作者成说不能自拔，于是不得不连篇累牍地使用“天才论”来解释《红楼梦》的创作，用杜撰出来的所谓“超前思想”为曹雪芹自圆其说，遂造成了今天红学领域主观唯心主义盛行的怪现状。
胡适先生当初把《红楼梦》定义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也就是自传性质的小说，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命义。当然我们并不同意“自叙传”的说法，但作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对待总可以吧。对作者亲身经历的生活研究，也是对小说创作素材的研究，本无可厚非。文学界公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小说几乎都是作者的“自传”，最起码是作者“亲历亲闻”生活的反映，没有生活凭空杜撰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后来的红学家们通过新材料的发现，感到曹雪芹人生经历与《红楼梦》反映的生活不对号时，本来应该据此得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的正确结论，从而重新开辟渠道去搜寻研究《红楼梦》的生活素材。可悲的是，我们的红学家们却采用南辕北辙的态度，刻舟求剑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长时期对曹雪芹的造神运动，肯定了“天才”的曹雪芹，却否定了《红楼梦》创作需要生活，形象地说，就是把婴儿泼掉却将洗澡水保存了下来。
文革期间，好多红学家们迫于政治压力，纷纷表态与胡适“划清界限”，一般是都把反“自叙传”说作为批胡的题目。抛开文革“评红”的其它政治因素不谈，本来批胡适的目的在于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盛行”，谁料到批了胡适的“自叙传”说，却确立了曹雪芹的“天才论”，反而使得“主观唯心主义盛行”的程度雪上加霜，并使红学牢牢地打上阶级斗争学说的印记，使曹雪芹研究沿着“高大全”的造神道路渐行渐远，使胡适提出的曹雪芹作者说的地位越加巩固，结果是把曹雪芹批成了无需生活就能创作《红楼梦》的“超天才”，这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闹剧，恐怕是“评红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老人家始料未及的。
俞平伯先生临终前痛心疾首地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斛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俞平伯先生是胡适的同时代人和同路人，也是与胡适比肩的新红学奠基人之一。老先生到了晚年，痛切地感到新红学把《红楼梦》搞成了“越读越糊涂”的“断滥朝报”，流毒社会，遗害青年，遂认为“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俞平伯先生的这些感慨貌似极端言论，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彻底反省。《红楼梦》不过就是一部小说而已，研究小说不去研究它的故事生活素材和作品思想文化，而是搞什么“大胆假设”前提下的繁琐考证，把红学搞成“反《红楼梦》”的学问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年来，在新红学渐趋式微的同时，旧红学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所谓旧红学就是索隐红学，就是搜寻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去同《红楼梦》加以附会，试图把《红楼梦》由小说读成秘史。满清时期，索隐派还局限在“顺治董小宛爱情”、“明珠家事”、“张侯家事”等一时一事中附会，到了民国时期的蔡元培先生，则将附会的眼光扩大到了“康熙朝政治”，今天，新索隐派的神通就更大了，将对《红楼梦》的附会干脆扩大至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历史，还有人推而广之扩大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历史。这显然不是在做学问，而是在神化或妖魔化《红楼梦》。这样读《红楼梦》哪里还是读小说，简直就是读《推背图》，这真是不折不扣的“猜笨谜”了。《红楼梦》如果是一部与《推背图》比肩的作品，那还是小说吗？如果把红学搞成谶纬学，那还是文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吗？
有意思的是，前一段时间，有几个显然是对新索隐走火入魔的研究者，对土默热红学发生了一定兴趣，有人试图利用土默热提供的素材来证明索隐附会之正确，有人试图用索隐附会方法来否定土默热的“洪昇说”。不论对拉土默热的还是对打土默热的人和事，土默热都不感兴趣。红学研究不是搞政治，也无须搞统一战线，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你反对胡适的新红学，却未必是土默热的同道。土默热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研究《红楼梦》创作素材和故事背景的。土默热既不是考证派，也不是索隐派，而是小说研究派。当初把土默热研究《红楼梦》的学说称为“土默热红学”，定名后我后悔了——为什么一定与“红学”二字夹缠不清呢？“红学”这个名词现在几乎是考证派和索隐派的专有名词了，何苦在其中另插上一腿？土默热既不参加当今红学领域的执政派组织红学会，也不参加在野派搞的任何同盟会，只希望躲进自己的书斋，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把《红楼梦》作品素材解释清楚。至于怎样称谓土默热的学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
2009年愚人节于长春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并且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没有异议。文学乃是人学，任何一部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题材小说，都是创作当时社会现象的客观折射，都是作者所感受和观察生活的凝炼和升华，对于这一点也应该没有异议。研究一部小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它的作者和版本问题，而是研究它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素材，也就是把它还原到创作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它的创作动机、创作思想、创作取材、创作方法艺术，这是正确理解和汲取作品中文学养分的基础。比如研究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世界级大师的作品，脱离开当时法国、英国、俄国的社会背景和这些文学大师自身及周边的生活素材，仅仅靠研究这些大师级作家的“天才”脑袋和“超前”思想，其可得乎？
从《红楼梦》作品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看，《红楼梦》创作需要充分掌握和有效运用哪些素材呢？通过仔细阅读小说文本，我们应该不难发现，《红楼梦》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故事，即荣国府百年望族从鼎盛到衰亡的故事，修建大观园接待元妃省亲的故事和十二金钗园内结社作诗的故事。构建《红楼梦》这座大厦，最起码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生活体验：第一，要有对没落封建大家族生活感受，以及对家族内部严重纷争的生活体验；第二，要有对才女群体密切接触的生活感受，以及对“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命运的生活体验；第三，要有对康熙南巡宏大场面的生活感受，以及对当时皇家生活排场细节的亲历亲闻。
朋友们不妨仔细回味一下作品中的那些精彩描写，仔细体会一下作品中那些活灵活现、纤毫毕现的人和事，在折服作者精彩文笔的同时，也必然钦佩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作品中描写的那些一家人相互之间“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矛盾冲突，没有与没落贵族生活的密切接触，不可能向壁虚构出来。作品中描写的大观园内前结海棠社、后结桃花社，十二个才女同归“薄命司”的美丽凄婉故事，没有与故事原型的亲身体验，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作品中描写的元妃省亲宏大场面和细致情节，以及对大观园内的一山一石、亭台楼榭的细致刻画，没有与实地实事的具体观察，不可能无端捏造出来。《红楼梦》作品的这些基本素材，都只能取自于活生生的生活，任何关于文学虚构可以替代生活体验的推测，都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
这三大方面的生活体验，洪昇都具备，曹雪芹都不具备；这三个领域的生活素材，洪昇都掌握，曹雪芹都不掌握。洪昇亲历的三次家难之痛，乃是他在作品中无情鞭笞赵姨娘、邢夫人之流的素材来源；而曹雪芹家族虽然也属于没落贵族，但其没落之原因和结果均与《红楼梦》描写的“窝里斗”不符，且与曹雪芹本人无干。洪昇有“蕉园五子”、“蕉园七子”十二个姐妹结社做诗为书中海棠社、桃花社故事的创作依据，与姐妹们一往情深的感情经历乃是他在作品中歌颂赞美“一干女子”的素材来源；而红学家们对曹雪芹考证了百年之久，也没有在他身边发现哪怕一个青年女子，更谈不上有一群结社作诗的才女围绕在身边了。曹雪芹家族确实接待过康熙南巡，但那是曹雪芹生前将近百年之事，与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本人无干；而发生在洪昇故园孤山行宫和西溪“竹窗”的康熙南巡故事，与《红楼梦》的“有凤来仪”故事则高度契合。
《红楼梦》中发生在大观园中的一系列故事，绝不是作者灵机一动就能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作者能够凭借虚构手法能把若干不相干素材硬性捏合在一起拼凑的。大观园本身是借助“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康熙行宫、蕉园竹窗和四大家族园林实地刻画的；大观园中十二姐妹结社做诗故事的创作素材，就取自于在蕉园竹窗中发生的前后两期女子诗社的真实生活；蕉园十二钗一干女子都是洪昇的亲表姐妹，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就是他们青少年时代共同生活的人间天堂西溪园林。应该说，大观园作为《红楼梦》中作者家难、蕉园诗社、康熙南巡三大故事的共同载体，已经三位一体地雄辩证明：这就是《红楼梦》的创作素材，这就是《红楼梦》的故事原型！在中国历史上，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大观园，找不出第二个蕉园诗社，找不出第二个与《红楼梦》高度契合的洪升的生活素材！
除了生活素材故事原型本身在微观层面上的三位一体证明之外，还有一个宏观层面上三个特征的三位一体证明，这就是《红楼梦》作品的时代特征、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从时代特征角度看，《红楼梦》中表现的所谓异端思想，乃是清朝初期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倾向，是改朝换代后特有的矛盾复杂情绪流露；《红楼梦》中表现的情本文化，乃是晚明文化气脉的自然延续与合理传承，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红楼梦》中表现的山水园林，乃是江南绮丽风光的文化再现，是皇家行宫和贵族园林的复合体。对这三位一体大背景的正确领悟，乃是正确理解吸收《红楼梦》思想文化的关键所在。红学界百年来把《红楼梦》的这个宏观背景全搞拧了，思想背景放在道学盛行的乾隆盛世，文化背景放在修《四库全书》的专制极点，地域背景放在北京那灰暗阴冷的溯风沙尘中，其结果必然是找不到《红楼梦》思想文化的出处，也只好用曹雪芹“天才论”来自圆其说了。
《红楼梦》研究本来应该从故事的素材和背景出发，这是文学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的必由之路。但是，红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在这方面就显得先天不足。特别是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先生，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对《红楼梦》作品社会背景和生活素材的研究，将新红学的研究主体定位于“作者和版本问题”，将《红楼梦》的作者“大胆假设”为乾隆年间的曹雪芹，并通过极不严密的“小心求证”，逐步把红学搞成了与《红楼梦》不相干的荒诞“曹学”。胡适先生之后，有关曹雪芹及其江宁织造家族的新材料陆续发现，新红学的继承者在这些新材料中，费尽心机也无法找到与《红楼梦》相对应的曹雪芹背景和素材，但又陷于胡适的曹雪芹作者成说不能自拔，于是不得不连篇累牍地使用“天才论”来解释《红楼梦》的创作，用杜撰出来的所谓“超前思想”为曹雪芹自圆其说，遂造成了今天红学领域主观唯心主义盛行的怪现状。
胡适先生当初把《红楼梦》定义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也就是自传性质的小说，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命义。当然我们并不同意“自叙传”的说法，但作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对待总可以吧。对作者亲身经历的生活研究，也是对小说创作素材的研究，本无可厚非。文学界公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小说几乎都是作者的“自传”，最起码是作者“亲历亲闻”生活的反映，没有生活凭空杜撰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后来的红学家们通过新材料的发现，感到曹雪芹人生经历与《红楼梦》反映的生活不对号时，本来应该据此得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的正确结论，从而重新开辟渠道去搜寻研究《红楼梦》的生活素材。可悲的是，我们的红学家们却采用南辕北辙的态度，刻舟求剑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长时期对曹雪芹的造神运动，肯定了“天才”的曹雪芹，却否定了《红楼梦》创作需要生活，形象地说，就是把婴儿泼掉却将洗澡水保存了下来。
文革期间，好多红学家们迫于政治压力，纷纷表态与胡适“划清界限”，一般是都把反“自叙传”说作为批胡的题目。抛开文革“评红”的其它政治因素不谈，本来批胡适的目的在于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盛行”，谁料到批了胡适的“自叙传”说，却确立了曹雪芹的“天才论”，反而使得“主观唯心主义盛行”的程度雪上加霜，并使红学牢牢地打上阶级斗争学说的印记，使曹雪芹研究沿着“高大全”的造神道路渐行渐远，使胡适提出的曹雪芹作者说的地位越加巩固，结果是把曹雪芹批成了无需生活就能创作《红楼梦》的“超天才”，这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闹剧，恐怕是“评红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老人家始料未及的。
俞平伯先生临终前痛心疾首地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斛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俞平伯先生是胡适的同时代人和同路人，也是与胡适比肩的新红学奠基人之一。老先生到了晚年，痛切地感到新红学把《红楼梦》搞成了“越读越糊涂”的“断滥朝报”，流毒社会，遗害青年，遂认为“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俞平伯先生的这些感慨貌似极端言论，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彻底反省。《红楼梦》不过就是一部小说而已，研究小说不去研究它的故事生活素材和作品思想文化，而是搞什么“大胆假设”前提下的繁琐考证，把红学搞成“反《红楼梦》”的学问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年来，在新红学渐趋式微的同时，旧红学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所谓旧红学就是索隐红学，就是搜寻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去同《红楼梦》加以附会，试图把《红楼梦》由小说读成秘史。满清时期，索隐派还局限在“顺治董小宛爱情”、“明珠家事”、“张侯家事”等一时一事中附会，到了民国时期的蔡元培先生，则将附会的眼光扩大到了“康熙朝政治”，今天，新索隐派的神通就更大了，将对《红楼梦》的附会干脆扩大至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历史，还有人推而广之扩大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历史。这显然不是在做学问，而是在神化或妖魔化《红楼梦》。这样读《红楼梦》哪里还是读小说，简直就是读《推背图》，这真是不折不扣的“猜笨谜”了。《红楼梦》如果是一部与《推背图》比肩的作品，那还是小说吗？如果把红学搞成谶纬学，那还是文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吗？
有意思的是，前一段时间，有几个显然是对新索隐走火入魔的研究者，对土默热红学发生了一定兴趣，有人试图利用土默热提供的素材来证明索隐附会之正确，有人试图用索隐附会方法来否定土默热的“洪昇说”。不论对拉土默热的还是对打土默热的人和事，土默热都不感兴趣。红学研究不是搞政治，也无须搞统一战线，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你反对胡适的新红学，却未必是土默热的同道。土默热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研究《红楼梦》创作素材和故事背景的。土默热既不是考证派，也不是索隐派，而是小说研究派。当初把土默热研究《红楼梦》的学说称为“土默热红学”，定名后我后悔了——为什么一定与“红学”二字夹缠不清呢？“红学”这个名词现在几乎是考证派和索隐派的专有名词了，何苦在其中另插上一腿？土默热既不参加当今红学领域的执政派组织红学会，也不参加在野派搞的任何同盟会，只希望躲进自己的书斋，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把《红楼梦》作品素材解释清楚。至于怎样称谓土默热的学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
2009年愚人节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