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刘道玉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http://www.canada-china-corp.org/home/node/1352）
摘 要：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人才，所谓“得人才则得天下”就是这种思想最集中的概括。爱才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做一个真正的爱才者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爱才者必须具备卓识和胆识，前者是识别人才，而后者是保护人才。人才问题又是一个难题。作者不揣冒昧，借本文意欲谈谈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主要是关于人才的识别选拔、教育培养、聘任使用、流动和保护等问题。
关键词：人才学；人才的识别；人才的培养；人才的聘用；人才的保护
我国人才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最早倡导人是有怪才之称的雷祯孝。他于1979年5月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人才·规律·制度》一文，接着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的文章。倡议发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华社专门发出电讯稿《社会科学园地里一株新苗破土而出，人才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79年11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又发表了他的《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当天就作了批示。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雷祯孝研究人才学初露锋芒》的专访，于是全国掀起了人才学热。
我的学生张玉川向我推荐雷祯孝，我立即亲自给他写信，表明意欲调他到武汉大学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1985年5月，雷祯孝由贵州调到武汉大学工作，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成立了人才学研究室，由雷祯孝任主任。他研究人才学的第一个成果——《中国人才思想史》也于当年12月出版。我为该书写了序言。 雷祯孝和他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人才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念，并在人才的发现、培养、聘用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一、把握住识别人才的特点
伯乐相马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鉴于发现人才之难，世人常感叹“世有千里马，而后有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相马的诀窍在哪里呢？用“人间伯乐”孙阳的话来说就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形”。这就是说，无论是相马或是识别人才，人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样才能了解和认识事物的全貌。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认识一种事物，必须与那个事物接触，而辨别一个人才也必须事必躬亲，亲自与欲选拔的人才见面，听其言和观其行。在这个问题上，大学校长必须放下架子，礼贤下士，其他人是绝对不能代替的。在这一方面，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先生可谓是杰出的代表，他在任校长10年，经他聘任的教授有5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选拔什么样的人，这与校长的远见卓识和事必躬亲的作风有密切的关系。杨祖佑亲自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物理学家格罗斯，到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聘请经济学家基德伦，到日本聘请中村修二，甚至采取“三顾茅庐”的做法，终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于选拔人才必须事必躬亲，我也有同样的体会。赵林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但他却成了著名的哲学家，是大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学生评价说：“如果不选修赵林教授的课，等于没有上武汉大学。”那么，我是怎样识别和发现他的呢？其实，这要源于我经常参加大学生的社团活动。198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个不拘一格的社团——快乐学院成立了，我担任了这个社团的名誉会长。参加这个社团的都是一些自称为“九头鸟”的学生，他们大都自命不凡，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活动，讨论社团宗旨时，赵林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这次发言是赵林个性的显露，那么另一次的发言，则表现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那是一次关于浪漫主义的讨论会，主讲人就是喜爱读书、思考和一心想当哲学家的赵林。他的第一句话就十分浪漫，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说：“浪漫主义不仅是文学上的一个流派，而且也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在哲学、物理学、数学、宗教学等一切领域里都找到了浪漫主义，就像在所有生物体里找到细胞一样。”寥寥数语，他把命题一下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显示了他的哲学功底。与此同时，他给浪漫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言过其实，主观放大后的客观。”这哪里像是一个大二学生的观点，简直就是一个权威学者的一家之言！
在讲演中，他论述了浪漫主义与创造性的关系。他认为自中世纪以来，人的人性一直是受到压抑的，甚至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人们最终找到了发挥创造性的出路，那就是超越现实确定性、突出感情色彩、倾向于假设和幻想看待事物的方法，即浪漫主义。他介绍说，古希腊是一个充满创造的时代，这与古希腊的酒神节不无关系。在酒神节的那天，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任意识驱使，任感情奔放，暂时摆脱各种压抑，人们想其所想，做其所想。实际上，浪漫主义就是思维上的酒神节。难怪，倜傥多才的西班牙画家戈雅说：“没有浪漫主义就没有爱因斯坦！”
这就是我对赵林最初的印象，也是我偏爱他的主要原因。我喜爱他的个性，他的表现欲,标新立异的思想意识和幽默的语言。从创造学上讲，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所以个性既是创造性人才的特点，又是识别杰出人才的窗口。赵林是我发现的众多杰出人才中的一个，从他们身上我总结出了识别人才的理念，那就是要把握住识别人才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什么呢？主要是非智力因素，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意识”和“三个能力”，即求新、求异、求变的意识；自学能力、自我设计能力和自我实践与超越的能力。任何一个智力发育健全的人，如果具有了这样的意识和能力，他们都是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
二、育才重在创造性素质
世界公认的大学功能是三项：教学、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教学以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而科研以成果为社会服务，所以服务是其总的宗旨。那么，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是专门人才抑或是通才，是知识仓储式的人才或是创造性的人才？对此，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创新精神是最重要的，创新精神强而天资差一点的学生，往往比天资强而创新精神不足的学生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美国学生学习成绩不如中国学生，但他们有创新及冒险精神，有时做出一些难于想象甚至发疯般的事情，所以创造出一些惊人的成就。”[1]
为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提出了创造性的人才观，目标是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为此，我们营造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校园文化，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教学制度：提倡鼓励大学生自学，允许学生自由选修课程；对有特殊爱好的学生，可以转系学习他们自己喜爱的专业；支持学生开展业余科学研究，培养他们从事发现和发明的能力。这一切措施，的确调动了广大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大批优秀人才不断地涌现出来。
创造性人才必须具备五种精神：独立的精神、冒险精神、创造精神、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五种精神是创造性人才必须具备的品格，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共生的。如果没有独立精神，也就不可能拥有其他几种精神。从传统的教育观点看，只能培养循规蹈矩和俯首帖耳的人，而这些精神都是受到压抑的，其实所扼杀的恰恰是学生的创造性素质。因此，要培育这些精神，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制度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营造独立、民主、自由、质疑和批判的文化氛围。我们在80年代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办学的目的。
在改革年代，我们大力支持学生们各种形式的冒险精神，例如旅行探险、漂游长江和考察野人等。有谁能够想象到，学校居然支持一个学生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一个人漂游长江。艾路明是哲学系78级学生，是学校快乐学院的创始人。1981年暑假，他突发奇想要漂游长江，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只身从武汉下水漂游到上海，全程1，125公里。我虽然支持他的冒险行动，但仍不免有些担心，通过学生会不断地了解他在沿途的情况。当他顺利到达上海后，我简直兴奋极了，为他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在艾路明身上，体现的正是冒险精神。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敢于公开竞选研究生学生会主席，并且成功当选了。毕业后，他毅然下海，正因为他有了这种素质，仅仅以2，000元的创业资本起家，结果创办了两个上市公司，业务涵盖医药、化工、房地产和农业园等领域，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生物学系的王小凡，也是78级的学生，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在他的身上也充分地体现出了创造性的素质。可是，有谁能想到，他上大学前是石油机械厂的工人，只有小学五年级的程度，完全没有学过英文，高考时凭选择题仅仅得了5分。1981年冬，他参加全国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amination）考试，全部试卷和解题都是用英文，他居然考得了全国第一的成绩，真是堪称奇迹。他于198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获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到麻省理工学院作博士后研究，现在他是美国杜克大学药理与癌症生物学系终身教授。王小凡告诉我，当年通过CUSBEA考试赴美的425名留学生中，仅武大就有36人获得了终身教授，占全国留学生的8.5%。由此可见，武大当时毕业生的素质是很高的，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创造性素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说：“不是第一，就是落后，就一定要赶上去，这个观念很重要。”[2](P26-27)这是李先生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感言，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争第一的思想，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品格，大凡一切成功的人士，无不具有这个特质，它的意义就是追求人生最大的价值。
彭富春是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也是我国研究存在主义的权威。可是，他却是中文系的毕业生，我以反常规的做法，把他分配到哲学系任教。这并不是乱点鸳鸯谱，而是建立在对他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上。他是我校中文系79级的学生，从大二开始，他就不去上课了，而是坚持自学，被认为是不遵守校规的学生。我明确地告诉中文系副系主任张广铭：“要保护彭富春的积极性，尊重他的志趣，兴许他将来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我通过他的老师了解到，他喜欢美学，并立下了鸿鹄之志，将来要成为中国一流的美学家。他的信条是：超过别人，做第一个，而不做第二个。这就是创造性人才的特质，所以我十分欣赏他的个性和才华。与此同时，他在大学毕业时，被我校哲学系美学权威刘纲纪先生看中，向我建议把彭富春留下当他的助手。就这样，彭富春被分配到哲学系，得到了甚至哲学系研究生也得不到的岗位。对此议论纷纷，反对者甚众，但我顶住了压力。
事实证明，我们对彭富春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的研究生，以至于李先生礼贤下士到学校要见这位高足。彭富春离校时，专门来与我道别，我对他说：“希望你学成后一定回来报效母校，我保证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他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可是，当他研究生毕业回校时，我已经被免去了校长职务，不能兑现我的承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学校连讲师也不给他提。无奈，彭富春离校到德国留学，经过了7年的艰苦努力，他获得了东方人很难得到的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由5人组成的权威答辩委员会，对他的论文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彭富春学成回到了学校，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这个喜讯，我为他的成就而高兴。鉴于他的突出成就，学校不得不破格晋升他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一次，我与富春在校园里散步，他告诉我，他暂时不再研究存在主义了，现在准备开辟一个新的领域，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这再一次体现了他“争第一”的精神，毕竟创造未有穷期，要敢于超越自我。我对他说：“中国太需要像你这样的哲学家了，希望你做一个独立的有影响的思想家！”
三、聘用人才定要不拘一格
现在，虽然包括大学在内的许多用人单位都实行了公开招聘，但是并不规范，公开性往往流于形式，而竞争性和公平性也没有保障。就大学的聘任情况看，包括副校长、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内，大多都名不副实，而且存在近亲繁殖和弄虚作假的严重弊端。
人才聘用必须遵循一定的指导思想，按照某种特定的需要和程序进行。清朝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我认为“不拘一格降人才”，应当是选聘人才的总指导思想。可是，古今的事都是说易而行难，选聘人才尤其是如此。难在何处呢？难就难在这个“格”，在选拔人才问题上的障碍也在于 “格”。在现实工作中，影响人才的“格”实在是太多了，如学历、学位、年龄、性别、家庭出身、党派、政治历史、政治观点、个性、群众关系、生活作风……总之，在对待“格”的问题上，成了开明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改革者能够打破“格”的限制，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而保守派则利用“格”来限制甚至扼杀人才。事实上，许多优秀人才正是突破了“格”的禁锢而冒出来的；而不少杰出人才之所以被埋没，也是被各式各样的“格”所扼杀的。
当前，在聘用人才时，有一股追求高学历和高学位的风气，似乎是学位越高越好，要不然怎么会造成“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呢？显然，这是在招聘时定的“格”造成的。这违背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对众多的大专生甚至自学成才者是不公平的。如果真是“以学位高低论英雄”的话，那么中国就没有华罗庚、陈景润、贾兰坡、叶圣陶、梁漱溟、钱穆、陈寅恪、启功等这样一批学术大师。同样地，也没有从武大走出的国际著名数理生态学权威李百炼。
关于李百炼的故事，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最有力的证明。李百炼本是华中农学院荆州分校的一个专科毕业生，但他致力于数理环境生态学的研究——一个国际前沿研究方向，是一个具有潜创造性的人才。
1984年元旦后，我校环境科学系副主任胡鸿兴找到我说：“我校环境科学系刚建立，现在不是正需要人才吗？有人向我推荐李百炼，他是搞数理环境生态的，他找过我，我们作了交谈，觉得他是个人才，可以考虑把他调进来。”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农学院的大专生，能够瞄准国际前沿研究方向，而且研究数理生态学需要很好的数学基础，我断定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于是，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调到武大环境科学系，不到一个月,李百炼就到武大环境科学系上班了。但是，消息传出，引起一片哗然。有的说，全国名牌大学多的是，为什么要调入一个大专生？有的说，引进人才应当是有高级职称的，而调进一个讲师能起什么作用？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但是，我并没有动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人才的标准。李百炼调入武大的三年里，他开出了数理生态学、生态模型学等课程。在科研方面，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3篇被SCI收录。1986年，由他发起在武汉召开了中国第一届数理环境生态学及应用讨论会，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在美国召开了第三届国际人类生态学大会。李百炼以对人类生态学的杰出贡献，被评为美国人类生态学院院士，成为首批40名院士之一。
可是，偌大一个大学，竟然容不下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人，实在是悲哀！由于我的突然免职，李百炼在武大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的研究受到限制，出国不予批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走曲线出国的路线。他先调到湖北大学，而后于1989年初赴美国访问和讲学。他到了美国以后，先后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工作，担任十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多次主持重要的国际会议。目前，他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终身教授和生态复杂性建模实验室主任，国际《生态复杂性》杂志主编。他已发表论文120多篇，出版5本专著，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是国际公认的数理生态学的权威。
在一个崇尚教授头衔的国度，职称自然也是一个聘用人才备受垂青的“格”。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聘用人才，那么全国综合性大学第一个建筑学系就不可能落户在武汉大学。可是，谁能相信我于1984年底筹建建筑学系时，居然从当时的武汉城建学院调入仅有讲师头衔的张在元来领衔？这无论是对于我或是对于他，都是胆大妄为的。我为什么十分看重他呢？因为向我建言创办建筑学系的就是他，说明他有卓识和胆识。而且，张在元在1982年以“长江水晶宫”的设计作品，参加世界第17届建筑设计作品大赛，并一举获得最高级别的佳作奖。因此，我断定他是一个创造性的人才，是一个勇争第一的人。然而，筹建建筑学系历经3年，却两次都被教育部否定。但他凭着坚定的毅力，甚至搬动了钱学森先生为创办建筑学系写论证意见，终于使建筑学系得到批复，现已更名为城市设计学院。
张在元无愧为勇创第一的人，他获得的奖状不计其数。例如，1985年他设计的“神农架野人俱乐部”，获得了国际建筑设计大奖；1991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设计的“撒马尔汗文化中心”，从685件作品中胜出，获得最优秀奖；1992年发表的“从西方到上海”一文，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1997年，他受GA（Globe Architecture，《全球建筑》）邀请，参加该刊建筑作品展览，又以“银杏庄”参展，成为40件前卫建筑设计作品。1999年，他应广州市政府的邀请，承担了占地1.8平方公里的“生物岛”设计，从而诞生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生物岛”。张在元牢记爱因斯坦的名言：“越是不可能的事越是有可能。”他以此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始终不停地攀行在创第一的道路上。
年龄也可能成为压制人才的一个“格”。我校在筹建新闻系时，在调动何微先生的问题上，为了突破年龄这个“格”，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在我国新闻教育界，素有“北甘”（中国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南王”（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和“西北何”（陕西社会科学院的何微教授）三足鼎立之说。这说明，何微先生是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权威之一，如果能把他调入武大，无疑会很快提升我校新闻系的学术地位。
可是，在办理调动何微先生的过程中，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我们在调动何微先生时，他已是68岁了，是10级干部，享受副省级待遇。在学校人事处向省人事厅申报时，都以年龄大予以否定，多次交涉无果。按照规定，10级干部或教授的调动，必须经过省委常委讨论和批准。无可奈何，我只好亲自出马。我先后到省委组织部，并找到组织部部长刘奇志同志，苦口婆心地向他们陈述理由。我申辩道：“何微同志年龄大是事实，但不能一刀切，要看他的身体状况，能否坚持正常的工作。例如，我国唐朝武则天就是68岁登基的，执政15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又如，英国丘吉尔也是在70岁当选首相的，连任两届，是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首相，而且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再说何微同志，他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继续工作十年没有问题。”我的申辩是有力的，最后由刘奇志部长拍板，同意何微同志调入武大。
果不出所料，何微先生来武大履职后，成立新闻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著书立说，新闻系学术水平提高很快，超过了先于武大成立新闻学系的学校。目前，武大新闻传播学名列全国前列。同样的，由于我的下台，何微先生在学校工作心情极不舒畅，他不得不于1992年重新调回到西安，遗憾地结束了他在武汉大学8年内的任期。但是，我们都无怨无悔，毕竟我们都为振兴武大的新闻学科作出过贡献！
四、人才需要在动态中流动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这是形容自然界的一种景象。其实，在人才问题上也需要流动。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也是这个道理。
我历来主张，求才但不能囚才，意思是说，既要千方百计地把优秀的人才请进来，又要毫不吝啬地把优秀的人才交换出去。一个真正的爱才者，必须具备这两种品格。一个优秀的人才，一旦他觉得心情不舒畅，或者在本单位难于发挥自己的才华，或者有特殊的困难时，应该理解他们，允许他们流动，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可是，在人才流动问题上，常常碰到的情况是，各单位都把自己认为优秀的人才留住，而把素质不高或自己不喜欢的人调出去。这是一种本位主义或者是自私的思想。其实，这种做法既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又坏了本单位的名声，是很失算的做法。
我校中文系詹伯慧教授是研究方言学的学者，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学术带头人。在80年代初，他应日本东京大学的邀请，专门讲授汉语，历时两年，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可是，他回国以后，却提出要调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我感到有些困惑，怎么一回来就要求调动呢？难道我们工作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于是，我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专门到他家中探望，真心地挽留他在校工作，表示将尽快把他的夫人从武钢医院调入校医院，以解决家庭分居的困难。尽管伯慧教授对我的家访表示感谢，但他的去意已定，并说不必劳神学校调动妻子了，因为她在回国前已调到暨南大学医学院了。哎呀，伯慧是早作了准备的，他的行动怎么保密得这么严呢？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只能支持他到广州暨南大学。他到暨南大学后，继续从事方言学研究，而且广东粤语更有特色，有利于他的学术研究。后来，他还担任了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发挥了比在武大更大的作用，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
“文革”以前，我国大学中只有两个图书馆学系，北有北大，南有武大，被称为双子星。张琪玉先生是北京大学56届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图书馆，是全国最早开展计算机情报检索的专家。为了创办情报学专业，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于80年代初把他调到武大工作，很快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校情报学的学术带头人。可是，到了1987年，他以“叶老归根”为理由，要求调到上海空军学院工作。我感到十分蹊跷，一个亲自创办情报学系的人，怎么会突然提出调离呢？二十多年后，我的学生叶千军告诉我（他是张琪玉教授的硕士生），此事是他一手策划的。原来，他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空军学院，领导指示他创办军队第一个情报学专业，而他说自己不行，只有他的导师才能胜任。于是，他们就策划了一场曲线调动张教授的活动，动员我的朋友武汉空军司令员武继元和政委康星火做我的说服工作。这一切都做到了家，他又亲自陪同上海空军学院院长吴霞将军等人登门拜访，向我赠送了一套10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我们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我说同意张教授调到贵院，但书我转赠给武大校长办公室，他们经常写文件，比我更有用。
此前，在得知张琪玉教授欲调到上海的消息后，我曾三次登门拜访，真情地挽留。最后一次，我们俩都痛哭流涕，我痛心的是未能挽留住他，而他痛苦的是学校对他不薄，有负学校的厚望。
张教授到了上海后，军队确实十分重视他，分配一栋别墅，享受军级待遇。在他的领导下，军队唯一的情报学专业创办起来了，为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事久知人心，经过那次调动的风波，我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如果我们谁生病住院，都会打电话问候，这种友谊比在学校时还要深厚。
现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孙志军，也是我们开明的政策交流出去的。他是我校哲学系78级的学生，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毕业后，分配到学校团委工作，由团委副书记升为书记。鉴于他的全面素质高，领导能力强，我很希望今后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接班人。可是，由于一次人才交流的缘故，打乱了我的计划。1986年秋，武汉市委书记王群找到我，希望我给市里推荐一位团市委书记，并嘱咐我一定要支持他。我与王群书记是好朋友，对他的要求我不能不答应，更何况我是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在学校党委讨论人选时，我极力推荐时任团委书记的孙志军，但有人不同意，说他是我校的骨干，不能放走。由于我的坚持，党委最后还是同意他到武汉市，后被武汉市委任命为团市委书记。应该说我们是非常慷慨的，放走孙志军后，我校团委书记空缺了一年多。
后来，孙志军先后任武汉市江岸区区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为了干部交流，他又被调到江苏任南京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扬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的工作经历是丰富的，在频繁“轮岗”中，他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2008年春，我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当年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团委书记，可是却为中国输送了一位副部长和宣传理论家。
五、敢于保护有争议的人才
我从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凡是有才华的人，大都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凡有才华的人，要么恃才傲物、自命不凡；要么离群索居、性格怪癖。按照世俗的观点，这些个性都是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对他们就有争议了。本来，争议是一个中性词，它本身并不表明是或者非。可是，组织、人事部门在考察干部时，一听到对某人有争议，要么否定或是挂起来，把这些人弃之不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所谓争议的幌子下，不知埋没了多少优秀的人才，实在是匪夷所思。
事实上，我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改革本来就是新旧思想的冲撞，如果怕争议，那就不会出现武大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黄金时代。我亲身感受到争议的重量和承受的压力，所以我能够感同身受地去保护有争议的人才。你要想拥有杰出的人才，那你就应当无私无畏地去保护他们，只有付出才会有所收获。
例如，前面提到的赵林，他在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人生观大讨论中，发表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于是，讨论集中地围绕着他展开了，支持他的人有之，而反对他的人批评赵文是“自我表现，自我扩张，展示了一个赤裸裸的灵魂”。后来，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把周扬的“人的异化”、白杨的《苦恋》和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列为重点批判，这给赵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以至于他1984年研究生毕业时，由于政治不合格分配不出去。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把他留在我直接领导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后又转到哲学系，从而成全了他要当哲学家的夙愿，也造就了武汉大学最受欢迎的一位名师。
1982年轰动全国的武汉韩庆生“受贿案”，实际上是一起冤案。韩庆生是武汉一八一厂的工程师，他们为市郊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一份污水处理设备的图纸，使该厂免予破产，他们三人各得了600元的劳务报酬。为此，他被检察院起诉，判处300天的徒刑。韩等人不服上诉，得到了平反。我得知此事后，毅然决定把韩庆生等3人调进武大，先是安排在科技开发公司从事环保设备的研制，并拨给开发经费。后来，他们被调到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工作，继续从事环保设备研制工作。他们先后向全国转让和推广了十多项先进技术，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还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和星火奖，是享受政府津贴的有贡献的技术人才。
杨小凯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被业内最看好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可惜，他罹难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不幸逝世，年仅55岁。在获悉他的噩耗后，我立即给他的夫人吴小娟女士发去了唁电，其中赋悼念诗三首，现摘引其中的一首：
沉痛吊唁杨小凯院士逝世
十年铁窗苦自学，
横贯中西博与约。
喜有伯乐识良驹，
珞珈山上露头角。
那么，珞珈山上露头角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的父亲杨第甫是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第五号人物。“文革”中，父亲再次被捕坐牢，母亲自杀，他成了“黑五类”子弟。他感到很迷茫，年仅高一的他在1968年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康生点名批判，1969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时年1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高等数学、英语等课程，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和自学的能力。
出狱后，他被安排在湖南邵阳新华第二印刷厂当工人，但他要自己改变命运。1979年他参加高考，报考北京大学，虽然成绩合格，但以政治不合格而不予录取。1980年，又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聘实习研究员的考试，仍然以政治不合格不予录用，只能在该所做临时工。1981年春，我的学生刘鹰在经济研究所进修，她十分欣赏杨小凯的才华，遂写信向我推荐。这年5月，我到湖南参加招生会议，专门拜见了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要求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当教师，并提出3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错案发生在湖南，希望你们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他的错案档案就地销毁，不得随档案转到武大；三是他的妻子一起调入武大，以免造成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十分开明，完全支持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尽快协助办理。
1982年春，他被调入武大管理学院当助教，1983年升为讲师。在武大期间，他的教学与科研都非常出色，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赏识，遂邀请他去攻读博士学位。可是，在讨论他出国时，党委常委大多数成员不同意他出国，因为他有坐牢的前科。我顶住了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又批准他的妻子和女儿去美国探亲。
尽管保护杨小凯使我遭致麻烦，但我无怨无悔。虽然他没有等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天，但他毕竟已经登上了世界经济学的“高坡”，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朱棣文.创新精神最重要[N].新文化报,1997-12-15(1).
[2] 李政道.要树立第一的思想[J].科学学,1984,(9).
On My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Qualified Personnel
LIU Dao-yu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qualified personnel in our nation since ancient time. The so called idea that “recruiting qualified personnel means gaining the national power” is the best conclusion of this thought. Everyone may have a feeling for qualified personnel, but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 a true one. A man with a truly tender and protective attitude toward qualified personnel must be qualified with foresight and sagacity, with the former to discern and the latter to protect. As the author, I presume to expose my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qualified personnel mainl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discernment, selection, educational training, appointment, exchange and protec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Key words: science of personnel；discernment of qualified personnel；training of qualified personnel；appointment of qualified personnel；protec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