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八零后对话两岸经济与民主

刚回到巴黎，就参加了两岸八零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自然就谈到了台湾的民主。由于我去过台湾多次，还参加了2008年“总统”大选、2009年的县市长选举的观选团，便从自己的感受说起。
宋：我感觉台湾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现在大陆人去台湾就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人去大陆一样，有着很高的自豪感，因为百姓感觉比你们富裕、有钱，有心理优势。我的一个经商的亲戚这个月去台湾旅游，他们哪个团两百多人啊，到了一个超市竟然把许多产品都买空了。而且回来后对我讲，连山东最落后的市都不如。（这时身边的一位去过台湾的大陆学生插了一句话：台湾的经济是不怎么样。）
台：这主要是全球经济不好。
宋：你真的这样认为？这和马英九可是一个观点啊。可是你看，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大陆就不受多大影响。
台：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源如此丰富，人口众多，早就应该发展起来。
宋：你是说台湾经济差，一是全球经济不好，二是缺乏资源？
台：是。台湾为什么被认为创造了经济奇迹，就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国土面积狭小。
宋：可是日本也是没有资源啊，却长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加坡资源和人口都远逊于台湾，但经济成就却高于台湾。
台：沉默不语。
宋：你说大陆因为地大物博，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可是你看看同样地大物博的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是民主国家，但都比中国差的远。（注：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在三味书屋演讲时认为经济发展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并声称一直认为只要政府不束缚老百姓，老百姓就有创造财富的欲望，就有这个能力。中国古代所谓的盛世，休养生息就是盛世，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政府制定一个适当的规则，就能创造财富。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看来照此逻辑，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民主国家只所以经济落后中国，是由于他们比中国更束缚百姓。）
台：依然无法出语反驳。
宋：曾有一位台湾学者这样反驳我：广州超过台湾是正常的，因为人口和面积数倍于台湾。可是人口和面积超过广东的多了去了，又有多少能够超过广东？
宋：其实在我看来，台湾的经济问题就出在民主身上，过多的选举和内耗，把台湾消耗进了。(注：台湾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日前未经行政院批准先行请辞，并向媒体发表了一篇以“频繁选举，祸国殃民”为题的书面声明，大力谴责台湾“连年选举，割喉竞争，为求胜选，即使对多数人有利的政策，恐怕少数人受影响，选票流失，因而却步。仅三数名立委补选，上至总统，都得前往辅选造势，因没有政权，一切免谈。政治人物常因此置国家政务不顾，只顾选举，各部会重要政策就得停摆，不利国家长远发展……”。总算有政治人物打破禁忌----尽管是在辞职的时候，指出了台湾皇帝的新装。)
台：不是，主要是我们有统独之争，蓝绿相拼才导致选举过于激烈。
宋：可是你看看绿营和蓝营内部的选举，也一样的惨烈，也都号称割喉战。
台：再次沉默无语。
宋：当年台湾根本不依靠大陆，就能创造经济奇迹，现在有大陆输血和支持，却仍然停滞。现在停滞二十年，或许老百姓还能忍受，如果再停滞二十年呢？到时台湾经济都完全无法和大陆比的时候，台湾制度还有任何吸引力吗？（注：美国《新闻周刊》3月22日发表文章《民主是如何消亡的》。作者认为，近年来，西方式民主在非洲、拉美、中东和前苏联地区急剧衰落，因为它未能促进经济繁荣，也没给民众带来福祉。而在俄罗斯和中国，大多数人满意国家现状，领导人的民意支持率之高，西方人只有做梦才能得到。）
为调节气氛，我随后又换了个话题：在台湾投过票吗？
台：投过。
宋：为什么去投票？
台：因为很好玩。这时另一位台湾学生插了一句话：我也投过票，不过是父母逼着投的。
我笑着摇摇头。就是在法国，这种现象也很常见。这个月法国举行的两轮地方选举，投票率都很低。或者老百姓认为选谁都一样，不会改变什么，从而心生厌倦，或者百姓本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就自然不去投票。我在巴黎十大读政治学硕士的时候，一位来自英国的教授问全班十几人有谁投过票，竟然无一人举手。这还是学政治学的学生。我一向认为政治和任何行业一样，是要符合专业化和社会分工这两项原则的，搞成全民参与，或者依靠流动性、变动性很强的民意治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次西方经济危机，实质是民主的危机。正如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做证时承认的，虽然几年前他就知道次贷危机，可是他却无法干预，因为“我能让银行破产，让穷人没有住房吗？”一边是提供竞选资金的财团，一边是拥有选票的选民，谁也得罪不起。这次危机和1929年时的危机不同，因为哪个时候西方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财政负担不高，还没有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政治精英可以不受太多制衡的进行调整。现在则是福利谁也不敢减，任何改革都面临着街头游行和罢工。希腊国家都要破产了，为了获得欧盟的财政援助，不得不进行改革，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全国性罢工就是一例。
我们的对话引起一位攻读法律博士的台湾同学的注意，并参加进来。他认为台湾的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人，在于没有用好制度，相互沟通不好。过去陈水扁时代，民进党没有执政经验，不懂得如何运用这个制度。而等国民党重新上台后，刘兆玄内阁又不适应民主化后的新制度。
我不由笑道：看来两岸真的不同。大陆的自由派把问题都归结到制度上去，而且认为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这位台湾同学叫道：“这怎么可能？”
台湾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华人社会，无论成败都是宝贵的探索。但令我感叹的是，不管台湾多么不好，他们都会竭力进行辩护，什么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了，什么资源短缺的原因了。好象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不象大陆的自由派，明明自己的国家表现优异，仍然批不绝口。更别说出现问题和矛盾了。真不知道是民主社会更容易培养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还是他们眼里的专制社会更易于培养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