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公民，何来大师　--兼代温总理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航天之父向温总理提出的“钱学森之问”，看似无解，实则不难。
我们不妨先看几段资料，并作个简单比较，道理自明。
先看“以美国鬼子为首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诉求。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规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请记着，教育的目的，其一是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而不是“共性”。其二是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但是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是“立场坚定不忘本”。这让我想起塔利班的儿童洗脑中心。塔利班将艺术绘画中描述的美好场景鼓吹成天堂，里面有牛奶和蜂蜜河流，岸边有处女排队等候他们。就这样，这些可怜的孩子成了“圣战事业的接班人”，作为人体炸弹，他们“时刻准备着，为真理牺牲一切。”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再看“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北洋军阀的教育思想。
1922年，北洋政府制定的教育大纲明确规定，教育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发展人的个性，二是培养共和精神。发展个性，包括发展公民的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培养共和精神，则是生发公民意识，走出专制，追求人权、自由与民主。
但是我们的教育在干什么?是灌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培养“阶段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让我想起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什么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是专政，就没有好东西。”可是我们至今将斗争与专政奉若至宝，成了人文教育的主线。好斗的结果必然是残忍与短视，成不了大师的料。
再看看“有阶级局限，认识无法到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的想法。
1912年，民国草创，蔡元培先生出长教育，主持规划教育方案，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第一反对的就是党办教育，规定教育不能被政党得而私之。他在后来的《教育独立议》中分析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仍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看看教育的后果，不得不佩服蔡老的先知先觉呀。
再看反动透顶的国民党的教育设计。
以下是《中华民国教育大纲》中“人权教育”的“能力指标”全部内容：
1. 人權的價值與實踐： “善于“人权的价值与实践”部分，有这些教学内容：1-1-1 舉例說明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並知道人權是與天俱有举例说明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并知道人权是与天俱有的;1-1-2 了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了解、遵守团体的规则，并实践民主法治的精神;1-1-3 討論、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資訊與管道讨论、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违反规则、健康受到伤害等经验，并知道如何寻求救助的资讯与管道;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说出自己对一个美好世界的想法;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欣赏、包容个别差异并尊重自己与他人的权利;1-2-2 關心弱勢並知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关心弱势并知道人权是普遍的、不容剥夺的;说出权利与个人责任的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举例说明生活上违反人权的事件，并讨论发生的原因;察觉个人偏见与歧视态度，并避免偏见与歧视之产生;表达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了解人权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理解规则之制定并实践民主法治的精神;了解平等、正义的原则，并能在生活中实践;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体、文化和国家，能尊重欣赏其差异;搜寻保障权利及救援系统之资讯，维护并争取基本人权;探讨违反人权的事件对个人、社区及社会的影响，并提出改善策略及行动方案;了解关怀弱势者行动之规划、组织与执行，表现关怀、宽容、和平与博爱的情怀，并尊重与关怀生命;了解法律、制度对人权保障的意义;探索各种权利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了解如何运用民主沟通及法律程序，进行评估与取舍;讨论世界公民的责任、并提出一个富有公平、正义永续发展的社会蓝图。”
2. 人權的內容： 以下是对“人权的内容”的教育的全部内容：
“2-1-1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了解儿童对游戏权利的需求并促进身心健康与发展;认识生存权、身份权与个人尊严的关系;认识休闲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了解人身自由权并具有自我保护的知能;2-3-2 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維護與支持了解儿童权利宣言的内涵及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基本需求的维护与支持;了解人权与民主法治的密切关系;理解战争、贫穷及阶级剥削对人类的影响;认识教育权、工作权与个人生涯发展的关系;了解文化权并能欣赏、包容文化差异;认识各种人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了解人权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对人权维护的意义;了解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维护与保障;认识联合国及其他人权相关组织对人权保障的功能;运用资讯网络了解人权相关组织与活动;探讨人权议题对个人、社会及全球的影响。”
概括起来，这些教育无非是教你怎样做人，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力，怎样宽容与欣赏别人，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去看管着自己的政府，反对公权侵夺民权。
我们现在的政治教育是什么呢?小学是马恩列斯毛邓江，初中是马恩列斯毛邓江，高中是马恩列斯毛邓江，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都是马恩列斯毛邓江。这让我想起文革中的各种批判文件来：刘少奇讲党性修养是错的，往死里批斗;邓小平讲经济整顿是错的，往死里批斗;彭德怀讲平等博爱是错的，往死里批斗;林彪讲克已复礼是错的，往死里批斗。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硬是活生生端出一盘盘真理来，作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大餐。“文革”早结束了，也抓出了“四人帮”为首的一大批的大坏蛋，但是我们的真理大餐却还在一盘盘的端出来。
垄断真理，便没有真理。
我们的一切人文教育，无非是垄断真理的生产线。用一盘盘标标准准的“真理”作为你一切思考的结果，除此结果而外，你不必思考，也不愿思考、不会思考，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不敢思考。因为思考轻则失去利益、重则失去自由，甚至丢掉头上的脑袋。大师不是天生的，他是在不断的开放的学习借鉴(必须有足够的资料)、不断的自由的思考总结，与不断的大胆的实践探索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不愿思考、不会思考、不敢思考的人，他能成为大师吗?就象一只被阉割了的公鸡，它能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吗?
不难看出，如果努力培养人的公民意识，则大师辈出;如果全力阉割你的思考能力，则庸才扎堆。
两相比较，相去何止百年!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言以蔽之：党办教育，阉割思想，是培养不出人才的根源。不废除党办教育、不停止灌输“真理”、不保障人民以思考的自由，即使一万年过去，也是永远培养不出大师来的。
我以为，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现状，必须有几件事要做。
第一，痛改奴化思想，实施公民教育。
不要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不要以民国时期为敌对阵营，敞开胸怀，大胆学习，认真研究。回归教育本质，政党退出，把教育交给民间去办，交给教育家去办。没有政党干涉，不谋一党之私，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了公民教育，就有了大师的土壤。
第二、走出精英教育误区，办好平民教育。
除开党办教育而外，对我们危害最深的就是精英教育导向。我们的整个教育目标是培养智力上的全才。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知识体系上的全才，他必须掌握方方面面的知识，不能偏废，不能留有知识空白，于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便设计了一套全面的、完整的、艰深的教材体系。循着这套教材体系走下去，准确、全面理解教材、运用自如，必是大师无疑。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大师可以把我们高中及以下教材全面掌握，在完全不超考纲的高考中考他个满分的。别说各科全考，就是让钱学森只考物理、让吕淑湘只考语文、让李四光只考地理、让郭沫渃只考历史、让中央所有常委加在一起只考政治，也还未必就是满分。但是，我们这套即便大师也无法全面掌握的教材，却是用来教育普通国民的。这种教育必然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国民读不懂教材，所谓读书，只是白白浪费时间。每年的高考，全国各科平均成绩不过50来分。为着几个可能的精英的出人头地，花着纳税人的钱，让绝大多数国民白白的陪着，这实在是教育的悲哀。
《世界人权宣言》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个性，即承认人有个性，不可能成为全才。我们全才教育下出来的普通国民，他走入社会，终究只会依赖其“个性”谋生立世，不会用到太多艰深知识。比如说从小学到高中学了十二年的英语，就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终其一生，派不上用场。再如数学，生活中能用上高中数学知识的，实在少之又少，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等学科，无一不如是。我们努力学习的结果，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绝大多数是“为了忘却的学习”。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普通国民大家共同学习的，应该是简单有用的知识;而艰深的专门学问，应该让有可能派上用场的少数人去学。他们专门花时间去学，学了有用，值!
并且，大师和人才，那是不停的读书、思考和实践得出来的，永远不会是教材培养出来的。教材，无非是学习的一个引子和范例而已。它的作用，在于教给你一些简单的、基本的知识，并引起你的学习兴趣，在知识海洋的驰骋畅游，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高难度的教材，让潜在的大师们，疲于应对，视读书为畏途，望图书而止步，其实不是培养精英，而是扼杀精英于摇篮。
所以，日本、美国，这些先进的、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把教材订得简简单单，让国民易学易懂。普通国民在教材中学到了有用的知识，拿回生活中去用得上;潜在精英们学到了学习的兴趣，走进科学海洋游得走。所以他们既有合格的国民，又有出彩的大师。而我们，守着一套艰深的教材，既折腾了国民，又扼杀了精英。
为着国民教育计，教材必须全面简化，一直简单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能全面掌握教材为止，否则，那不是国民教育。
顺带说一句，我们国民教育的主体，走完基础教育后，应该是职业教育，而不是大学教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一个国家，用不了多少人去研究高深学问，就足以促进社会发展;而职业教育则是教人以谋生的手段，这是人人不可少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打造世界一流大的大学上，不经意间把普通国民都往大学这条路上带，从小学而初中而高中，老想着的是大学梦，直到根本走不通了，不得不放手，回归普通国民序列。结果，“百无一用是书生”，大学梦破，技能全无。
第三、取消文凭崇拜，回归“教学”本身。
陶行知先生说，教学是“教学生学”，即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但是，我们现在的多数老师，特别是初高中教师，都不是在教学生学，而是在教学生考。教学生把书上的一点点知识，转化为一道道试题，以便在一次次考试中胜出。信力健先生说，我们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是考试，而考试的目的是证明你还能读书。形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高考的存在，要在千军万马中，用固定、有限的知识点，考试出少极少数优秀的学生去读优秀的大学，当然就得考，还得要考题上做文章，让考题怪、考题难，让你捉摸不透。于是，捉摸考题，便成了一门学问，成了一门顶级高深的学问，谁能捉摸得透考题，让学生考出好成绩，他就是顶级好老师。于是，“教学”便成了“教考”。
高考的病根在于文凭崇拜!文凭崇拜是国家使然。先是取得一定文凭，国家就分派工作，为了前途，当然得拿文凭。后来取消分配制度。但是，不管你考公务员，还是进国有企业，或者评职称、提干、升官、晋级，都得文凭，一定级别的文凭，永远只能在一定范围谋生。文凭成了一个死结，并且，这个死结越打越死。
要解开这个死结，只有国家不再崇拜文凭。国家应该出台硬性规定，从招收公务员起，一直到职称、晋级、调资，一律不设文凭门槛。文凭没有刚性作用，则对文凭的追逐会随之降温。然后，对高考进行如下改革：
一、改考题，全考死知识，让题没有研究的必要，教师从“教学生考”回到“教学生学”的本来功能上去。
二、超教材考。让一部分知识，出在教材外，把学生向社会、生活、实践和知识海洋引。
三、逐步取消全国统一高考。高校招生由学校自己组织，想考什么考什么，高中以下学校没有了追逐的目标，没有了研究的对象。
教育改革成功，一是出大师，二是出人才资源以发展经济，三是出公民社会，和平推进共和而不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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