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中国 教育

      按照美国科学界的统计，2000个科学家中能产生和支撑一个大科学家。按照这个比例，我国超过3000万名科研工作者中应该有很多大科学家。让人遗憾的是，多名院士认为：“我们国家真正的大科学家人数屈指可数。”

      哈佛大学前校长普西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与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诺贝尔奖”，这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标志一个民族创新能力和杰出成就的最高科学殿堂大奖，中国本土科学家，迄今尚无一人获此殊荣。据统计，一个国家一般立国30年左右，便会产生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中国建国已60年，恢复高考也已30多年，我们距诺贝尔奖尚遥遥无期。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美国，竟获得了70％以上的诺贝尔奖。自1901年诺贝尔奖诞生以来，至2009年，总共816名获奖者中，有309来自美国，仅哥伦比亚大学就拥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紧随其后，大约有114名诺贝尔奖得主，一所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印度、阿根廷都各有3个。世界上已有35个国家获得过诺贝尔三大类科技奖。而占世界人口1/4、泱泱13亿人口的中国，高智商儿童的总量，肯定也是世界最多的（按人口数量计算，中国应有15个爱因斯坦，美国只有3个），可为什么竟无一人获奖？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时刻，都是13亿炎黄子孙最尴尬、难堪、汗颜的时刻。是中国人智能低下吗？否！中华民族是世界公认的智慧民族，不久前国外一项调查数据证明，东亚人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种，平均智商105。既然中国人是聪明、勤奋的，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世界级著名人才，为何过去多，现在少？难道真像某些人说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不出大树？”我们何时能像圆奥运之梦一样，圆诺贝尔奖之梦？

      如果说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还或许有点政治因素的话，自然科学奖还是很严谨的。试问，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有何拿得出手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从建国到2010年，中国的科技原创几乎为零。两弹一星、“神舟”系列等，都只是跟随模仿性成果，而且仅是技术而非科学，这与中国有限的教育力不无关系。据最新统计，中国的教育力仅相当于美国的12％，科技力世界第8，教育力仅排世界第10位。最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公布最新研究报告：“我国科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仍然不高，在1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我国科学影响力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小国。”有人说：“美国是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模仿能力最强的国家。”（《参考消息》2010年1月15日），闻听此言，中国人默然无语。中国人聪明勤奋，但从小学到高中教育之后，就非常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了，只是锻炼出很强的考试能力。我国的科研总是模仿、跟踪，原创性成果几乎为零。总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也没有出息。永远难以超越他人，弱者恒弱 ，而强者恒强。

    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国人都已认识到。我们的国家肯定存在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单一问题，而是多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要说60年，再过年60多年也不一定获奖。眼下人们最关心的是：“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诸多因素：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培养模式、评价机制、资金投入等等。而目前最现实、最便捷有效的变革突破口，就是教育改革。平心而论，将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板子全都打在教育身上，有失公允。但不可否认，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有着不可推写的责任。有些人认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事。这种认识是极其片面的。旅美教育家黄全愈认为：“一个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形成，在青少年阶段至关重要，特别是高中阶段，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培养起创新精神，大学阶段就很难发展好。”

    研究表明：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是有“黄金期”的，过了某个“黄金期”，是很难弥补的，甚至是不可逆的。0—4岁（婴幼儿时期）——语言学习最佳时期；幼儿园小学阶段 （儿童时期） ——良好行为习惯形成最佳时期；初中阶段（少年时期）——想象力最丰富时期；高中阶段（青年初期）——创新精神何自信心形成最佳时期；大学阶段（青年中期） ——研究能力初步形成时期；研博阶段（青年中后期）——研究能力提高初出成果时期。

    中国曾有一教育考察团去美国考察，看到美国教师教乘法3×5（中国的教师是先让孩子背熟乘法口诀，再做题练习），而美国老师拿一些纸片，让孩子自己拼凑组合，看总共需要多少纸片；或划三行五列，看共有几个交叉点。孩子通过这些实际操作，不仅知道了3×5=15，也且形象地理解了3×5=15的数学涵义。还有些小学生在那儿用各种方法算啊算啊，中国人就想，要是中国小孩儿早就算出来了，九九乘法一二年级就学了。问美国老师为什么不教？美国老师说：‘为什么要让儿童在最好的时光里去死记硬背这些东西？人脑是要做更重要、更复杂、更具创造性的工作。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只能使大脑的局部细胞得到兴奋，其他部分都没有开发出来。’”（《人才·人事》1999年9月1日）。

    由此看出中美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巨大不同，美国教育的“童子功”是慢工，强调多看、多问、多想、多干，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发现问题、学以致用等实践创造能力。中国教育的“童子功”是短平快，强调多学、多记、多练、多考。所以美国学生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好，中国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差。就好比捉鱼，中国的教育是教师替学生捉鱼，并把成桶的鱼送给学生（教师总结出规律性东西传授给学生）。美国的教育是教师指导学生自己捉鱼（教师引导学生自己发现总结规律，寻找方法）。所以看起来，开始时中国学生手里的鱼比美国学生的多得多——知识掌握得多而快；美国学生手里的鱼比中国学生少得多，甚至捉不到鱼——知识掌握的少而慢。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学生动手捉鱼的能力日见其弱，发展后劲不足。美国学生，自己捉鱼能力日渐其强，发展后劲十足。所以中国学生虽能拿很多“奥赛”金牌，但拿不到诺贝尔奖——赢在起点，输在终点，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悲哀——“奥赛”考察的是学习、继承能力，“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发现、创新能力。

      有人曾问旅美教育家黄全愈：“考上北大、清华的都是一流的学生，为什么产生不出一流的人才？”黄全愈说：“考上北大、清华的只是一流的考生，并不是一流的学生，更不等于一流的人才。” “考生”“学生”一字之差，相去甚远。黄全愈认为，中国的高中教育特别差，完全以考试为中心。努力把聪明的学生培养成“高分的考生”。而美国的教育是努力把聪明的学生培养成“智慧的学生”。两者的区别在于：“高分的考生”，以“学会”为目的，知道已知世界的答案，解决别人的问题；“智慧的学生”以“会学”为手段，发现问题，勇于探索未知世界。而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可能或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真正的进步。”

      过去中、美两国都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优于美国的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是对“基础”内涵的误解。1979年中、美各组织考察团去对方考察基础教育。中国考查团看到美国的中小学课堂如此散漫，教材如此浅易，学生考分如此低劣，考察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基础教育已病入膏肓，20年后中国的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美国考察团看到中国的中小学课堂如此严谨有序，教材如此艰深，学生如此勤奋刻苦，考分如此之高，大为惊叹。也在考察报告中预言：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科技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出超越美国的迹象。当年中美两家不谋而合“预言”都错了，成了一个“颠倒的预言”。

      这就引起人们对基础教育之“基础”内涵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其实衡量基础教育“优劣”的标准不是看学生考分的高低（起码不全看），而是看能否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持续强大的后劲动力。教育好比盖大楼，美国的基础教育能将大楼建百层，中国的基础教育仅能使大楼建十层，能说只能建十层大楼的基础，比能建百层的大楼基础好吗？可见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是优于美国，而是大大落后于美国。中国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基础教育落后。正像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说：“欲造杰出人才，根在基础教育。”我们只看到美国创新性国家和高等教育的优质，这只是显露在外的冰山一角，其下是深藏不露的源源不断输送智慧学生的基础教育。

      对教育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高考，选拔人才的内容和方式，引导着全国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甚至学前教育和家庭社会教育，都竞相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学生。这种教育，恰如“南辕北辙”，方向、目标错了，马跑得越快、驭手越努力，离目标越远。事实证明，现行高考制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甚至在摧残、扼杀人才。这绝非危言耸听，泱泱13多亿人口，建国60载，高考30多年，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与诺贝尔奖无缘就是证明。兴盛一时的大学“神童班”，几十年过去了，没有听说“神童班”培养出任何出类拔萃的人才，更不要说一流大师。这至少说明，用中国现行的教育模式（体制、理念、内容、方式、评价等），即便把最优秀的孩子给你，也打造不出一流人才。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教授说：“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杰出人才的培养。”

      美国耶鲁大学曾做过一项调查：将一些工程师在校时的成绩，与供职部门对其独创性评定比较，发现在校时的成绩与其走向社会后的创造力没有必然联系，考分对学生将来的贡献没有预测作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考分看得那么神圣，当成追求的目标。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曾说：“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是有几位。”

      中国大陆目前是最讲究考分和升学率的国家，是基础教育与高考联系最密切的国家，也是创新能力最弱的国家之一。2009年教育发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上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可是计算机时代，这种能力已没有多少意义），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教育文摘周报》2009年9月9日）。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陈省身等一大批世界级著名科学家，都是成长于民国时期、建国前。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问鼎诺贝尔奖。那时侯各方面条件比现在都要差得多，却产生了大批杰出人才，为什么？原因很多，恐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不讲升学率，教育似乎更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

      可以肯定的说，凡是抓升学率的民族，凡是以分数排队论优劣的国家，学生的创新能力肯定不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抓升学率的强度成反比。抓升学率，意味着牺牲学生的创造力，是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急功近利，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剧，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之举。我们为什么还要实行这种费力不讨好、祸国殃民的教育评价体制？

      “强大的美国来自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我是最懂创造力的人物》封底名言），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是最不讲升学率的，甚至没有“升学率”这个概念。在亚洲，学生创新能力最强的是新加坡（排世界第5位），第二是台湾（排世界第13位。中国由2007年的第29位，落至第37位），都不讲究升学率。台湾的中学教育是与高考脱钩的，学生毕业后是考大学还是就业，中学不知道，也不关心，那是学生自己的事。

      良好的基础教育应该是为学生提供一方高雅的人文和科学浸染的环境，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有文化、有健全人格、有智慧的勇于创新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诺贝尔奖和大师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成”；而是在良好的教育体制、育人环境下自然而然产生的，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而且要产生就不是一两个，而是在各学科、各领域，源源不断地产生。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早就精辟地阐述道：“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又好比捉鱼，先要有水，无水而求鱼，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所以良好的“教育体制、育人环境”至关重要，就像有了土，自然会长花木；有了水，自然会生鱼一样。

       现在完全放弃高考还不现实，所以高中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改革高考。这就形成下列途径：欲获诺贝尔奖——中国要变革——教育要改革——基础教育要改革——高中教育要改革——高考要改革。

      不可否认，高考制度曾起过积极作用，如果说，30年前高考的功绩是掀起了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气，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尊重知识”被异化为“尊重考试”；“尊重人才”被异化成“崇拜状元”。任何一种政策实行久了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就需要变革。同是科举，唐朝和清朝的科举就很不同：唐朝的科举内容主要是诗赋创作，而诗歌的本质是自由、激情、创造，所以唐朝的科举是展示个性，激发社会蓬勃向上的；清朝的科举已沦为腐朽，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本质是模仿、僵化、陈腐，导致范进式的愚昧和疯狂：科举内容不同，效果大异。所以现在高考的变革，应主要是考试内容的变革，而不是仅在形式上的朝三暮四（严格来说那不叫改革，只能叫“折腾”），把教育向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上引导，而不是向死读书、多做题方向引导。

    下面的测试是否可作为高考内容改革的参考：

    1、每个学生通过摇动密封的盒子，猜猜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主持老师只需回答“是”或“不是”。学生纷纷猜测：“老师,是不是小刀？”“老师,是不是钥匙？”“老师,是不是牙刷？”……老师都回答“不是”。突然一个学生问：“老师,是不是塑料做的？”老师回答：“是。”这一下把猜测的范围大大压缩。接下来多数学生猜的是：“老师,是不是塑料子小勺？”“老师,是不是塑料筷子？”“老师,是不是塑料圆珠笔？”……老师又都回答“不是”。突然又一个学生问：“老师,是不是盥洗用品？” 老师回答“是”。这又把猜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很快学生就猜出是塑料梳子。从这个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出，多数学生的思维属于简单的单向思维，盲目、费力、低效。而问“是不是塑料做的？”“是不是盥洗用品？”的学生，则属非常规的创新思维——先在大的范畴上取舍，定向、省力、高效。对这两名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他们确实有比其他学生更强的能力和成就。

    2、美国旧金山市有一座建于1936年的金门大桥，随着时间的发展，当年设计的八车道（进出各四车道），远远满足不了增长了的车流量需求，塞车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堵车问题，市政府以10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征求最佳解决方案。向学生介绍此案例，并要求提出自己的最佳解决方案。多数同学提出：“再修一座更宽的大桥”“加宽斜拉大桥的桥面”“把大桥改造成双层通道”等常规性解决方案，成本高，见效慢。但有一个同学提的解决方案是：“在不拆建大桥的前提下，改变进出车道的数目：上午上斑高峰时，进城车道改为六车道；下午下斑高峰时，把出城车道改为六车道：这样就可以‘多快好省’地大大缓减堵车问题。”显然，这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能力与众不同，不是简单的常规思维，而是超常规的创新思维，这和真正获得1000万美元奖金的那个美国人所提方案不谋而合。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能力确实存在不同和差距，而且这些不同和差距是可以测试的。假如高考题目中有一部分考题是考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就会引导教育向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上发展，而不是向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上发展。或曰：现行高考最大优势就是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担心高考内容和模式的改变，会失去公平性。不错，“公平”当然是高考考量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能实现这个目的的高考才是最好的高考。不能为了所谓的“公平”牺牲教育本质和目的，以牺牲一流人才为代价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有部分省市已尝试这样做，2008年上海中学创办“创新素养实验班”。2009年复旦附中、华师大二附中、交大附中和上师大附中等名校，也招收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文科考题如：世博会期间，假如你邀请外国客人来家做客，你会推荐什么菜？为什么？握手与作揖那个方式更好，为什么？如果让你选一个历史人物当校长，你会选谁，为什么？如何理解名言“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关在门外，真理也被关在门外”……理科考题如：目测两个图形的边长是否一样，原因何在（数学）？外白渡桥拆卸利用了什么原理？湖边的球形灯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是圆的，有时候则是长的（物理）？有什么简便的办法可以测量静脉血压（常识）？

    理科测试题大多来自日常生活，考察学生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文、理科考题所占分值是一样地。考官普遍认为，太“乖”的学生有些应付不了此类创新性考题，很多笔试成绩非常拔尖的学生，却始终找不到解答这类题的思路，即使是开放性考题，也会有几十人有相似的答案，缺乏个性。而一些平时喜欢动手实验，思维活跃，成绩保持中等以上的学生，常能作出令考官惊喜的答案。考官们说：“对不对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敢想。”（《教育文摘周报》2009年6月24日）。

    但愿“钱学森之问”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变革，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高考，如果不作彻底变革，中国恐怕永远产生不了杰出人才问鼎诺贝尔奖。拿不拿奖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什么，以什么为价值取向。怎样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是高分的考生，还是智慧的学生？我们可以不要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追求诺贝尔奖所倡导的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