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与跋

《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与跋
——纪念“五一九运动”与“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
王书瑶
1957年5月19 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接着就在全校、全市、最后在全国都出现了大字报，形成持续20年之久的全国性的大字报运动，这是我在当年写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个运动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重新发表它，既有纪念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在后面又写了跋。
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历史时期，决定历史进程的人民群众，都是根据其自身的认识水平来取舍一切的，来取舍领导的。任何时期的领导人物，领导路线，都具有时代的特点，都标志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领袖人物决不是一些所谓什么天才，他们一经出现，就会立刻为不论什么样的群众所接受。在中国历次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中国人民过去深受压迫而文化低，愚昧加之无产阶级年轻幼小，所以在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时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有大量“左”右的机会主义出现，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时中央就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接受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在十年内战期间又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能接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直到经过两次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才在遵义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大进了一步，以致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因此我们看到，决定一切的不是领导者的思想情况而是人民的认识水平。因此一切领导者如果不愿革命遭受失败和损失，就要尽量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必须使他们具有深刻、明快的洞察力，具有一切政治上的远见。但是，由于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没有这样做，反而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器，使政权握在少数人手中，致使斯大林的骄傲自满，错误理论造成对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的损害。
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任何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不论以何种隐蔽的形式对人民作用的降低，都会妨碍这点。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它100％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决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上明明是写着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一切领导者的作用，也就仅在于他应该进行正确的领导，不然又怎能称作领导者？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要的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什么？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跟着走是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该毫不留情的抛弃掉，正如今天对曾与刘志丹共同领导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高岗一样。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群众既然可能因为体验到自己有正确的领导而变成群盲，于是党的领导水平就决定一切。就形成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于是更要加强党的，于是就变得更更重要，于是就更要加强……，如
此循环下去就造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造成了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群众既经变成了群盲，就又反转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误倾向的发展，－－在这种群众基础上，它也不能不发展，－－同时，任何党本身的错误又必然要来影响群众。如此，又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两个恶性循环到了一定程度时，党内严重错误就成为不可救药了。于是斯大林的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他生前还不能纠正。很难设想，如果斯大林活到今天，世界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从赫鲁晓夫报告中透视一点吧！即使斯大林迟死几个月，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应该看到有多么危险。应该感谢上帝，斯大林早死了，苏联得以保存，更惨重的事件在苏联得以幸免，而在波兰、匈牙利就成了必然，人民在平时不能影响政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统治又是狂妄愚蠢，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就不惜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全国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一个小集团手中的时候，如果小集团尚能服务于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可能承认他，一旦小集团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地抛弃他，正如拉克西－－格罗集团被人民抛弃一样。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权，一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什么自封的改造者与领导者。匈牙利人民、波兰人民与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鲜血及别的巨大的代价。这些事件应该敲醒一切睡梦中的人，而把它归之于反革命暴乱该是何等的愚蠢！
6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6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我想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必要的。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为了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有利于我们一方，就必须要取得内部绝对统一，因此，我这里决不是全盘否认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
但是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超出了本题的范围。作者的希望是大家都来积极参预国家大事，参预国家生活，拿出中国青年固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物理系 王书瑶    1957．6．1．
住28斋341
几句衷肠：  运动开展已经两星期了，凡大力参加运动者无不感学习压力之重大，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来讲，尤感其甚，欲放不得，欲鸣不得，不能不令人深思学校当局对吾辈鸣放之大力支持也！虽然如此，亦不避艰难，敢抒胸中之见，以呈与识者。时间紧迫，精神紧张，文章不当之处故必极多，倘有不敬之处，拜恳鉴谅一二。
王书瑶谨识
跋
上文已经注明是在1957年写的,至今已经过了49个年头,抚今忆昔,感慨良多,不免悲从中来,却欲哭无泪。话是说对了,却有些情绪化,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为感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危机,而产生的情绪化。有些用词,比如说“统治者”这样的用词，听起来多少都有些刺耳，含蓄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当然，今天我也不会这样说。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还有其他一些文字上的瑕疵,就不多做自我批评了。
1957年的“反右斗争”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就来了个“大跃进”。原来期望，通过整风运动会使中国的政治民主生活较前活跃起来，社会更加开放一些，离开“一言堂”远一些，结果却适得其反：权力更加集中了，个人崇拜更加严重了，就连原来的“小脚女人”们也不敢说话了，而且还跟着走了，于是“大跃进”就来了，一波接一浪，终于饿死了4000万人，我们何时才能奠祭这些无辜的死难者？
高度集权这个问题，大约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外国的宪法与法律的基本立法原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  就是因为政府拥有平民百姓所没有的权力，对这种权力不加限制，就会造成对权力的滥用，它的危害不言而喻。从历史上说，在中国，不会产生“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样的政治学命题，因为中国向来都是君王的权力高于一切，君王的权力至上，中国的政治，向来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强调集中统一，最可怕的就是“大权旁落”，产生分散主义，自然不会产生“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必定是大逆不道的。
最早产生这个政治学命题的地方大约是英国，产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时或之后，后来法国和美国相继继承和发展，使限制政府权力成为一项最根本的立法原则。“五一九运动”期间，我在北大张贴了这份大字报之后，在学校左派学生当中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倒是法律系一位二级留英教授龚祥瑞先生首先发难，说我的这个说法，是从他的英国老师、工党理论家拉斯基那里抄来的。天知道，我一个学物理的二十岁小伙子怎么可能知道拉斯基。不过由此可见，这一理论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在资产阶级政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本土既然不能产生这样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中又没有这样的理论，那么，龚祥瑞怀疑我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偷来或抄来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恩格斯还特别写过“论权威”的文章，那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不过这拉不上关系，我反对高度集权并不是反对权威。
我不知道拉斯基是怎样论证的，我是从两个“恶性循环”中引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一结论的。
第一个“恶性循环”是说，你越是强调某一政党或其他对象的重要性，他就越重要，越重要就要越加强，于是他就更重要，而一旦他犯了错误，那就不可救药，“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这个“恶性循环”被我说对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上面这个文稿中，第二个“恶性循环”是说，群众的盲从，必定会助长党内错误的发展。试想，一个人间的政党，整天都沉醉在“一贯伟大、光荣、正确”这样的谀词当中，党内不增长自满乃至错误就是很奇怪的事情。还要有第三个恶性循环，在这里补充进去：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受到群众的无限信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产生对他政策的质疑，必然会使一个小错误变得严重起来。领袖开始有一个想法，说了出来，群众因为相信领袖，所以就热烈拥护，领袖看到群众这么热烈地拥护，于是本来并不十分自信的想法，就坚定起来，于是就进一步贯彻，群众当然就更加热烈地拥护，一旦错了，同样不可收拾。而且，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也不允许你怀疑。亩产万斤水稻出来之后，有一位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就写了一篇文章，用物理学能量的计算，证明亩产万斤水稻是完全可能的。他计算在水稻生长期间，日照多长时间，能量是多少，阳光的照射角度是多大，还要乘以sinα，吸收率是多少，如果物质的供给是足够的，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于是，领袖就更加相信，亩产万斤是可能的。这个例子真是生动极了。这个恶性循环实在是害人不浅。
外国人可能更加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论证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还可能根本就没有“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提法。可能只是龚祥瑞把它同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了。
1978年邓小平说了：“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在个人手里。”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什么才是我在这里说的“高度集权”？当时我的想法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或“高度集中的权力”就是“高度集权”，但是，这和同义反复差不多，只是把一个复合名词展开了，还原成两个带有形容词的名词。
我现在的想法是：“没有约束的政治权力就是高度集权”。不论这个权力有多大和有多小，只要它在政治上或行政上是不受约束的，它就是“高度集权”。这里说的“政治权力”，是指基于政治基础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包括经济权力，比如，一个独立投资者的权力。一个独立投资者的决策权力本就是不受任何人的约束的。
现在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个人要算美国总统了，没有内阁，他就是政府，所有的行政权力集于一身。但是，他的权力是有约束的，是受到约束的。在各种情况下，总统的权力都敌不过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就连总统本人的私生活，也经常受到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监督或“关注”。所以，权力大，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并不就一定是“高度集权”。
权力小也可能是“高度集权”。一个村支部书记，权力仅及一村，但是，如果他的权力不受约束，那也是“高度集权”。比如，他、或者加上村委会主任，没有通过法定程序，私下决定出售村里的土地，就属于“高度集权”的行为。在中国，这种不受约束的集权行为是太多了。“反右”的时候，一个支部书记只是随便说了一句，“你是右派”，这个倒霉的家伙就被专政了20年，后来落实政策，才发现，右派名单中并无此人。
我国现在也可以算作是法治国家了，因为我们有宪法，又有很多很多的法律和法规，而且还不断地强调要“依法治国”。我国的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地位，但是却没有赋予党的任何具体部门以任何行政权力，相反，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任何具体部门干预行政事务，自然也都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自然也就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权力，也同样属于高度集权。
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法制是第一个不可少的，依法行政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任何有权力或有能力的部门，都只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强加于人，而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个社会就不大可能和谐。
明年，也就是公元2007年，是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五十周年，也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五十周年，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值得、甚至恐怕是必须纪念的年份。这是我纪念“五一九运动”五十周年与“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的一篇文章。
重提这篇大字报，是因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个命题在当时就代表一种思潮，而现在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我还想告诉人们，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张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的一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中国是从漫长的专制社会走过来的，强调“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的这个命题具有长期的警示意义。我再提这篇大字报，是因为它还是把我送去劳动教养的大字报。
2006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