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第一节 苏联模式及其评价

第一节  苏联模式及其评价
摘　要：苏联模式是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层次的内容，即它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社会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而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二个层次，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具体体制、机制与政策，我们需要作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是相同的，而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苏联演变是一种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是社会形态逆规律更替的特殊历史事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动摇，不能把改革变为“改向”，这是我们应从苏联演变中吸取的深刻教训。
关键词：苏联模式　苏联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教训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俄国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由理论向实践的伟大飞跃。在苏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苏联模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苏联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一次伟大实验。
第一节　苏联模式及其评价
一、苏联模式的内涵
所谓苏联模式，即指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苏联模式的内涵，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总起来看，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一是具体体制、机制的层面。
社会基本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区别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最基本方面。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内在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的最一般反映，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等领域。而具体体制、机制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为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服务的。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基本制度居于主要的方面，并占据主导地位，而体制、机制与政策居于次要方面，并处于从属地位。从状态上看，基本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体制与机制则是灵活易变的，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更新。
从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看，在经济领域，苏联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领域，苏联确立并坚持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应该说，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反映了苏联模式的本质，贯穿于苏联模式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带有稳定性、根本性的特点。这是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之与苏联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生产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严酷环境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从这个意义说，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该模式的本质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在概括苏联模式的特征时，有人根本否定苏联模式的这个基本方面。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当他还在苏共总书记任上时，他就把苏联模式概括为“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严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曲解了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认为苏联过去搞的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还把苏联模式看成障碍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源。苏联解体后，他依然认为：“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了些。但实质依然故我”，“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模式” 。
苏联模式的极权性体现在苏联社会中存在异化与垄断。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形成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形成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形成人与文化的异化。所有这些的关键，是共产党对一切权力的垄断，这是产生异化的根源。因此，要克服异化，就必须消除各个领域的垄断，尤其是共产党的垄断权，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具体说，改革就是要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的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彻底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目的，就是要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以便推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路线。他们借口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就具体体制与机制的层面而言，苏联模式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与特征。一般认为，苏联模式总的特征是过度集权。具体讲，在经济领域，国家所有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指令性、法治化、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过分运用行政手段的经济管理方法。这种过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得所有制结构单一，公有制经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没有适应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过分集中于中央或地方，而且绝大部分企业都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导致企业与农庄缺乏经营自主权，职工也缺少民主管理的权利，存在大锅饭等严重弊端；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只看到计划经济的长处，排斥甚至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
在政治领域，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其中，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或个人。这种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集中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而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个人的领导体制，造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和国家的过度集权的严重局面。其结果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受到削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不能按期召开，党内民主受到限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被削弱，形成由总书记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专权的局面。
在文化领域，过分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只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一元化指导下的各种思想、观点并存的多样性不足，同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惟一标准。这种舆论高度一律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使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集中于党，文化管理机构的集中化和社会文化团体的行政化，使领袖的思想和言论被绝对化和神圣化，用行政和高压手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结果是限制了正确意见的表达，不利于创新思想、创新风气的形成。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思想僵化保守、整个社会不思进取的这样一种恶劣的局面，就是苏联过分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长期累积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此外，苏联在民族问题上，还存在大俄罗斯主义，以及同时存在极端的地方民族主义。对外关系领域，还存在苏共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的大国主义，以及苏联不能平等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弱小国家的大国主义与霸权主义。
在理解苏联模式的内涵时，有一种看法值得商榷和警惕。有些人认为，所谓苏联模式即是指苏联的具体体制、机制与政策。谈苏联模式不必包括苏联的基本制度。苏联模式即是指苏联体制、机制与政策的特指。这种把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截然割裂开来，并把基本制度从苏联模式的内涵中抽离掉，进而为全盘否定苏联模式提供依据的观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在谈一种社会模式时，总要讲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这两个层面。如同上文在分析苏联模式的内涵时所说，基本制度规定了一种社会模式的性质，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方式，两者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其中，基本制度是决定该模式社会性质的方面。比如，我们在谈论瑞典模式时，总要讲瑞典模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这是瑞典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同的共性方面。这是决定瑞典模式社会性质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二是为基本制度服务并作为其实现途径的具体制度、体制与政策，这是反映瑞典国情而使瑞典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集中体现在社会领域推行了高福利政策。当人们谈到瑞典或瑞典模式时，总要提及它的高福利政策，就是这个道理。应当看到，瑞典的福利政策与福利体制，是为瑞典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缓和国内矛盾而被迫实行的一项社会政策。因此，概括地说，瑞典模式即是指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体制与政策。
奇怪的是，一些人在谈论西方模式、美国模式时，总要从西方国家以及美国的基本制度说起，总离不开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鼎立、私有制、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方面，不谈或很少谈及西方社会的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然而，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恰恰是我们可以结合国情学习和借鉴的方面。而一说苏联模式、中国模式时，总要剥离这些模式的制度属性，只谈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在这些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往往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搞市场经济。同样，在谈论社会模式，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隐藏在背后的，无非是作祟的政治意图。
谈论西方模式、美国模式时，只讲或大讲它的制度属性，显然是要诱导人们学西方主要是要学它的社会基本制度。而说苏联模式、中国模式时，不讲或少讲这些模式的制度属性，就苏联模式而言，是为了全盘否定苏联模式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因为苏联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的问题（当然有些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就中国模式而言，是为了回避或弱化中国制度模式的优越性，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即借鉴西方体制与机制中对我有用的方面的结果，比如，引入西方世界长期推行的市场经济，因而与中国的社会基本制度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其实，我国的市场经济如果不与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与统一，是很难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取向的改革很难取得成功。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搞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失败的教训，充分说明了制度优势在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与贡献。
二、如何评价苏联模式
在明确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后，还要进一步评价苏联模式。这是我们在分析苏联模式时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如何评价苏联模式，首要的一点，即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层次的内容，即它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社会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关于苏联模式中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的内容，前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党曾把这些内容概括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的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的“共同方面”，即任何国家只要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坚持这些东西。
为什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质层次必须充分肯定呢？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并不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与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任务在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因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基础。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做到。可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性质这一层次上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否定。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二个层次，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我们需要作具体分析。这一层次的内容，在制度上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时，我们应该把握以下方法。
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即既看到存在弊病的一面，也看到有正确的一面。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基本制度应该充分肯定，而且对具体体制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对这些具体制度（即具体的体制、机制），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经常有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以此为依据否定苏联的体制。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不能没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他预见未来社会必须允许权威的存在。
苏联的体制强调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过分了，搞得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是需要批判和纠正的。有人着力谴责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阴森恐怖，从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的结论，甚至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顾事实地断言肃反错杀了几百万、甚至五千万人，而事实是，根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报给赫鲁晓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 777 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 980人。这些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骗群众。问题还在于，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肃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们党所判断的：苏联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错误显然是与体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权过多，以致出现违反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分不开的。然而绝不能抓住扩大化的错误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进而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
其次，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籍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
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大教训，就是在客观经济发展进程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以致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那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
第三，应该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需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进行探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
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列宁曾经说过：“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应该看到，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个层次综合起来，我们该怎样评价呢？在社会制度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第二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不能完全否定，还有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则需要进行改革。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可以这样讲：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许多弊病，必须纠正，决不能照搬。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是一个典范。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反对照搬，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轫于此；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又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应该“三七开”。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过了近40年，我们党中央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苏联在七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在帝国主义包围、并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在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疯狂进攻面前，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国，保卫了祖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些伟大成就是大家公认的客观事实，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正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保证。试想一下，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错误的，怎么能够把“老牛破车的俄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和军事进攻面前捍卫国家独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呢？
这里，我们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从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在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这正是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的根本原因。总结这一教训，我们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易地断言“失败”。类似的“断言”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三、苏联模式与苏联演变的关系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20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出现的政局演变、社会制度演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错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所以被颠覆了，它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因此，有一个说法比较流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苏联演变的直接原因，是浅层次的现实因素；只有历史上的问题如僵化的苏联模式，才是苏联演变的深层根源。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苏联演变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这里，首先在方法论上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苏联演变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即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普遍而复杂的。在因果联系中，有的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即是说，有这个原因是一定要发生那样的结果，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的因果联系；有的原因与结果之间就不是必然的联系，即是说，有这个原因并不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也有可能引起别样的结果。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现象上的联系。我们的认识，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在引发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有两个表现：第一，这一因素与整个历史事件有着本质的联系。有这个因素的存在，就必然要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二，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由于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其他因素由可能状态变成现实因素并相互作用，共同引发整个事件。如果没有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其他因素即便存在也会处于潜在状态，不会直接导致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
按照以上的逻辑，很难简单地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归结为苏联演变的不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的直接原因。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在性质与方向上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这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东欧国家因为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继也发生演变，无一幸免，即是说明了这个道理。相反，改革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便实践中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改革事业就会有大的发展，这已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成就所验证。至少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发生那样性质的悲剧。因此，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作苏联演变的非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而仅仅是所谓的“直接”原因，还是停留在现象上看问题，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
就苏联模式与苏联演变的关系而言，总体看，苏联模式的弊端所引起的种种问题，确实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因素。比如在经济上，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重工业比重过大，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改革；政治上，党政不分，机构重叠，权力过于集中，对领导人缺乏监督和制约，法制不够健全；思想上，理论僵化，缺乏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在民族关系上，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等等。如果罗列起来，那是很多的。
但如果把两者看成是必然的联系，认为苏联演变是因为苏联搞了苏联模式，或者说是因为推行苏联模式的结果，这就不能成立了。要探讨两者是什么联系，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苏联模式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只要它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很难把两者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并不存在一脉相承、由此及彼的联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一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通过正确的改革途径逐步予以革除。如果能够改掉，表明苏联模式并不必然导致苏联演变。相反，如果这些问题如某些人所言积弊太深，积重难返，不管后来改不改，也不论怎样改，苏联难逃厄运，则表明苏联模式与苏联演变有必然联系。
应该承认，苏联模式尽管还不完善，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弊病，但从性质上说，还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苏联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前文有较多的论述。既然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果没有一个中介因素的存在，苏联不会自动发生向资本主义的演变。这个中介的起桥梁作用的因素，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这个因素是决定性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需要做点推论，要参照中国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因为苏联自身的改革实践，总体上是失败的，还不能直接提供“苏联模式的弊端能否改掉”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看，苏联模式的弊端不是顽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及所要完成的任务大体相同。从历史上积聚的问题对改革的影响看，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问题，远比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要严重。然而，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而且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实践证明，历史上的问题包括改革中新产生的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有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与政策，是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克服与解决的。关键不在于苏联模式有无弊病，而在于对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对待改革的态度与方法。如果因为有问题，就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把改革变成“改向”，犯了这样的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改革就不可避免要失败。这是我们应从苏联演变中吸取的最为深刻的教训。正如江泽民2001年4月2日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总起来说，在看待苏联模式的弊端与苏联演变的关系上，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无庸讳言，苏联模式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孤立来看，有的问题极其严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如果从整体上进行评价，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必须通过改革来消除弊端，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必然性。
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层面上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因此纠正失误、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体制、改进工作，不需要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戈尔巴乔夫正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第三，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和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变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