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苏联模式终结于信息时代的黎明

陶文钊
苏联曾是一个科技大国，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很多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宇航、核技术等，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在科技上同西方国家差距拉大，在高技术领域几乎落后一个时代。戈尔巴乔夫承认，“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而西方国家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是高科技时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地以节约原材料、利用最新工艺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为主的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却停滞了”。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苏联主观上不重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都有一系列加强科学技术的战略和措施。勃列日涅夫时期将“科技革命”作为苏联的战略核心，以赶超美国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落实到诸如科学、研发、技术人员的训练。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比例高于西方国家。苏联信息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革命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里查德·巴布鲁克的判断是：苏联没有能力领导信息技术革命。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保守僵化而缺乏弹性，反应迟钝而缺乏敏感，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弹性、灵活和变化是不协调的。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强调等级和权威，也不会容许如网络那样的分布式结构。互联网的非中心、交互性、平等性等，只能是开放和自由社会的产物。苏联政治上高度集权，强求政治统一与思想灌输，很难容许每个人拥有如互联网哪样不受监视的自由沟通方式。
苏联模式对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成长来说，是一块贫瘠的社会土壤。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的内在冲突，体现在以下诸多具体的方面。
1.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创新。
计划经济模式规避风险，不鼓励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在本性上就是一个摹仿型经济体制，即摹仿业已成熟的技术体系的经济体制，而非创新型经济体制。技术创新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无法进行事先计划安排。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发明，从蒸汽机、电动机到电话、飞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产物。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性。计划经济的官僚式决策体制下，决策一般都是回避风险。在美国，领导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些风险企业。不仅亚马逊公司、电子港湾公司等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公司时风险投资的公司，就连微软公司、英特尔以及思科系统公司在创业阶段也都是属于风险公司。而在苏联，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在与全社会的工业化体系的不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容纳。这样的创新至多只能是原有体系内的小改小革。那些起初很不成熟，然而将来却会形成新的技术体系的原创性革新，必然被严密计划下的现行大工业体系所排斥和扼杀。
中央集权的垂直的指挥链，不利于网络式合作。苏联中央计划的核心有两个机构：第一个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从长期规划到年度计划、从重工产品到生活消费品、从整个国家到具体单位的计划需求，然后给工业、农业甚至是服务业下达一定的生产指标和原材料配给。另一个是国家材料与设备供应委员会，负责全国商品供应，触角无所不在，控制货品与原材料的流动。苏联整个经济是垂直的行政命令推动，由计划机构下令给执行机构，执行部门下达给生产单位。这种计划体制之下，科研与工业生产制度上是分开的，工业企业依靠自己的研究中心。科技部门与生产部门自成体系，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内在联系。研究部门之间也缺乏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苏联也曾试图解决生产与科研的脱节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曾经尝试建立“科学生产结合体”，但在计划经济的垂直管理的大环境之中无功而返。例如，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与邻近的工厂虽地处一地，却是两个世界。两个体系相互分离，科学院建立自己的工厂提供实验所需要的设备，而工厂却依靠远在莫斯科的科研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这种严格的单位之间的垂直分离，使得“做中学”的过程无法进行，而“做中学”正是西方创新技术的关键。
缺乏竞争压力和不计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缺乏内在激励机制。苏联体制之下没有竞争的压力，技术创新可能没有奖赏，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缺乏内在的技术创新的动因。在生产单位方面，计划经济中价格只是一种会计办法，不反应供应与需求的关系。以卢布衡量产值，每年的产值的比较决定了计划实施程度，也决定经营者和工人的津贴。因此，即使是更好的技术或者更好的管理，如果不能增加产值，就不愿意采用。在科研单位方面，科技经费全部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科技成果实行无偿转让制度，致使科研单位缺乏财政约束力和经济刺激力。这些使本来就不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研成果采用率低，只有25～30%；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长，平均需10～12年。相比之下，美国85%的成果可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对于周期短、更新快的信息技术来说，苏联体制的反应迟钝就意味着致命的落后。
2.苏联的片面强调国防工业的政策，妨碍信息技术的扩散。
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顺序是：农业让位于工业，轻工业让位于重工业，一般重工业让位于军事工业。苏联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国防支出占15%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的比例高出2倍。苏联大约40%工业与国防有关。巨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对苏联国民经济损害深远。庞大的军事工业集中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拥有最好的机器和最佳的技术资源，拥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最先进最全面的技术，以及进口配额的优先权，但却无法回馈社会。军事技术的副产品很少，民用品通常低于10%。军工技术发展是配合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很少扩散到社会中。主要是为了安全的理由，也是为了控制信息，苏联军工企业所走的技术轨道愈来愈远离社会的需要。军事部门在苏联经济中扮演着黑洞角色。信息技术的特点是应用范围广泛并且扩散迅速，而苏联倚重军工的体系压抑和限制了它的应用和扩散。
3.苏联模式的相对封闭，窒息信息技术交流。
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于半封闭的经互会范围内，与发达的西方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上脱离。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约占55%，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仅占15%。20世纪70年代苏联提出以缓和代替冷战，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关系，与西方的贸易额有所扩大。但是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又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直到1985年，与西方的贸易额才增加到约占27%。贸易额的比重较小，以及进口技术受“巴统”组织的限制，使苏联难以获得西方的尖端技术和最新技术。相对封闭也使苏联接触到国际学术界的机会十分有限，只有少数科学家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接触西方。这些使科学交流遭到限制，研究信息经受过滤，科学传播受到控制。在全球化的世代，这种封闭或与世界脱钩，只能意味着落后。例如，美国芯片生产上使用的1/10英寸，这在公制上是很奇怪的2.254厘米。苏联官僚为了简化起见，决定在芯片生产上采用自己设定的“公制英寸”。这样苏联的芯片看起来相似于美国制造，实际上插座不合。这使得苏联半导体设备不能生产西方尺寸的芯片，微电子产品无法出口。
4.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抑制信息技术的使用。
苏联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李森科事件”。虽然这在后来被纠正，但苏联科学技术仍然继续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抑制，尤其是信息技术。苏联一直延续着十月革命后以控制纸张供应作为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以及通讯传播器材一直受到严格的监管。使用影印机需要得到安全许可：俄文要两个部门签字，非俄文要三个部门签字。长途电话线以及电传在每个单位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拥有电脑都在客观上会对苏联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造成颠覆，更不用说非中心、交互式、开放性的互联网了。焦尔·莫基尔指出：技术保守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统治者害怕技术改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信息技术被称为是自由的技术，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采取压制的政策是自然的。
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有用的，是重工业模式。三十年代西方经历了大萧条，五十年代苏联经济恢复的很快，计划体制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好的。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是灾难，因为信息循环很短，很多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市场经济能对这种变化即时做出快速反应。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就过时了。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更进步，组织更分化，经济发展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然而，苏联没有适时进行体制上的改革，顺利促成这种转变。正是因为如此，巴布鲁克写道：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在信息时代甚至最狂热的左派都对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幻灭。那种模式的共产主义不能代表信息社会的未来，而是代表着工业时代的福特主义的过去。
来源:燕南网
日期:20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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