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苏联学与苏联解体

　                               □ 许 华　《百年潮》 2006年第07期
        美国的苏联学是“冷战”的产物,它在美苏对抗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加深,美国越来越重视对自己“最主要的敌手”——苏联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二个特殊领域——“苏联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与美国政治联系紧密,它们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三种主要功能:一是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二是直接为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服务;三是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

        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关于“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指出当前世界必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中作出抉择。在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看来,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最大的威胁。“现代世界在战略上和政冶上已从传统的多级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当时美国苏联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美国制定针对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政策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美国苏联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但始终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其一,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总是从有利于美国的角度来评价美国及其潜在对手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二,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为美国的合法和不合法的行为提供“理论平台”和掩护。其三,为美国有计划地干涉某种“不受欢迎”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苏联政策的重心是从政治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对苏联施加影响,最终削弱苏联的政治制度,使美国摆脱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面临的任务则是激化苏联的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引起民众对苏共和政权机构的不满,同时在苏联内部培植有利于美的力量,以保证其在美苏竞争中取胜。在此期间,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著作,运用“冲突学”、“利益集团”等方法论证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不可避免性。
        这一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主要分为两派:以理查德·派斯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极端派”和以亚历山大·亚诺夫、乔冶·凯南和皮亚列尔等人为代表的“修正派”。
        “极端派”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以西方的民主道德标准为基础,反苏倾向非常明显,力主采用各种手段加速苏联的垮台并把它引向灭亡。
        “修正派”则注意到苏联领导层里出现的改革倾向,认为应该利用苏联领导层中的改革派,并通过对其进行经济援助使苏受制于美,“修正派”不赞成美苏全面对抗的政策,担心美苏对抗会影响苏联改革,苏联人民在外部压力下反而会团结在苏共周围,使苏联变成一个新的军事国家,开始更广泛的对外扩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美国的苏联学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也随之改变:在“极端派”和“修正派”基础上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流派。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解决美苏对抗和苏联危机的途径在于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使社会主义国家脱离共产主义,向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转变,最终使它们回到西方文明的轨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和平演变”的战略。“和平演变”成为当时苏联问题专家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
       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与毁灭》以及基辛格的《一些意见:1982—1984言论和文章摘编》是当时最热门的作品,充分地体现了美国主流思想界的“和平演变”观点。
布热津斯基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演变过程逐步推进并带有和平性质,应该支持民众对共产主义进行消极的、隐秘的抵抗,同时还要积极利用苏联领导层的分歧。
      布热津斯基把社会主义国家由极权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掌握政权,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出现分裂。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仍旧控制政权,但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出现发动“宫廷政变”的机会。第三阶段,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流于形式,权威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       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非常关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渠道。美国学术界预测并十分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得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
  “和平演变”、“和平过渡”战略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政策的核心。美国政府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通过政治干预和社会心理渗透来反对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体系的目标。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的任务则是为政府提供一整套可供选用的战略构想,确定美国进行政治干预的对象。美国攻击的第一目标是苏联的政权,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积极提供了使苏联政治权力分散的思想理论基础及有效的攻击手段。
尼克松主张利用改革遭遇的危机和苏联经济过度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更多的自由会对政权造成威胁,为了解决经济过度集中的问题,集中的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被分散,而政权的分散会带来整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尼克松估计这也许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建议美国的行动必须顽强并富有进攻性。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写道:“我们必须进攻,否则我们就会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失败,但这种进攻是和平的。”“我们不能执行基于苏联的种种反应制定出的政策:这样我们肯定会失败。我们不能仅仅在‘铁幕’的一边行动,还应该在另一边、在苏联内部行动。”
      布热津斯基认为,加剧苏联内部分裂的另一种有效方式是利用民族主义。他提醒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在20世纪将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作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他指出,必须削弱共产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监督;必须摧毁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推动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以防止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一党专政;而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
       基辛格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经济的分散势必引发政治的分散,而权力分散对苏联这种多民族的帝国来说,就是走向民族自治的第一步。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和展开“心理战”是美思想界特别是苏联学研究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美通过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和东欧的政权是不可能用外部力量强行摧毁的,只能通过“不断地培植对西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崇拜与信仰……削弱马列主义政治信仰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而削弱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意识形态是美苏对抗的重要战场,“意识形态进攻”与武力支持和经济压力一样,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关键因素,也是使苏政治权力分散的一种手段。
        尼克松把“思想战”视为美苏对抗中最有效的竞争武器。俄罗斯人也承认:“在‘改革’时期和苏联解体过程中,我国人民切身感受到信息在建立对领土的控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美国对苏联开展的“思想战”主要是利用媒体尤其是广播的力量,在苏联问题专家的建议下,美大力支持“自由欧洲”和“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苏联问题专家常常是美国电台重要节目内容的撰稿人,他们在节目中极力向苏联人民灌输“自由”、“改革”、“民主”、“私有制”等西方价值观念。
      “公开性”是被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成功利用的思想理论武器之一。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所感,他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中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远非次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利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动的公开性运动积极与苏联社会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并利用这些关系形成对美国有利的社会舆论,向苏联权力机关施压,力图建立与官方政治机构对立的公民社会。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科技和经济交流,可以促进性质独立的公民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有助于加快民主变革的速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地融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美国一直鼓励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交流。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等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提供这些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目的是使苏联社会的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社会方式、技术发展和文化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利用的一个因素。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得到了美国苏联学家和美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利用的另一个因素是被视为“和平演变”潜在力量的非俄罗斯族群。美国学者积极利用犹太人问题、宗教问题和一些少数民族问题做文章,采取提供邀请访问、秘密资助等形式,宣传共产主义是镇压性的意识形态,煽动非俄罗斯族群与现政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进行斗争,以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

为美国的对苏政策服务
       为美国的对苏政策服务是美国苏联学的一项实用政治功能,也是美国苏联学区别于美国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特征。美国苏联学研究机构虽然是独立的,但它们为了得到政府拨款必须让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政府机关的兴趣紧密相连。美学者普遍认为完成政府订单是一种规则,他们有必要在学术上维护旨在削弱和消灭苏联现存制度的政策,这种根据政府订单进行的研究被许多苏联问题专家视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术交流的目的只是在于让美国的政治家们了解苏联问题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在学术资源和政治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和互动。苏联问题专家这样描述美国的苏联学研究:“那时候学术机构里的苏联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没有太大的区别,美国国务院的《共产主义问题》在1991年以前完全是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政府官员像学者一样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
       美国的苏联学具有许多传统功能:一是宣传材料的编写者提出削弱苏联政治制度的行动需要的纲要、口号、方式、论据。二是广播电台或其他参与美苏斗争部门的参谋帮助它们渗透到苏联社会,向特定群体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思想。美国苏联学的实用政治功能就是要满足政府的政治需求,积极参与制定美对苏的政策,提供有效方案去影响那些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民意。
      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的任务是利用职业优势准确锁定宣传对象,使美国能更有效地对苏联社会的特定人群进行政治干预和社会心理渗透,在苏内部培植反对党,进行秘密的颠覆行动。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为此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是:
      第一,利用苏联社会里各种亲西方的组织。这包括:本质是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民主”、“人权”运动,带有社会民主或“欧洲共产主义”伪装的有社会主义左翼倾向的联盟,民族主义组织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宗教组织等,在这些力量中积极培育苏共的反对党。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是建立与现政权对立的政治反对党的重要条件,社会中反对党的出现,进一步激化了苏联社会中个体与社会、民众与“保守的官僚政府”、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建立苏联的反对党。一是在各种社会团体、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平行”、“独立”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机构。二是在苏联官方机构的内部形成合法的持反对立场的党派。如果把这些组织团结起来,吸引各阶层人士加入,里应外合,建立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化的联合组织,把民众的不满情绪煽动到高潮,推翻苏共。夺取政权的斗争就开始了。
       第二,进行“秘密”的颠覆行动。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不宜公开地支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应该采用非公开的方式影响苏联人民,颠覆因素应“秘密”渗透到苏共的官方政权机构。尼克松把“秘密”颠覆行动视为维护美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武器。他认为,美国拒绝这种武器就意味着自缚手脚。美国政府和基金会一直秘密资助一些有美国倾向的“工会”或“独立的”报刊。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编写了许多反苏的材料,偷运进苏联境内后在一些团体中散发,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培养苏联的“第五纵队”。美国希望,当苏联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这些地下组织就开始公开活动, 利用群众集会和游行或者更激进的手段来推翻现政权。
      这些建议显然对美国的情报机构很有帮助。无论苏联解体前还是解体之后,美国的苏联学研究都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利益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它的实用政治功能。正如《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提到的:只有强有力的情报活动才能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并扩大我们的利益……情报机构应该释放那些严重触及美国利益的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       2001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拉弗林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说以前强盛的苏联是我们的威胁,那么现在的威胁则来自俄罗斯的软弱及其在过渡阶段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卸去了极权主义遮盖的俄罗斯。我认为这将是更加困难的事情。”麦克拉弗林代表了美国政界的意见。2001年,美国成立国土安全局,用于对俄罗斯研究的科研经费随之激增。

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情报是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重要先决条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积极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认真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寻找苏联的消极现象和发展趋势,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情报服务,协助制订行动方案,以对苏联领导人和民众施加对美国有利的影响,进行政治干涉和道德心理渗透。
        为了配合美苏思想战,苏联问题专家们利用各种渠道,配合或直接参与搜集情报工作。苏联问题专家的政治情报任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美国特种机构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特定人群;对吸收上述人群参与反对政权机构行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提供搜集情报的方式和途径,帮助采取具体行动以削弱现政权。
       20世纪70年代,美国校际财团在密歇根大学成立了一个教研室,该教研室的任务是调查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影响了苏联的社会生活,目的在于发掘更有效的社会心理影响手段,使苏联人承认美国的优越性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挑起苏联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搜集资料不仅通过公开的来源,还进行秘密的调研。例如,1983年,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制订了专门研究苏联政权机构活动情况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得到750万美元资助。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秘密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从苏联迁居到美国的犹太侨民中进行民意调查。正是在苏联犹太侨民的帮助下,苏联问题专家更充分地掌握了苏联政权的种种可乘之机。
        1984年,在特拉维夫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成立了专门为西方特种部门提供情报的研究中心。该中心搜集情报的途径就是通过耶路撒冷的苏联侨民。在这次会议上还制作出了针对苏联侨民的专用表格,这对发现苏联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并进行有效的渗透非常有帮助,例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侨民的民意调查表中所列内容就包括调查苏联听众最喜爱的西方“声音”的题目和节目以及他们如何评价广播节目,受众面是否宽广等。

美国的苏联学的现状
        20世纪后半期,在美苏矛盾对抗的环境下,基于两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美国的苏联学的研究目的是破坏苏联的政治制度。在苏联学者眼中,美国的苏联学是“一种伪科学,是研究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具体环节,为帝国主义在两种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中的战略和战术方针提供思想理论基础”。苏联解体以后,美俄之间一度出现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许多美国学者,包括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也认为,对苏联学这门学科而言,共产主义苏联的消亡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消失,这门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美国政府削减了对苏联学研究机构的资助。然而时间不长,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冲突很快就显现出来,俄罗斯在一些国际敏感问题,如巴尔干冲突、北约东扩、武器出口、核扩散等问题上并没有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进行合作。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苏联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苏联学研究的功能和对象是否具有延续性等问题的争论重新开始。
       由于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和俄罗斯的“革命”未来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分歧,在对待当今俄罗斯的关系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判断,在美国苏联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过渡学派”、“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等流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苏联学之后》(1993年)、《苏联研究之后》(1995年)、《民主能否在俄罗斯嫁接成功?》(1998年)和《有关苏联解体的思考(苏联学,共产主义的灭亡和新俄罗斯)》(1998年)等文集,反映出了各研究流派关于苏联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争论。 
      “过渡学派”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与俄罗斯对抗,而是帮助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体系,加快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过渡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进程。
       “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认为,后共产主义俄罗斯作为曾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的苏联的继承者,将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与美国的对抗将持续下去。
        “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用主义”代表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认为美国与俄罗斯的对抗将持续下去,冷战还有复活的可能;而“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比较温和,在承认美俄之间存在竞争的同时,强调这是与双边合作相辅相成的一种竞争。         近年来,“新现实主义”逐渐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其代表人物为斯蒂芬·科恩、托马斯·雷明顿、罗伯特·达尼爱尔等。2000年,科恩的《十字军远征的失败——美国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悲剧》一书出版。科恩认为,美国试图让俄罗斯转变为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努力是失败的,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政策应该重新确立一些优先发展方向。科恩建议,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持俄罗斯的稳定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稳定。为了让这种稳定持续下去,美国必须协助俄罗斯复兴。这种协助不是单纯地通过“监管”的方式,以金融支持为交易来操纵俄罗斯的经济政策,而是一种全面的协助,美国必须帮助俄罗斯制订全面复兴的战略。这样的对俄政策才是建立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上,才能有利于美俄之间现实的合作。科恩的这部书在美国的苏联学界和俄罗斯社会影响很大。美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
      “现阶段的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的不是意识形态性质,而是地域政治特征。”这个观点一度成为美国和俄罗斯学者的口头禅。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在外交、经济和内政问题上暴露出的问题增多,美媒体出现了一股“妖魔化俄罗斯”的潮流,普京上台后,美国社会对俄罗斯的猜疑和不信任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加。于是,美国学术界一些人号召要继续整合研究资源,重新扛起“苏联学”的大旗。美国需要的不仅是解决与潜在对手俄罗斯的竞争问题,还需要与其进行合作以消除威胁,所以美必须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解读两国的战略和战术意图以及相互对此的反应。这也正是苏联学研究的新课题。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竞争的实际存在,使美国的苏联学研究继续保持了作为斗争工具的基本功能。
(本文摘自李慎明主编:《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