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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全球化趋势与弘扬中华文明的选择
日期：2010-02-07 作者：葛壮 来源：文汇报

■葛壮
众所周知，尽管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趋同的现象日益加剧，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也得以确立，但这些都还未能消弭曾被西方学者揭橥的那种不同异质文明间的沟壑所产生的种种对立乃至冲突；其中，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成为横亘在不同信众群体中的最大隔膜，当实质性层面上的跨宗教对话都无从平和进行时，遑论去构建一个能真正给人带来福祉的和谐世界了。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及无序与残酷，并非总是处于无解状态而让人感到无奈和绝望，现实社会中，仍然有冠以各种名目的宗教间对话交流在进行，如2006年岁尾，沪上召开的国内首次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话会议达成的不同信仰可以“和合共生”之认识、2007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会议关于“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提法、2009年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第四届世界跨宗教对话会议等，应该说都是这种努力的反映。此外，大千世界中，还是不乏有识之士尝试着来开出济世良方，以应当下不断加剧的全球化趋势，力求化解人类的冲突及各种相关的危机；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今人用以针砭社会时弊的药石，亦可视作是我们再度弘扬中华传统文明的一种选项。这正是笔者在展读了署名安伦的作者于2009年完稿的新著《理性信仰之道——人类宗教共同体》（由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9月付梓）后的主要印象。
一
作者安伦在此书中，通过七个章节，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切入，就人类社会的各种信仰文化的本质作了纤细入微的剖析，如在述及信仰的合理性时，谈起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争端，作者即点明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各执一端，互相难以说服对方的无的放矢，其实因为论战的立足点而无法重合，最终也只能是达到“相互扯平，无果而终”（17页）；只有充分注意到人类的信仰本能，了解人类对信仰的永恒需求，才会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有宗教信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诠释。作者在书中引用了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神学哲学家保罗·蒂利希的观点，指出信仰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意义，和它对提升和充实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安伦还客观公允地把世界上各种主要宗教基本教义中对促进和维护社会道德的功能，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当然，他也并没有一味地给宗教唱赞歌，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来自宗教方面的阴暗事例，被作者解释为是“从事罪恶活动的教徒冒用了神的名义做出的违背神意和教义的亵渎行为”，安伦接着说道：“对于宗教道德的违反或亵渎行为不等于宗教道德本身的颓败，以宗教道德阴暗面证明宗教道德颓败就像用违法劣行证明该相关法律是劣行一样。”（27页）
对不同宗教具有的终极信仰对象，作者在此书中，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进行阐述，为了避免在这种敏感话题上纠缠不清和全书的行文方便，作者还以“神圣”或“终极神圣”，有时也以“神”一词来泛指人格的和非人格的各宗教信仰的终极对象，这样，既体现了不同宗教信仰对象的共同神圣特征，也可避免类似“实体”、“超验者”、“永恒者”等学者式术语给普通读者造成的困惑和费解。
至于作者在全书中贯穿的宏旨大义，就是希冀人们步上理性的信仰之道，而消弭化解因各种不同宗教的分歧、对立引发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作者更期盼能借助传统中华文明的巨大糅合力，来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被作者称之为“人类宗教共同体”的信仰体系，“所谓宗教共同体（或简称共同体），并非标新立异的众多新兴宗教之一，而是人类所有宗教在信仰共同终极神圣的基础上交汇融合的共存体。共同体将有如下特征：在诸神同一、理性信仰的基本原则下，继承吸收各宗教的全部精华，消除摒弃各宗教对立排他等消极因素，求大同存小异，允许合理的各宗教传统的教义、教规、仪式、方法、组织形式等自由存在和发展，各宗教信众可以藉以相互开放、交流、融合，所有宗教教派可以在此框架中和谐共存”（128-129页）。按照作者的解释，书中所提到的“共同体”，并非一元化的单一宗教，而是有共同信仰对象、共同信仰目标、共同价值观和伦理取向，关切和维护共同的人类利益，可以协调思想和行动，化解相互之间矛盾的各宗教信众及教派的兼容共存体。
二
老子《道德经》的开篇卷首，即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传世名言，若是用来勘验我们所评点的这本专著，倒是非常贴切的。那么，安伦一书所阐述和标示的“理性信仰之道”，究竟路在何方？若从作者阐发的内容观之，其实，此“道”就在我们人类自身的脚下。作者巧妙地抓住了当今世界正在快速趋向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特征，很有洞见地指出：“人类社会的融合趋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历史证明，人类由于各种原因的融合趋向最终必然导致宗教的融合趋向。在全球化将整个世界快速变成地球村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宗教融合同样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如果宗教趋同是人类趋同的必然结果，如果宗教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宗教共同体就不仅是对终极神圣同一真理的回应，也是对人类历史必然进程的顺应。”（190页）
或许正因为是接受过长时期传统中华文明的熏染，故此作者对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及博大精深的内涵都充满仰慕和崇敬之情，本着对中华民族挚爱的拳拳之心，作者对中华民族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的巨大引领作用可谓信心十足。如作者在本书中，除了前述相关“人类宗教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外，更明确地标明这种信仰实体的实质：共同体就是在传统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发挥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优势，进一步融合吸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所有文明精华的现代中华文明。换言之，兼收并蓄，汲取当今全球各主要宗教信仰文化的精华，来打造更具有终极信仰特征的现代新兴中华文明，是从精神层面上解决时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和信仰缺失、道德衰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金匮良药，仅从此，也不难窥见作者著述的良苦用心。
《理性信仰之道》一书所主张的，乃是重建中华民族自身迫切需要的现代中华优秀的道德体系，它不是曾被人视为国粹而奉若圭臬的传统儒教文明，也不是什么单一及排他性的人类现有宗教文化。作者认为，根据宗教伦理相对世俗伦理所凸显的明显优势，即前者（宗教伦理）劝人行善的道德标准尺度相对后者（世俗伦理）要更高，前者的自我限制的内驱动力与外在的戒规和监督也比后者更强，故此符合国情的宗教伦理体系可能是目前我们化解信仰危机、整饬道德缺失的一个重要选项。而针对“中国现存的任一宗教都有影响力微弱、理性化程度不够，与其他宗教有矛盾冲突、难以被广泛接受等缺陷，不能单独担当起重建中华道德体系的重任”（200页）的现状，安伦特意强调：“适合担当此项重任的宗教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与所有主要宗教都没有矛盾冲突，兼收并蓄各宗教精华并能为多数国民广泛接受，与现代科学和理性共生不悖，能够建立对于大众的号召力和约束力，自觉促进和提升社会伦理道德、文明礼仪和人际关系和谐。能够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非共同体莫属。”（200页）在作者看来，抚今追昔，从人类的发展来说，也只有具备超强罕见的民族宗教融合力的中华民族，才最有可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
三
作者为了推介他所提倡的“人类宗教共同体”，在第五章中，分用8节篇幅来具体说明“共同体”的宗旨、教义、相关的伦理和教规、信仰和修行方式、活动场所和组织形式，虽说只是蜻蜓点水一般地从浩瀚如海的宗教文化深渊波面上轻轻划过，但其掀动起来的思想涟漪，却能让对宗教特性有着不同层次理解和感悟的读者受到启迪。因此，笔者想在有关“人类宗教共同体”的可行性上提出异议，目的也是为了能让作者这种类似“宗教乌托邦”的理想更臻完美，乃至通过对笔者在阅读后产生的疑问进行更为周全详尽的阐释，而令这种理想的实现，更具现实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笔者提出如下两点：
其一、“人类宗教共同体”自身的设计，虽则寄寓着宗教大同的美好愿景，但与国内目前现有信徒的宗教文化心理是否契合？就一般情况而言，但凡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就自然会对其他宗教信仰呈现排斥抗拒的心理。不惟有高深宗教造诣的教职人员会作如斯反应，即便是普通的朴素信徒，又何尝不是如此？众所周知，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信仰分野，是人类历史上多次兵戎相见或唇枪舌剑的争执都无法消弭的，从目下一些徒具形式的所谓宗教对话上，就经常可以见到“鸡同鸭讲”或“各唱各的”之场景，若是将此旨在聚合各个宗教的“共同体”付诸实施，相信首先就会遭致宗教界人士的异议，而中国国内有信仰者按照新近学者所作的社会调查，其总数也在三亿左右，如何因应这方面出现的情势，也是很难绕开的弯子和跨越的障碍。倘若只把来自宗教界的阻力，与为数约30万左右的现有国内各宗教教职人员相联系，那就未免过于低估时下信众的力量了。随着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信息化网络传播的快速扩散，网民队伍的激增，网络传教也成为国内各主要宗教发展的重要态势，而宗教信仰者中的年轻群体文化素质也确实与过往的信众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共同体”的相关理论能否被这些有着各自不同宗教信仰背景并且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群体所接受，也是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其二、“共同体”在强调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超强宗教融合能力之同时，是否忽略了其实该文明还具备着超强的世俗性特征？常言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说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融合不同宗教文化的力量，但从历史角度观之，其消解来自宗教神圣文化力量的世俗性特征，不也同样强力十足？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推崇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行止，与古人“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文化基因，始终让中国的士大夫对宗教崇拜的神祇保持着相当大的心理距离；至于那些“急来抱佛脚”、“临时烧炷香”等民间俗语，更是国民性中（主要指人口众多的汉族）那急功近利的文化陋习在信仰层面上的投射，非要到有所需求了才会想到求佛拜神，这也恰恰生动地说明对于大官小吏、教授学子，抑或贩夫走卒、妇孺老幼来说，宗教信仰自身神圣性的吸引力，在平时远不如世俗文明的诱惑。故此，真要把作者提出的“人类宗教共同体”加以履践，对多数原本没有什么信仰生活实践的国人而言，它究竟能让人产生多大兴趣，实在也很难料定。
当然，上述异议乃笔者阅读是书后萌生的两点疑惑，它并不能遮蔽笔者掩卷之余对作者的敬意，恰如安伦在书中结语里所说的：“主导人类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宗教将如何发展？对于超越个人忙忙碌碌的尘世追求而关注宗教未来和人类社会前途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222页）随着三十年来社会的进步，宗教学在国内学界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人戏谑性地称作为宗教研究已由“险学”转圜为“显学”，近年来问世的各种宗教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这些著述多偏重于具体的科目或专门史研究，鲜见真正完全致力于从战略高度去思考宗教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安伦能够静心思索关乎中华民族发展未来走向和有关化解宗教间冲突的战略性问题，并为中华文明真正走向世界及对全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勾画愿景蓝图的做法，确实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