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判断的是非 思维简单的人

评中评第381期

接着郭刚谈王清峰（不熟悉的读者可以去先去看昨天的评中评和自由谈），这个话题可发掘和引申之处还很多。正式展开之前先说一点，我是不赞成昨天郭刚拿王清峰的性别说事的，在一个男权社会，拿女性的性别调侃是件很没劲的事情，我赞成中国时报评论所说的“缺乏是非观念的肤浅善意、短线良心，并不是女人的专利”。你们看，在别人之后写评论就是有优势，我可以挑他的刺，而他要反驳我，得等到后天（明天是张恒）了，那时候新闻时效性可能就过了，呵呵。

闲话少说，王清峰因为拒绝签署执行死刑命令而去职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真正有争议的复杂话题。不管是死刑存废还是官员该用何种方式坚持自己的理想，都不是那么容易下结论，甚至再过一百年，也难说人们就能解决这个难题。它不像大陆我们经常碰到的话题，要判断是非实在太简单了。比如说嘉禾儿童血铅超标，村民结伴去外地体验，却被当作集体上访受阻拦甚至被拘捕，这当然是错误的做法，要做出这个判断太简单了——除非完全抹煞良心，才能说当地政府做得没错。再比如央企再次刷新“地王”记录，这也是我们分析讨论过很多次的了，这当然是不健康的经济现象，符合央企的经济理性，然而对老百姓不利，对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利。

我现在回头去看自己写的评中评，发现自己近来已经不耐烦去做详细的逻辑分析了。比如说我在写类似《茅于轼“厕所论”一点错都没有》和《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思维的快感的，但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那样的文字了。我们面临的大多数新闻话题，要判断是非还真的不难，真正难的是怎样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往往不是来自书本的知识，而是来自生活的阅历。所以我经常说像我们这样的评论者，太年轻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请郭刚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他有法律专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有民警和公司法务的工作经历，可以填补我和张恒在法律这个行当的短板。

比如说，前天我妻子做了一期北京警察20小时找回被拐小孩的新闻，她给我仔细讲了整个过程，查看大量的摄像头，一个一个司机去问有没有见过嫌疑人，再到公交车站询问，最后发现可能去了河北保定，再根据小孩生病的情况，去保定医院一个一个问，终于在火车站把嫌疑人抓获，把小孩子找回。这还是他们在执行两会安保的情况下完成的，好几个警察因为长期没睡觉脸都浮肿了。然而在我们的新闻里，警察经常是作为负面角色出现的，我并不是否认警察做的种种坏事，也不是说不该穷追猛打追究犯错应负的责任，但问题是，我们对警察这个职业到底了解多少，简单的谩骂与批评能够促进改进和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吗？

再次重复一遍，对大陆人来说，单个事实的是非判断往往很简单，它考验我们的不是知识，不是逻辑思维能力，而是生活阅历。

一方面是事实的简单，不足以让王清峰离职一样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思维的简单，不具备分析复杂事件的能力。这几天网上热传哈佛法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的视频，非常精彩，用和菜头的话说：这一系列课程可以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教学”，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学”。8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写自己看《胡适传》后的感受：“我有种要哭的感觉，原来自己一直被重重包围，处在一张铺天盖地的愚民的网络当中。后来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已经二十几岁了，才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想起来真的很悲哀。”

看桑德尔这个公开课，又让我想起这件往事。对中国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我们的思维简单得令人发指。我们都在废墟中长大，怎么可能指望长出参天大树，偶尔能看见一朵小黄花，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动得落泪了。

虚妄的教育被看穿之后，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什么都不信，所以我们这里虚无主义者是如此之多；一种选择是艰难寻找新的信仰，这条路又是如此坎坷，而且靠一己之力，太容易走弯路、入歧途。看王清峰事件，我还有一个感慨就是理想主义在台湾法律人身上是体现得如此普遍的。台湾人更热衷于讨论王清峰的理想主义与作为官员的职业道德和责任伦理的冲突，大多持批评的态度。如果要再分析，还可以谈到一个长期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习惯了抗争的姿态，是否还能顺利转型为一个体制中的人？但对大陆人来说，这些讨论都太远了，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理想主义者——所以我们昨天做的自由谈，对王清峰的理想主义不乏赞赏与同情。要知道，要推动这个社会，绝不能少了理想主义激情，正如台湾转型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上次说过，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在一篇《60年的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把“80后90后”作为他列举的十个希望之一，这里我摘录他说的另一个希望：“台湾。”

台湾：我们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台湾在60年前与大陆各奔前程，我们也知道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华人共同体，启动了不同的转型程序，如今，它们相互影响，其实也彼此竞争。虽然现在大陆经济火热，台湾政治纷争。但是，作为一个同属于中国却又区别于大陆的一群中国人的试验，我认为比任何一项大陆内部自己的尝试都别有参考价值。须要记得，是他们最先勇敢地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诅咒，尽管一段路走得有点磕磕绊绊，但终究已是“堂堂溪水出前村”了。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