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

——刘再复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演讲
加加美教授*：有机会举办刘再复教授的演讲会，对我本人及我们来说是很光荣的事情。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刘再复教授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了很高的名望。八九年“六四”后，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之后，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名誉教授。我们利用他到香港的机会，请他过来，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今天，演讲的题目已经在海报上印出来了，即“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围绕这个主题，将会谈到目前中国文化界的情况，将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来看“尚文”的传统有什么意义。他的“性格组合论”，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前在中国的文学界就有相当的影响。我也看过相关的文章，并受到很大的启发。下面就请刘再复教授开始演讲。
刘再复教授：各位老师、同学、朋友、加加美教授，在演讲之前，先声明一下：今天，我的演讲只准备了一个提纲，没有讲稿。另外，此次演讲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并非专业学术报告。我很喜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已故巴勒斯坦裔教授萨伊德所写的《知识分子论》。在《知识分子论》中，他给知识分子下了两个非常经典的定义：一个是“敢对权势者说真话的人”, 一个是“业餘人”。所谓“业餘人”便是从专业中漂流出来的人。比如说，你是位律师、医生，这还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你要从专业中漂流出来，关怀社会才算是知识分子。所以，我今天所履行的是一个从文学专业里漂流出来的“业餘人”的责任。
我和我的兄长式的朋友，即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共同写作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这是本长篇对话录，最近香港正在发行第五版。这本书从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角度，谈论我们的人文理想和社会关怀。从哲学上，我们表达了一个“你活我也活”的理想。今天世界上有三种基本哲学模式正在较量：一种是“你死我活”；另一种是“你活我也活”；还有一种是“你死我也死”。在我的青年时代，大陆当时所实行的斗争哲学就是“你死我活”的哲学。这些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反省，从哲学上讲就是倡导“你活我也活”。但是，现在出现了自杀炸弹，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就出现了“你死我也死”这样一种“与汝偕亡”的哲学。《告别革命》所表述的哲学思路，是“你活我也活”的双向思维。这是从单向思维到双向思维的大转变。
我们认为，时代应该有时代的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应当是和平的，协商的，相应地，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双向的。“你死我活”是单向思维；“你死我死”当然也是单向思维；“你活我也活”才是双向思维。单向思维是一种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思维；双向思维则是对话的、谈判的、妥协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在哲学的层面上告别单向思维，转向双向思维。在哲学上简单说几句有助于理解下面我要说的内容，今天，我讲“尚文”传统，是讲历史，但其哲学基点正是崇尚和平哲学，拒绝斗争哲学。
已故的意大利天才小说家卡尔维诺六十年代在哈佛大学作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写给下一个一千年的备忘录》。可惜还没有讲完就去世了。在已经发表的几讲里面，他说：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千年，我们将面临最重要的选择，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即你要选择“柔”还是选择“刚”。从文学上，你要选择以悲壮为基调，还是选择以轻柔为基调；从文化上，你是要选择重，还是选择轻。他认为，这是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选择。卡尔维诺表明了自己的人文理想，他选择的是“柔”，而不是“刚”。他预见人类未来的生活将愈来愈沉重，生存困境将愈来愈艰难，但我们可以以“轻”去驾驭“重”，以“柔”去驾驭“刚”。卡尔维诺这种“尚柔”的大思路，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伟大哲学家老子就提出来了。《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早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老子选择的正是“柔”。我今天所讲的中国“尚文”传统，也可以说是“尚柔”传统。关于这个传统，中国的古代思想家有许多精彩的表述，我们下边还会再提到。而所有的表述都在说明，中国的这一传统，是与“尚武”、“尚兵”、“尚征伐”的思路相对立的。现在我分六个问题讲述今天的主题。
一．“尚文”传统和“尚武”传统的价值判断
刚才讲了，“尚文”传统的对立项是“尚武”，那么，问题很尖锐地提出来了，就是对“尚文”的传统和“尚武”的传统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简单地说，它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在近代变得很突出。我们知道，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失败了。当时震动非常大，有诗歌说：“四万万人齐下泪。”朝廷上下一片哭声。历史充满偶然性，如果当时不是全军覆没、彻底失败，而是打个平局，中国以后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大失败、大震动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我们中国为什么会被日本打败，怎么变弱了？当时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的发现，发现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为什么会变成弱势国家？是什么原因？当时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一种见解，说中国缺少“尚武”精神，缺少希腊时代的那种“斯巴达”精神。他的这个论点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年写的《斯巴达之魂》，也是支持这样的观点。
那么，梁启超的这个判断对不对呢？我觉得是不对的。梁启超面对巨大失败的耻辱，面对国家的危难，为了激发民气，其激烈言论可以理解。但他在亡国阴影刺激下的反省，其结论却是片面的。他没有看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关键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中晚明时期未能及时抓住西方贸易文明、工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历史机会，不了解工商、贸易文明将给中国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文化，从而“积弱”二、三百年。明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打击了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堵塞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内部，是中国近代衰落和大失败的开端。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政治经济的研究，其成果值得参考。他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说：“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即所谓资本主义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这更给明代史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一意义，就是提醒中国注意：二、三百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个兴盛强大的历史时机。这段历史，更具体一点说，是明朝洪武年间，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一三八○年，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威尼斯取得独立地位并打败热那亚而成为地中海海上霸主。继而便是荷兰作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兴起，它宣布独立时正是万历九年。也就是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间，西方正在组织和兴起一个强劲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西方的传教士、商人也已踏上澳门和中国内陆土地，中国完全有机会通过国际贸易而打开生面，但是，明王朝却始终闭关自守，依然徘徊在小农经济之中。可以说，甲午大失败，早在明朝时期就种下祸根了。
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和梁启超进行学术上的论辩。我只想说，中国并非一直是个弱势国家，它在历史上非常强大过，特别是汉唐时期，可是那时，“尚文”的传统已经确立，也就是说，“尚文”并不会导致衰弱。中国的弱，特别是近代的弱，完全弱在明代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在这一点上，最近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学术会上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唐宋已打开大门，反而到了明代才闭关锁国。我今天讲这段历史，是要说明「积弱」不可归罪于“尚文”。事实上，中国的“尚文”传统，其历史非常久远，它成为许多朝代的立国精神并导致中国长期良性发展。关于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国史新论》里面所论述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国精神，并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大传统，这就是“尚武”精神传统与“尚文”精神传统。他认为，欧洲与中国呈现了这两种差别巨大的政治文化路向：一是起始于马其顿（亚历山大），中经罗马大帝国，后又產生拿破仑的依仗武力向外扩张、向外征服土地的路向；一是起始于两汉的以文治国，崇尚文化，重在征服人心的路向。后一路向，使中华民族几经挫折而站立到今天。
二．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的文治制度始于秦而成熟于两汉
中国的“尚文”精神并非凭空產生，这里有一个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原因，这就是贵族政治制度的瓦解，文治制度的确立。中国的文治制度始于秦汉。那时，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前封建时代进入统一帝国的后封建时代，在政治上由郡县制（中央政府）代替分封制（分土封侯的贵族政治）。在统一的王权下，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尚武精神逐步失去社会基础。贵族制度的过早崩溃，使“尚文”获得政治前提。中国贵族政治的过早瓦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贵族政治瓦解后，中国结束了前封建时代。前封建时代是分封制，即贵族分土封侯的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姓氏、土地、军队。这三项都是贵族所拥有的。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没有，也只有贵族才有分封的土地，平民没有。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贵族拥有兵车军队。贵族之间常有战争，没有军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定要“尚武”。前几个月，我到意大利、法国，一路上看贵族城堡，一个个堡垒，每一个贵族佔领一个地方都要建筑一个堡垒。他们没有安全感的，非常辛苦。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是保护其财產和土地的军队，所以非“尚武”不可。中国的周代，是氏族贵族政治时期，情况与此相似。但是，到了秦汉，特别是到汉景帝、汉武帝之后，贵族诸侯被消灭，中央高度集权，皇帝垄断一切权力，他派出文官到各地，代表他去统治全国各地，这时候文官的地位就比武将高了，“尚文”就获得了政治的前提。
中国的“尚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制度进一步打击了贵族特权。中国的“尚文”传统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中由科举制度得到强化。通过科举选拔官员、选拔人才，使社会崇尚读书，崇尚文化。中国的宋、明、清虽有武举，但武举人往往只是会耍弄刀枪，并非排兵布阵的将才，从未被社会所敬重。清朝从康熙到乾隆，都深知汉民族崇尚文化，认读书人为上，所以他们以文治国，赢得长期的和平（康、乾两帝就有一百多年的和平）。元朝统治者则迷信马背上的功夫，不知文化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极低，当时各类人的社会地位排行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道八娼九儒十丐”，儒者居倒数第二。元朝于一二七九年建立，却拖到一三一三年，仁宗才下科举詔，每三年开试一次，但已太晚，而且有名无实，结果统治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朱元璋知道中国人尚文的文化心理，提出“驱除韃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后来也沿用了此口号），意思是说：蒙古人是没有文化的蛮子，应当滚蛋。这种口号最能打动具有尚文心理的中国人。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问题。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也就是说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这恰恰是与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思想相通，并没有什么不好。科举制度初建于隋朝，到了唐代就非常成熟，而且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很多人才都是从科举中发现的。刘禹锡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学从贵族走向平民，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科举在唐朝考“诗赋”、“策论”、“义理”，三者中最重要的还是“诗赋”，诗写得好，就可以中进士，甚至中状元。这一方面刺激诗歌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唐代变成功名心最重的时代。许多著名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功名心都很重。科举发展到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就进一步技术化，开始考八股文。因此，科举就开始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灵魂的工具，进而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才能。所以，科举到后来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成为很坏的东西了。但是，今天怎样看待这个科举？它有其长处，即给知识分子一个平等的机会。尽管科举很难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但是从科举考试中出来的人也不会太差，不会像走后门出来的官员那么差。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吸收科举的某些长处。
三．从思想层面上说，中国的“尚文”传统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成熟
刚才从制度上讲“尚文”传统始于秦汉，而从思想层面上说，中国的“尚文”传统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成熟。春秋数百年，几十个小国相互征战，你吞我併，到了战国后期剩下七国争雄。面对长期战乱，当时的主要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等，均对战争进行了总反省。“不争”（和平）成为诸子思考讨论的总主题。老子提倡不争之德（“圣人之德，为而不争”），断言“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孔子讲“仁爱”、“和为贵”；墨子讲“兼爱”、“非攻”；孟子、荀子提倡以德怀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说法不同，思想有所差异，但大思路都是尚和（和平）、尚合（文化凝聚、人心凝聚），尚自然（反对权力意志）、尚仁义（忧虑的中心是民本的灾难，不是国家君王的荣耀）。这些大思路便匯合成中国尚文的伟大传统。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先秦的这些思想家非常了不起，他们所思所作的是一种反战尚和、扭转乾坤的大事情。他们面对几百年的残酷战争，从不同的角度及时地做了一次大反省，非常了不起。从人类历史上看，他们反省的特点，一是很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就已经完成；二是很成熟，以致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到其中许多思想是后来者一直无法达到的高度。例如孟子把“不忍之心”视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从潜意识层面开掘生命的善端，发掘“和”的人性本源，就非常深刻。孟子很不简单，他发现“不忍之心”乃是文明的发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其实是很小的，他用了一个词“几希”。区别只有“几希”，只有一点点。如果没有“不忍之心”，随便杀人，那就等同于禽兽。他提倡“王道”，其中心意思也是不要随便杀人。虽然历代帝王常常未能真正实行王道，使“王道”一直带上乌托邦性质，所以，鲁迅先生也嘲笑“王道”。但是孟子毕竟提出了一种符合人性的治国的道德坐标。
下面我谈老子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面已说过，他尚柔不尚坚，尚文不尚武。有人说，《道德经》是部“兵书”，这种论断没有注意到《道德经》的前提是“反战”、“反兵”的，老子明明说：“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胜而不美”，就是哪怕你战胜了，你是个胜利者，也不要感到自美，不要高兴。他说“战胜，以丧礼处之”，即使胜利了，你也应该用丧礼这样的态度来处理、对待你的胜利。这个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思想比產生于罗马的“凯旋门文化”高出千百倍，胜利不但不庆功，还以哀伤的态度对待流血死亡，这才是彻底的人道理念。我到巴黎去的时候，朋友带我去参观凯旋门，我说你们的凯旋门当然很漂亮，但是从思想层面上来说，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比你们的凯旋门高出千百倍。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以丧礼代替庆功，这是「尚文」的辉煌逻辑。过去对老子《道德经》的阐释从未讲透这一点，这一伟大的思想，我们以后应该进一步研究发挥。先秦诸子的成就说明，只有在可以充分自由表达的政治环境中，原创性与预见性的思想才会成为可能。
四．中国“尚文”传统的形成，除了制度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包括自然条件原因、文化心理原因、宗教原因等，下边我分头讲讲。
（1）从地理自然条件的层面上说，中国的农业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和平立国的方向。
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把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类型：游牧文化、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游牧民族本身资源不足，冬天更是缺乏水与草，不能不向外扩张；以商业文化为中心的国家，如希腊，也因为自身资源不足又有航行的方便而向外征服。惟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自身有大河流灌溉，有广阔的可耕土地和适当的气候，可以自满自足，不必向外扩张土地，因而也崇尚和平。按照钱穆先生的意思，自然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影响了文化精神。中国是一个农业很发达的国家，有广阔的土地，有适当的气候，中间又有几条大河，这样就容易產生天人相应、天人感应的精神，就会安分守己。就不会產生向外征服的心理。这就是钱穆先生所作的一个重要的解释。算是自然地理的原因。
（2）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说，中国也有“尚和”的长期的历史积淀。
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说，中国也有“尚和”的心理趋向。钱穆先生举例说：罗马有圆剧场，亦为言罗马建筑艺术及罗马文化者所称道。然至于剧场中以活人与猛兽相搏斗，乃至于数百千角斗士表演节目，相互屠杀，断肢决胸之惨象，为当时罗马贵族一赏心乐事；则并不能与其坚固石料所建造之剧场同样保存流传，以迄于今。后来这个情况就结束了，但当时一段时间确实是把斗兽作为一种赏心悦目的事情，心理上很愉快。当时，不仅是元老院的元老，还是民眾，甚至是罗马的基督教徒，都是喜欢看斗兽表演的，这种文化心理很奇怪。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就没有这种情况，他说：中国战国时期，王国宫廷亦有剑士比武之游艺，如庄子《说剑篇》所记载，但是始终没有继续下来。汉代亦有猛兽之囿，如汉文帝之入虎圈；亦有因犯罪而使人进行格斗作为惩罚，这些都有。但是，中国人不喜欢这些东西，因而都没有继承下来。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惜钱穆先生没有充分阐释。我在科罗拉多的时候，与李泽厚先生经常谈起这个事情。一九九九年夏天，我们一起游玩欧洲三国，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看斗牛，当时李泽厚先生就认为这种斗牛的场面在中国是无法进行的，无法被中国人所接受。中国的文化心理和西班牙乃至欧洲的文化心理差别太大了。罗马的斗兽场，我们就更难以接受了，这种尚武的心理，在尚文的中国人看来乃是变态心理。这一问题由钱穆先生提出来，值得进一步研究。
（3）从宗教层面上说，中国的“尚文”、“尚和”也有其基础。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我再补充一点宗教原因。钱穆先生提出西方打基督教的旗号进行东征，但是没有讲清楚原由。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绝对神”的观念。孔子说“祭神如神在”，祭祀神就当作真有神在。祭则在，不祭则无，这是“相对神”，神只是形而上的假设。我假设他在时他才在，是一种假设。外来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也没有“绝对神”观念，即可容纳其他宗教共生共存。西方基督教虽有博爱慈悲之心，但有“绝对神”的观念，因此基督的门徒只能把爱施以服从神的土地和生命，对于不服从、不低头者，则施以压力，甚至武力，这便导致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事件。具有博爱教义的宗教却发动武力讨伐的侵略战争，其原因就是神的绝对化。中国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而且是只有一个世界（人的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因此，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谐只能在天堂里实现，而中国则谋求在人间秩序中实现。这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李泽厚先生有专门的文章揭示与探讨，我们可以参考，他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由此作了充分说明。总之，中国没有绝对神的观念，也就没有以神的名义向外扩张的理由。
五．告别革命，便是告别以暴力手段解决阶级衝突的小传统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说中国“尚文”，可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许多“尚武”现象吗？农民革命中起义的一方和镇压的一方，不是都很暴虐吗？不是也很迷信刀枪吗？的确如此。所以我要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一方面确认中国有一个与欧洲崇尚征服不同的尚文的大传统，另一方面也要正视中国还有一个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政权争端、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小传统。这就是农民战争、农民革命的传统。以往把这一小传统描述为历史的主脉甚至是历史的全部是错误的。暴力革命只是历史的一些瞬间，但它的确非常惨烈，决战双方的杀虐性都发挥到极致。农民革命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替天行道”名义下把一切残暴手段视为天经地义却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并形成中华民族巨大的心理创伤。告别革命，便是告别以暴力手段解决阶级衝突的小传统。
这几年，我讲课讲了一节《双典批判》，就是对《水滸传》与《三国演义》进行文化批判。这两部书从文学上讲，是非常好的作品，但从文化观念，即从价值观上讲，则有很大的问题。《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和阴谋的大全；《水滸传》有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公式，用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表述，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任何暴力都是合理的。比如武松血洗鸳鸯楼，他杀了十六个人，但他的仇人只有三个：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可是武松杀了十六个人，大家注意了没有？他连小丫鬟都不放过。再比如，为了逼朱仝上山，吴用施了一个毒计，当时朱仝正受沧州知府的信任，知府把自己的小衙内、四岁的小儿子让朱仝照顾，吴用为让朱仝走投无路，就设计让李逵用斧头把这个四岁的婴儿砍成两半。另外，鲁迅先生一再批评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太残忍了，抓到人就油炸、剥皮，什么坏事都干，什么手段都使，当时在四川杀人如麻，还树了一个“七杀碑”，上面有碑文，其要点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意思就是说，天有很多东西给予人，人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天，所以对不起天，人类是没有用的，因此人就该被杀，杀个不停。中国“尚武”的小传统的确是有的，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今天在开掘“尚文”大传统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小传统进行反思。所以，我们要告别革命，就是在开掘“尚文”大传统的同时，告别这种小传统。
六．大传统的现代转化
最后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个问题谈起来会很长，所以，我用提纲来表述，即提纲的第九点。
面对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重要的是开掘其资源，对它作出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今天中国的人文思想者，急需做的是打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气脉，以及打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气脉。以“打通”的思路代替“打倒”的思路，肯定“五四”创造新文化的功勋，又告别其“推倒”的革命态度。尚和的品格，应把“和而不同”的理念贯彻到今天。“和”是多元整合，不是一元独尊，真正的和是尊重不同理念的和。我们应以此理念寻求古今文化之和，中西文化之和，即寻求有益于共同生存发展的普世价值，不争以何者为中心，不争以何者为镜。在政治层面上，尚文尚和的现代内容则是告别革命方式，以平等对话（谈判妥协）、你活我也活的双向思维取代独断对抗、你死我活的单向思维，以阶级调和、民族调和的思路代替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思路。把时代的重心、历史的平台切实地从战场转向谈判桌。这是我对大传统现代转化的基本观点。
我在前不久，在谈“尚和”的文化精神的时候，想到现实，想到大陆与台湾关係，于是，就寄以一种希望，一种期待，一种理想，希望廿一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没有飢饿、没有革命、没有内战的世纪。对于世界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一切都从战场转向谈判桌，一切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端。大家都“尚文”，这个世界会更好。
讲完了，谢谢大家！
评论与提问
加加美教授：谢谢刘再复教授，你讲得很精彩！我受到很大启发。坐在前面的两位教授，一位是现代中国学部的同事——张琢教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访问教授——张梦阳教授，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以前刘再复教授的同事。下面请两位教授进行相关的评论，我再最后作发言。
张梦阳教授：刘再复教授开始的时候讲知识分子的职责，听了这个职责之后，我也很有感触。我感到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思想者的职责。什么叫思想者？在六四之后，罗丹的“思想者”曾经运到北京。在美术馆那里摆放，很多年轻人去看，那时候我也冒着风雪和年轻人一起去瞻仰“思想者”。我感到，刘再复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就正是当前中国的大思想者，也是人类的。现在中国需要很多职业人士，电脑工程师、医生，管理者等，但最缺的是什么？我认为，最缺的是思想者，大思想家。如果没有思想的话，即便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学术，也只能解决一些枝节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去谈。甚至如果在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下面工作的话，工作得愈久，可能效果愈坏。刚才，刘再复先生讲的是中国的“尚文”的历史，他讲得很充分，很深刻，“尚文”确实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半叶以来，我认为中国是相反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把这个“尚文”的传统快糟蹋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大思想者，很重要的是挖掘和张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来抵制、克服和化解那些对中国造成危害的思想的倾向。前三天我陪刘再复先生到京都去，前天在酒席上，加加美先生的好朋友吉田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中国人还走不出毛泽东的阴魂？”我和他讲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余杰先生的一篇文章，余杰先生说他发起对毛泽东的评判而且提出把毛泽东的遗体从纪念堂搬出来，把纪念堂改成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他的这个倡议有十七个人签名，徵求很久才有十七个人签名。结果很快，一个毛泽东思想网站就公布了这十七个人的履历，并且还列出这些人的家庭住址，宣布这十七个人全部处以绞刑。所以我非常钦佩余杰先生的勇气，但是我更赞同李泽厚先生、刘再复先生这些大思想者的工作。在中国最主要的是要做一些，用钱穆先生所说的温和对待的、深入的，看来是缓慢的思想工作，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这里更可以看出这些大思想者的价值。我的话完了，谢谢！
张琢教授：大家好！我们三个人（刘再复先生、张梦阳先生）十六年没有见面了，而在二十四年以前，合作起草过纪念鲁迅一百週年的报告，就是周扬同志的那个报告。但我今天对有些观点要提出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对刚才梦阳的评论，我反过来讲。其实毛泽东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毛泽东其实有“尚文”精神。打天下以后，封了十大元帅，他不做，他嘲笑：“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鵰。”这些人都是武功赫赫的，毛泽东看不起；这么多将帅打下了天下，我不当元帅。所以，毛泽东是“以文御武”，这就是中国文武的关係。通俗的话讲，文官动动嘴，武官跑断腿，以文来驾驭武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的是文人，“决胜千里之外”送死的是武官，所以小小的元帅，我不做，元帅服给他们，十大元帅。所以，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穿着元帅服，他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那多彆扭啊。毛泽东是很瀟洒的，穿着游泳裤去见赫鲁晓夫。当然，这不文明，我并不赞成。但是他有他一定的境界。中国即使是军事著作，最高军事原则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第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要打仗，用毛泽东的话讲，“为了消灭枪桿子，为了消灭战争，不要枪桿子而拿起枪桿子”。所以，不能只看到“枪桿子里面出政权”，还有更高的一个，而且他讲得很清楚，敌人先拿起刀来，所以我们也要拿起刀来。这个是由于中国近代受到帝国主义列强那样多的侵略。在鲁迅的于日本写的第一部书、第一部小说《斯巴达之魂》中，一方面讲的是西方的斯巴达；一方面讲的是日本的武士道。这两个对他有启发，他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之后，弃医从文，从文之后第一部小说就是歌颂“斯巴达之魂”。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复合的，文武结合、文武双全，才是理想的境界。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邢质斌的“斌”，文武“斌”。
但是我很赞成再复讲的三个“没有”。最精彩的是最后的“没有内战”，不是没有战争，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恶霸——美国不但控制了全世界，如今还要控制宇宙太空，世界上最大的恶霸，现在只许我活、不许你活的是美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不准备外战吗？当然不要外战，所以不要核武器，但我们要拿起核武器。试想，如果中国没有核武器，美国人今天叫你投降，你就得投降；叫你缴械，你就得乖乖地缴械，一切都只听一个人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真正的悲惨世界。所以，我觉得还是文武双全好，文武之道，“偃武修文”（《尚书?武成》），在中国国内可以这么讲。“偃武修文”就是武功已经成功了，这个时候要偃武修文，也才可能。拿到中国国内的状况来说，我是绝对反对在国内，或者在海峡两岸的关係上动武的，所以不要内战。但是在国际上，是要准备的，要有充分的准备。
涉及到如今处于敏感期的中日关係，我觉得非常同意“非攻”、“尚和”的思想。大和民族就是从和为贵来的，大和民族这个民族的起源就是“和为贵”，就是《论语》有子的话“和为贵”。这个民族的得名，就是加加美教授刚才讲到的。我们两国有几千年的友好相处的历史传统，这是大方向。这次“爱知世博会”上，我去看了五月十五号开始展出的唐朝唐玄宗亲自给一位英年早逝的日本留学生写的御碑，前年发现的，保存在西北大学，这一次展出在爱知的中国馆里面。欢迎大家去看，因为我现在讲“中国文化论”正讲到唐文化，和我们的同学也介绍了这个。当然，也有近代从甲午海战以来的教训。现在，实在是，中国不要内战，也不要有外战。我们防备的对象只能是像现在最有权力、最有实力发动战争，老是要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我觉得，从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传统出发，从大和民族的文化起源来说，从其命名来说，我们都只有理由“和为贵”！我的意见完了，谢谢大家！
加加美教授：因为时间上的关係，我简单说几句。刘再复教授谈到“尚文”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读书人的文化，读书人的传统，当然一般老百姓也受到“尚文”的影响，但主要的还是读书人的传统。在我看来，实际上现在回顾文革历史、毛泽东时代政治状况，我们要注意一个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用一般百姓的情绪化动力，这种百姓的情绪化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来自生活层次的情绪，一般百姓不一定对国事有浓厚的兴趣，但对来自一般生活中的，如贫困化、饥荒的状况，就会出现一定的情绪。在我理解，还是需要一个农民领袖，一个很有力量的农民领袖出现，站起来搞农民造反。刚才张琢老师讲的“以文御武”，这个好像和文革时候有同样的口号。毛泽东算是个农民领袖，是利用民粹主义来动员一般百姓。或者说有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动员一般百姓农民来革命。所以，我基本上同意刘再复先生的观点，但是另外还需要一个关注来自日常生活困难的老百姓的情绪化问题。最后，西欧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的文化；与之相比，西方是两个世界，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这个观点我很佩服，这个观点很像法国大思想家福柯的观点。现在布什政权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进行普世化。这个就是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谐只能在天堂里实现这种想法。原来自由主义是多元主义的，应该容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与自己不同的宗教存在。如刚才刘再复教授所说的那样，具有博爱教义的宗教却发动武力讨伐的侵略战争，十字军东征就是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把博爱施加给别人，无条件地施加给别人，这是博爱的悖论。自由主义也有同样的悖论，自我矛盾，都是来自刚才刘再复教授所说的西方文化有两个世界的原因。所以，我对刘再复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感到非常佩服，受到很大启发。我的评论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田稻毅：谢谢，我是日本庆应大学的田稻毅，请多关照。今天，刘再复教授的讲演，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梁启超这个人物，我也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我刚刚从广州江门市回来，看了他的老家。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晚辈才学浅薄，可能有些冒犯之处，请多多包涵。第一个，我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很复杂的，刘教授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两项对比，一个“尚文”，一个“尚武”；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一个是“王道”，一个是“霸道”。比如说，一个基督教，但是我觉得古代西亚的基督教，还有罗马的天主教，还有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不是一回事，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耶穌基督说过：“造和平的人有福。”他这样说过，他反对战争，反对暴力，他要和平。但是，我们信的那些宗教，教义再好一点，我们也容易把它歪曲了，因为人就是这样贱。尤其是一旦建立了一个组织之后，很容易被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所束缚，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罗马天主教，所以，您说西方文化不对的时候，拿十字军来批评西方文化，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不公平，有这样的感觉。另一个是对内的问题，你说的中西文化的中，指的是什么？因为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五大宗教。比如藏族人信的是所谓的喇嘛教，他们的文化在很浓厚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下；还有回民在阿拉伯文明的影响下。儒家也好，道家也罢，反正那些都是华夏文化。但是，我们总不能说中华民族=汉族=“尚和”、“尚文”的族群，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会犯和孙中山一样的错误，他在三民主义中说过，虽然我们国家里面有很多少数民族，但他们的人口是很少的，所以可以无视他们，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是汉族人的国家。他这样说过，这是大汉族主义。但是我相信，藏族人也好，蒙古人也好，他们的文化里面也一定有“尚文”的传统，就像刚才张琢老师所说的毛泽东也是个尚文的人。所以，我想与其说，“尚文”是汉人的传统，还不如说这些是人类共同的传统。不是因为你是炎黄子孙，所以你不能杀人，而是因为你是人，所以你不能杀人。我认为，这种理想的前提是，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不是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的问题。感慨来说，我觉得刘再复教授刚才的话特别精彩，但是有一点后现代所批评的本质主义，或元初主义的倾向，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误会你的意思，那我就道歉了！
刘再复教授：刚才梦阳兄、张琢兄、加加美教授、田稻毅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思考。我的研究也是提出问题，提供大家讨论。很多问题还得再思索，比如说张琢兄提到的毛泽东究竟是尚文还是尚武的问题，我在香港和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们中国原有“尚文”的传统，但后来不“尚文”了，“不爱红装爱武装”，很“尚武”的，也提出了这些问题。毛泽东“尚文”还是“尚武”？从个人的趣味、风格眼，很难说明问题，但从他的思想系统和整个行为模式看，则可以看到他虽富文采，却很“尚武”。他把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中的“武装斗争”当成最大法宝；把暴力革命描述成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人类历史描述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才是他的重心。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对历史做出如此定义，说明他非常崇尚斗争。我在批评《水滸传》的时候，肯定宋江在整个农民革命的历史上，创造了另一种游戏规则。主张妥协，主张谈判，就是要阶级调和、阶级谈判。这东西好不好？是值得讨论的，但毛泽东发动全国批《水滸传》，关键是他认为“《水滸传》好就好在投降”，就是要批判宋江的游戏规则。但是，我认为今天观念上要有所变换，我认为宋江的思路，通过谈判、妥协的办法解决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这种思路很宝贵。在农民革命这个小传统中竟然出现宋江这种「和」的思想，这种不武斗到底，不革命到底的思路，是不是可以有所肯定？后来中国很大的问题是把革命彻底化了。总是认为革命还不够彻底，然后就再革命、不断革命，如鲁迅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太彻底了，连我们这种一个月领五十六块钱工资的人也成了小资產阶级。宋江创造了另外一种规则，就是要“和”。这里我顺便讲一下两个大概念的区别：“侠”与“盗”的区别。侠客与强盗都反叛现状，所不同的是侠客反叛胜利之后不佔有；盗则一定要佔有，这是最大的区别。宋江反叛了，但是不想当皇帝，说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是他也不想当皇帝啊。这种不想称帝的精神在中国很缺少。我们今天要开掘这种精神，这一点与毛泽东评判《水滸》的理念很不一样。
另外一点，刚才加加美教授提到的几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如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尚文传统的关係。先不讲民粹主义。以自由主义而言，前边我说的“和而不同”，就有自由主义因素。这个“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尚和”、“非攻”，与“尚兵”、“征伐”相对立；另一个是“和”与“统”这两个大概念的对立，这在中国的文化上非常重要。我们讲的「和」应该是“和而不同”，真正的“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多元的整合，如加加美教授刚才讲的自由主义本来是多元的。多元里面求和，“和”有多元的基础；而“同”是一元独尊，没有多元基础。“和而不同”最早出现在《国语》中。郑桓公问史伯，周幽王为什么灭亡，史伯回答说：“去和而取同。”后来，孔子发展了这个思想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者差别很大。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是“和而不同”的，是尊重不同观点的“和”，这才是最宝贵的。我非常欣赏、尊敬蔡元培先生，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最缺少的是蔡元培先生这种人。他的精神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不管你是陈独秀，还是辜鸿铭，还是鲁迅，立场不同不要紧。重要的是一概尊重，“兼容并包”。这是很伟大的思想，是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二十世纪我们不是缺少文化知识，而是缺少这种文化情怀。蔡元培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是索隐派，他的方法我不赞成，但是他给另一个索隐派作者作序时有四个字，大家不太注意，即“多歧为贵”，很多分歧才是宝贵的。“多歧”，就是“不同”，“不同”而和才可贵，所以说，“和为贵”还不够，“多歧”而“和”才宝贵。加加美教授重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今天，我们讲“尚和”，应该讲到这个层面，这个哲学层面，“和”、“同”关係的层面。如果“和而不同”哲学成立了。我们在处理如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关係，处理中国与日本的关係时，可能就会更宽容一点地讨论问题，更冷静一点地讨论问题。
另外，刚才田稻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就是关于本质化的问题。对于本质化，我做过很多批评，本质化其实就是简单化。所以我在阐释的时候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文科学如何成为可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价值判断、没有东方与西方的比较行不行？没有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行不行？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反对本质主义是有道理的，但反过头了，变成什么都是相对的，无所谓尚文尚武，不承认一个人一个民族确有某些本质特点、某些根本倾向，连整天讲“武装斗争”也说是“尚文”，这就离科学很远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成为可能，不能没有参照系。中国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当局者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要有一个参照系。不参照西方的大历史，大征服的历史，就看不清中国“尚文”的传统；没看十字军的东征作参照系，我们就不了解中国缺少“绝对神”的旗帜。二十年前我在中国就讲系统论，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个大系统，西方宗教也是个大系统。大系统中包含许多小系统，母系统中包含许多子系统。处于不同的子系统，就带有不同的系统质。例如中国文化这一母系统、总系统里面就包含民族子系统、满民族子系统、蒙古民族子系统。我讲中国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指汉民族文化，不是藏文化，也不是蒙文化。蒙古作为游牧民族，钱穆先生认为游牧民族是向外征服的，所以形成了成吉思汗的这种征服的状况，这与汉民族是不同的。此外，满民族子系统与汉民族子系统也是不同的。还有就是对西方宗教的看法，西方宗教的母系统、大系统里面会有很多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旧约》与《新约》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今天讲到的“尚柔”、“尚和”是和《旧约》非常不一样的，《旧约》“尚火”，与我国《道德经》的“尚永”，显然不同。我常对朋友讲，我喜欢孤独的上帝，不喜欢有组织的上帝，或者说喜欢孤独的基督，不喜欢有组织的基督。有组织的基督会打基督的旗号做一些违背基督精神的行为，包括侵略行为。「绝对神」的观念一定会有排他性，不应当掩盖它的弱点。正视弱点，不是否定基督教，更不是否定西方文化。这个解释对不对可以考虑。
张梦阳教授：我再说一点。确实是真理愈辩愈明，这个讨论是愈来愈明确了。我觉得思辨首先应辩清概念，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下张琢兄讲的毛泽东是“尚文”还是“尚武”的问题，他是“以文御武”。毛泽东“以文御武”的“文”字和刘再复先生讲的“尚文”精神不是一个概念。毛泽东“以文御武”，实际上是以一种谋略的手段来把那些元帅和将军制伏住，然后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所以还是“尚武”的。那希特勒是“尚文”还是“尚武”呢？希特勒是法西斯军事首领，但是他也有戈培尔那样的宣传家，所以。我讲的余杰先生一提出毛泽东的事情马上就被“绞刑”，就是毛泽东的思维模式。他（毛泽东）的灵魂在中国远未被认清，还按照他的模式去干。当然，我也不同意余杰的观点，我同意刘再复先生“和而不同”的观点。就是将来中国真的民主化的话，毛泽东这种人也应该允许他存在，也别把毛泽东给消灭了。
同学：今天有机会听刘老师的演讲非常高兴。我们在八○年代就非常喜欢刘老师的文章。刘老师主持《文学评论》以后，面貌一新，我们都受到很大的鼓舞。那时候，我们对刘老师的知识、学问、魄力都非常地敬仰。经过天安门事件，我们又有幸一睹刘再复先生作为大知识分子的人格，更增加了对刘再复先生的尊敬。所以，非常希望知道，在天安门事件的前后及您的情况，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刘再复教授：我出国以后，心态非常自由，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我认为只有这样，人才能保持天真天籟。所以，我拒绝世故。任何问题，都可以诚实地谈一谈，特别是与一些非常诚恳的朋友，更可以无所不谈，但是，我不愿意太多地谈论政治，即使触及政治，也只愿意从文化层面上看。从文化的层面上讲，“六四”带给我生命历程一个大的转折。王蒙写的一篇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中说：“我现在要保护两个人，一个是李泽厚，一个是刘再复，他们两个是真正做学问的，这次被捲入政治，也不能随便点他们的名。”我相信胡乔木的话代表故国对我的理解。事件过去了，外在的评价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表述我个人的真实自由的声音，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生命的转折点上，给我带来一个东西，就是逃亡。逃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人认为不好，但我认为非常好。我的朋友高行健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要高举逃亡的旗帜，拒绝政治投入，只有逃亡，才有自由。”我们逃亡不是政治上的反叛，而是为了自救。“六四”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八岁了，如果不赶紧赢得时间，赢得自由时间、自由心态，那将一事无成。我们过去太多的生命消耗在政治当中，只有逃亡，赢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才能充分表述，才能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所以，逃亡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是第一层意义。第二层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进入文学状态。我在二○○○年出过一本书，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的书，题目是《论高行健状态》。当时，高行健作为我的朋友，他得奖我很高兴，很多记者、很多朋友要我写文章来谈高行健，我说我要讲高行健，四个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就是他的“文学状态”。在中国大陆的作家里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学状态”，但是高行健非常明确，“文学状态”就是一种非政治的状态、非集团的状态、非主义的状态，也是非市场的状态。也是极端孤独的状态。文学状态与非文学状态是可以分清的，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薛宝釵，林黛玉是文学状态；薛宝釵就不是文学状态。林黛玉是天真的、孤独的，没有世故的；薛宝釵却是世故的。什么叫世故，世故即不是从内心里面说话，不是内心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薛宝釵是看关係来说话的，对贾宝玉这么说话，对王夫人那么说话，比如金釧是王夫人打使她跳井死了，王夫人自己整天念佛，非常紧张，找薛宝釵谈谈，薛宝釵就安慰她说，你不要烦恼了，阿姨，说不定是金釧不小心掉到井里去的。她是看关係来讲话的，是世故的状态。文学状态一定是率真的、孤独的、非功利的、非功名的状态。我和高行健聊天时，常常爱说一种生存的状态，“山顶独立，海底自行”的状态。从一个比较高远的层面上说，“六四”这么一个历史运动使我赢得“山顶独立，海底自行”，也可以说，“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状态。这是没有想到的。当然，“六四”中死去的亡灵的眼睛老是看着我，我心中总是感到不安，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良同学：我是ICCS博士二年级的学生，我叫张良。我是研究经济的，对刘再复老师今天讲的是大开眼界，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尚文”、“尚武”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尚文”、“尚武”？如果我们不讲究这个条件的话，去“尚文”或者“尚武”，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您在第三条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春秋战国发生了长年的战争，战争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大的思想家，大的思想家之后就把这些诸侯的贵族文化给消灭了，之后出现了科举。贵族文化的消灭与科举制度的兴起强化了“尚文”的文化。但是，如果没有春秋战国的长年战争，把诸侯全部消灭掉的话，会不会把这种贵族文化给消灭掉？会不会出现科举制度？也就是说，这种战争，这种“尚武”是不是为“尚文”提供了条件？它们是不是绝对的？我觉得“尚文”、“尚武”是不是要讲在什么条件下去“尚文”，在什么条件下去“尚武”，这是否有必要？请您回答！
刘再复教授：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讲“尚文”传统，有价值判断，还有理想性，理想能不能实现，是个问题。不仅是现在你提问，鲁迅先生当年也怀疑，他说中国的“王道”实际上一直没有实现过。有篇文章谈“王道”与“霸道”，认为“王道”与“霸道”是两兄弟，就是说中国统治者表面上谈“王道”，但实际上又与“霸道”结合起来。真正的“王道”社会很难实现，只是一个理想，甚至是个乌托邦。我今天所讲的历史精神，也是一种人文理想。尽管真正“王道”不容易实现，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尚文”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坐标。有这个道德标尺在，就像有个镜子在，可以照照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可以观照过去与今天的统治者，一旦统治者使用武力，而且使用非常残酷的手段伤害人民，那么他们可能要感到不安，要说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道德标尺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丢掉这个道德标尺。谈“尚文”传统，除了描述历史事实之外，还可树立个道德标尺，道德底线。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做。我讲《山海经》，讲中国文学的原始精神，就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没有条件也要去争取。
谢谢大家！
加加美教授：谢谢刘再复教授！
发言整理：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朱辉宇，修改稿整理：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涂明君
“尚文”传统的要点（演讲提纲）
（1）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海战失败后：其知识分子反省国家“积弱”（由强变弱）的原因。梁启超开始批评中国的尚文传统，倡导“斯巴达”尚武精神。这之后，关于中国是否有一个“尚文”传统？如何评价这个传统？如何实现这一传统的现代转化等问题便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大课题。关于这个问题，我首先认同钱穆先生的理念，确认中国有一个尚文大传统，确认中国的立国精神和民族心理有一种崇尚文明、追求和平的大路向。在人类世界数千年的历史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国精神并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大传统，这就是“尚武”精神传统与“尚文”精神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道破了由欧洲与中国所呈现的这两种差别巨大的政治文化路向：一是起始于马其顿（亚历山大），中经罗马帝国，后又產生拿破崙的依仗武力向外扩张、向外征服土地的路向；一是起始中国秦汉的以文治国、崇尚文化、重在征服人心的路向。
（2）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的文治制度始于秦而成熟于两汉。此时，中国结束春秋战国的前封建时代进入统一帝国的后封建时代，在政治上由郡县制（中央政府派出文官统治各地）代替分封制（分土封侯的贵族统治）。在统一的王权下，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尚武精神逐步失去社会基础。贵族制度的过早崩溃，使“尚文”获得政治前提。
中国的“尚文”传统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中由科举制度得到强化。通过科举选拔官员、选拔人才，使社会崇尚读书、崇尚文化。中国的宋、明、清虽有武举，但武举人并非排兵布阵的将才，从未被社会所敬重。清朝从康熙到乾隆，都深知汉民族崇尚文化，认读书人为上，所以他们以文治国，赢得长期的和平（康、乾两帝就有一百多年的和平）。元朝统治者则迷信马背上的功夫，不知文化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极低，统治中国三十年后才恢复科举，有名无实，结果统治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朱元璋知道中国人尚文的文化心理，提出“驱除韃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后来也沿用此口号），意思是说：蒙古人是没有文化的蛮子，应当滚蛋。这种口号最能打动具有尚文心理的中国人。
（3）从思想层面上说，中国的“尚文”传统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成熟。春秋数百年，几十个小国相互征战，你吞我併，到了战国后期剩下七国争雄。面对长期战乱，当时的主要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等，均对战争进行了总反省。“不争”（和平）成为诸子思考讨论的总主题。老子提倡不争之德（“圣人之德，为而不争”），断言“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孔子讲“仁爱”、“和为贵”；墨子讲“兼爱”、“非攻”；孟子、荀子提倡以德怀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说法不同，思想有所差异，但大思路都是尚和（和平）、尚合（文化凝聚、人心凝聚）、尚自然（反对权力意志）、尚仁义（忧虑的中心是民本的灾难，不是国家君王的荣耀）。这些大思路便匯合成中国尚文的伟大传统。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先秦中国这些思想家所作的事是反战为和的扭转乾坤的事，他们面对的是几百年的残酷的兼併战争，但他们却从不同思路及时地作了一次大反省。从人类历史上看，他们反省的特点，一是很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就已完成；二是很成熟，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感到其中许多思想是后来者一直无法到达的高度。例如孟子把“不忍之心”视为人与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从潜意识层面开掘生命的善端，发掘“和”的人性本源，就非常深刻。孟子提倡“王道”，虽然历代帝王常常未能真正做到，甚至带有乌托邦性质，但是他毕竟提出一种治国的道德坐标。而老子的“胜而不美”、“战胜，以丧礼处之”的思想更是比產生于罗马的“凯旋门文化”高出千百倍。胜利不但不庆功，还以哀伤的态度对待流血死亡，这才是彻底的人道理念。老子的思想，可说是两千多年前人类世界的精神制高点。先秦诸子的成就说明，只有在可以充分自由表达的政治环境中，原创性与预见性的思想才会成为可能。
（4）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说，中国也有“尚和”的长期的历史积淀。钱穆先生曾讲一典型例子，他说：罗马有圆剧场，亦为言罗马建筑艺术及罗马文化者所称道。然至于剧场中以活人与猛兽相搏斗，乃至于数百千角斗士表演节目，相互屠杀，断肢决胸之惨象，为当时罗马贵族一赏心乐事；则并不能与其坚固石料所建造之剧场同样保存流传，以迄于今。中国当战国时，王国宫廷亦有剑士比武之游艺，如庄子《说剑篇》所记载。汉代亦有猛兽之囿，如汉文帝之入虎圈；亦有因犯罪而使人进行格斗之罚，如竇太后使辕固生入圈刺彘。然此不为中国人所喜，因此并不能继续进展，而有罗马剧场之伟大创建。当时在罗马斗兽场观赏欢呼的，除了罗马的执政官、元老、议员、民眾之外，甚至还有基督徒。这种崇尚武力的心理，在中国人看来乃是变态心理。
（5）从宗教层面上说，中国的“尚和”也有其基础。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绝对神”的观念。孔子所说“祭神如神在”，是“相对神”理念，神只是形而上假设。外来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也没有“绝对神”观念，即可容纳其他宗教共生共存。西方基督教虽有博爱慈悲之心，但有“绝对神”的观念，因此有组织的激进门徒只能把爱施以服从神的土地和生命，对于不服从、不低头者，则施以压力，这便导致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事件。具有博爱教义的宗教却发生过武力讨伐的战争，其原因就是神的绝对化。中国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而且是只有一个世界（人的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因此，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谐只能在天堂里实现，而中国则谋求在人间秩序中实现。
（6）从地理自然条件的层面上说，中国的农业文化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和平立国的方向。钱穆先生把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三大类型：游牧文化、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游牧民族本身资源不足，冬天更是缺乏水与草，不能不向外扩张；以商业文化为中心的国家，如希腊，也因为自身资源不足又有航行的方便而向外征服。唯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自身有大河流灌溉，有广阔的可耕土地和适当的气候，可以自满自足，不必向外扩张土地，因而也崇尚和平。
（7）钱穆先生在阐释中国文化历史的时候，採取极为温馨的“同情理解”态度，但也由此在肯定阳面文化——大传统时，忽视阴面文化——小传统。其实，在尚文尚和大传统之下，中国还有一个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政权争端、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小传统。这就是农民战争、农民革命的传统。以往把这一小传统描述为历史的主脉甚至是历史的全部是错误的。暴力革命只是历史的一些瞬间，但它确实非常惨烈，造反者与统治者双方的杀虐性都发挥到极致。农民革命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替天行道”名义下把一切残暴手段视为天经地义却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并形成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创伤。“告别革命”的命题，便是告别以暴力手段解决阶级衝突的小传统，开掘“尚文”大传统的资源，寻求民族内部和谐的大思路。
（8）梁启超等反省中国“积弱”的原因，认为中国败在不知“天演论”（进化论）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道理，只知“尚文”，不知“尚武”精神，缺少“斯巴达”的强悍尚武精神。梁启超面对国家的危难，为了激发民气，其激烈言论可以理解，但他在亡国阴影刺激下的反省，其结论却是片面的。他没有看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关键是十五、十六世纪中晚明时期未能及时抓住西方贸易文明、工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历史机会。当时的朝廷没有大眼光，不了解工商、贸易文明将给中国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文化，从而“积弱”二、三百年。明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打击了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堵塞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内部，这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次大失误，也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开端。（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说：“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即所谓资本主义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这更给明代史一种特殊的意义。”）
（9）面对中国的历史传统，重要的是开掘其资源，对它作出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今天中国的人文思想者，急需做的是打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气脉，以及打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气脉。以“打通”的思路代替“打倒”的思路，肯定“五四”创造新文化的功勋，又告别其“推倒”的革命态度。尚和的品格，应把“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是多元整合，“同”是一元独尊，真正的“和”是尊重不同理念的“和”）推向古今，推向中西，寻求古今文化之和，中西文化之和，即寻求有益于共同生存发展的普世价值，不争以何者为中心，不争以何者为镜。在政治层面上，尚文尚和的现代内容则是告别革命方式，以平等对话（谈判妥协）、你活我也活的双向思维取代独断对抗、你死我活的单向思维，以阶级调和、民族调和的思路代替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思路。把时代的重心、历史的平台切实地从战场转向谈判桌，从而使中国的二十一世纪成为没有飢饿、没有革命、没有内战的世纪。
二○○五年四—五月　香港城市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