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现代创新必须和历史传统相统一——探析费正清的东亚与中国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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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创新必须和历史传统相统一——探析费正清的东亚与中国发展观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4-09 08:20:00 ] 作者：何爱国 编辑：studa9n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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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张：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必须承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中国的现代化自有其内部的动力。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从中受益。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虽然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费正清的历史主义现代化观清楚地表明：他既不同意割裂历史传统的现代化，但也不赞成固守历史传统的反现代化，而是主张一种从历史传统受益的新现代化。这给我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历史传统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历史学家，世界著名的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1959——1972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体验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对现代化过程有着深邃的历史洞见。[2]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经验，他认为，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才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够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3]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作如是观。“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4]历史的悠远沉重、人口的“内向爆炸”和文化经济的先进，造就了一个“高度平衡的发展圈套”，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够先破后立。”[5]中国至今仍然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早在19世纪就已经处于领先地位。[6]但也必须承认中国在科学和民族主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不可否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7]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中国曾经学习过英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现代化经验，但发现它们并不很适合中国，甚至使中国走了更多的弯路，反而拖滞了中国的发展。“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8]因此，费正清主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
一、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地理东亚、种族东亚与文化东亚
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费正清认为，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
费正清指出了“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9]
虽然费正清使用的“东亚”概念主要是“文化东亚”，但与“地理东亚”与“种族东亚”不无关联，“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其实也可以视为“东亚”概念的三个层次，它们是不能割裂的。而且费正清的“东亚”概念是从历史视角总结出来的，因而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当然“动态东亚”的概念是有地理限度的。
二、为什么欧洲能够内发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10]费正清不同意所谓的“中国停滞”论[11]，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论断，它只适合或主要适用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或许也适于家庭制度，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却已大谬不然了。”[12]费正清从人口、农业、手工业、贸易等方面作了评估，指出：“广袤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13]但令费正清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因而，费正清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14]
根据费正清的判断，“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能够提高它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度平衡的圈套’”。[15]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致阻碍了工业发展投资。这个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16]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这个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在一个包揽全局的总体中，充满各个地方不同的差异。“它在物质生产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历史创造的形态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统治阶级统一起来。”[17]
费正清除了在总体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外，还具体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当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的形成原因或具体表现。
第一，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未受到官方的鼓励。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
第二，与1800年前后的欧洲相比较，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能够自给自足。
第三，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
第四，19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中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阙如。
第五，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明的显著差距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者他们的敌手”；“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做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18]但在人口内向爆炸的农业中国，“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即“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过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19]
第六，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
第七，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经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中国官场充满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使皇帝本人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更像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八，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世纪中期清朝官场沆瀣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帑民财。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保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痼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入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旧中国各阶层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缙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20]
社会结构有三个层次，变化最慢的层次是文化，中间是制度，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21]。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中国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22]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迟钝、举步维艰”的原因：“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 [23]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24]
三、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发展为“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从商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其加速。无论是商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抑或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嬗变，独立的创业力量——资产阶级或企业家是其关键性的内变动力。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独立的创业力量呢？”[25]费正清分析了以下六点原因。
第一，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反“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设定？费正清认为是：“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造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26]费正清的解释是有历史根据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不向欧洲一样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呢？当然，费正清有他的文化解释。
第二，在中国，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单方面办不成的事，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银行家、掮客以及各式各样的没，买卖人就成为一个从属于官僚的阶级。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投资。中国的行会组织是特别软弱无力的。“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比（产生）独立的商业资本家来得容易。”[27]
第三，在中国，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而不是生产上，更不是工业生产上。因为那样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息，也更加安全可靠。借给农民的短期贷款比长期工业贷款能够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资到工业生产上去的推动力在中国不如美国那样大”。[28]
第四，在中国，农村信贷实行不起来，因为农民比较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依赖就近各处的短期收购。同样，政府也多半依赖实物征税并以谷物支薪。此外，政府还可以随意支配不付工资的徭役。[29]
第五，中国旧的货币制度本身极其复杂，因为那是银钱兼用的复本位制度。要使一种硬币保持固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而历来中国政府很少有不铸造劣质铜币的。“这种效率极差的币制之所以能够容许存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阶级在钱的问题上玩弄花招，而对他们并无多大妨碍。”[30]
第六，在中国，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废弃了，政府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经营工商业不可靠），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士绅与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够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31]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 [32]
四、中国现代化的限制：与美国的比较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费正清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向美国趋同，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33]他从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对中美现代化的起点做了比较，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了美国完全不存在的条件的深刻制约，而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以这些制约条件为基础，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比美国艰难得多。
第一，从自然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倾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美国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在过去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美国是一大差距。
第二，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在同一个地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因而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美国则完全不然。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由转移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一个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美国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美国发明了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赶上去。
第三，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陆文化与农业文明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着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现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作用。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而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欧洲有着浓郁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传统，并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移民文化。如腓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迦太基的敌对者，都是深受海洋影响的商业文化。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向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成了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为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飘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来填充它。中国内向爆炸的方式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土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以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中国的人口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如集权和关系结体的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儒家与诸子百家其实都认为：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政治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够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的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从7——12世纪，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分外强烈。[34]美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不同，它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统。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35]，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36]另外，“美国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37]总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38]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要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费正清指出，“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中国人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他深信，“由于中国人陷入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39]
五、为什么日本能够迅速适应并追赶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罗斯。这究竟是为什么？
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方面找到原因”[40]。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费正清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并未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费正清从三方面做了说明。
第一，起初，西方对中国和日本都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经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世纪60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
第二，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第三，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后则依然故我。概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的稳定和自足，即使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均水乳交融在一起相辅相成。其结果，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做出的回应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现代化。于是新生事物一概受到排斥。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41]
总之，费正清认为，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美国）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42]
六、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
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管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费正清主要从政府的无能、制度的缺陷、官员的保守和自私、变革思想（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国主义或富国主义）思想的缺乏等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清政府手中，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和政策制定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经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和调控可言。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第二，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年曾国藩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国藩虽然提倡洋务，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窍不通。19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够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时这些人却因为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与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然显得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第三，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43]
七、中国现代化的优势和劣势：与日本的比较
“中国变革力量十分薄弱，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造成的。”[44]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45]。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费正清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46]，而中国的“天下”和“大一统”观念却是一大障碍。“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47]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滞缓源于日本所没有的种种限制。
第一，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
第二，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作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
第三，战略上，中国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袤的内地。
第四，内地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第五，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主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
第六，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的历史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乞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物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统一，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入。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恪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要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物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佣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48]
八、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
实际上，中国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所承认。”费正清推断：“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是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49]
但不管怎样，在1898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50]。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90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日本有解不开的关联。费正清强调：“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51]；而且“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52]。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世纪的英国、1915年至1949年的美国，或者50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临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啬
九、台湾现代化成功的启示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
二战结束时，台湾岛的农业占主导地位，到了1988年，台湾被改造成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工业化地区。台湾人口也从1950年时的大约800万上升到1988年的约2000万。国民总产值则从1945年的极低水平跃居1960年的81亿美元，1986年更达到726亿美元。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95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820美元，后者是中国大陆的10倍。80年代，台湾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经济增长是从农业开始的。日本人已经铲除了不在地主，1949年以后台湾政府决心将佃农制度也一起消灭。台湾当局同样鼓励农民成立农会（这种日占时期的组织形式得以保存下来），推广农业科技教育，新种子和化肥的使用，以及农村手工艺产品的制造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在一些主要方面，这场改革和战后的日本改革不无相似之处：来自大陆移民政府和美国占领军同属外来力量；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权；它与当地利益攸关；它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稳定、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个目标达到了。整个50年代台湾农业始终大步前进。台湾的制造业直到50年代以前还是满目疮痍。最初当局的政策是稳定局面，不久，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当局目标遂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四年计划实施为标志。几十家以前由日本人创办、后来在1945年被政府没受的企业开始转让给私人企业家。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对台湾来说）如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也已起步。50年代晚期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增长点大多集中在为台湾消费者提供日用品的轻工业。60年代中，出口工业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政府取消控制并欢迎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大量涌入。外国企业可利用当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台湾劳动力也从中学到了新技术。60年代新兴工业的中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刺激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情况和朝鲜战争促使日本经济快速恢复一样。新兴工业城市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但即便如此，直到7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还是求大于供。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工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化，钢铁和化工工业就此发展起来。80年代涌现了新的工业大潮，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制造和军事装备。
费正清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几个方面：日本占领期殖民当局的遗泽，包括日本在地方秩序、公共卫生、铁路交通、识字教育（但没有发展高等教育）、提高生产、建立农民协会等方面的成绩[55]；台湾人民的工作能力；掌握技术和受教育程度教高的大陆移民的涌入；国民党扶助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民党的自我改造；美国对它的援助（包括投资和技术援助）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方式；向它开放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消费了台湾出口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例如50——60年代的冷战。[56]
台湾内外的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台湾的政治前途成为高悬在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费正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惟一出路在于：中国（大陆）拥有主权，而台湾地区实现自治，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费正清分析了必须这样做的五点理由：
第一，从法律程序来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中国看来，是继承了帝国主义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1945在日本的控制之下，1950年以后，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中国的一项原则。台湾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二，从民族感情来说，除了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来自大洋彼岸与中国有着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57]
第三，从事实关系来看，“很清楚，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独立于大陆之外，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端时间。”这是因为：“除北京以外，还有许多方面对台湾感兴趣，其中包括台湾本土的中国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美国公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许都会同情台湾中国人要求自治的要求。”[58]作为海洋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经变得不大容易为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何况，美国也“无力使台湾回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59]
第四，从战略利益争夺来说，“日本和美国在台湾有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预测，日本在台利益会与日俱增，而美国在台利益会相对减弱。”[60]费正清认为，由于美国同台湾的长期合作，在道义上“我们颇有责任使它维持下去”。对国民党政府约半个世纪的承认以及对台湾岛的支持，产生了思维的延续性和不能摆脱或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友谊的纽带。“台湾社会毕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在通过贸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径，“同我们越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相同的观念和宪法机构，破坏这种关系既不可行也不人道。”[61]但是“台湾独立不仅会使北京和华盛顿的和解恶化，而且也是对北京的公然挑衅，对此，北京绝不会漠然处之。”[62]而“放弃同大约占世界人口1/4的人民进行交往，是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个政府具有核威慑力。没有北京——华盛顿的合作，人类未来的和平将难以保证。”[63]
第五，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在台湾海峡，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与美国的第七舰队抗衡，因此，中国不能用武力实现对台湾的要求，而只能用强硬的措辞表达其强烈愿望，有时还不得不承认或谴责一些不合人意的状况。”[64]
鉴于以上五点，费正清强调：“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指中央力量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费正清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只要台湾自治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况下，是会被接受和容忍的。但是费正清也警告说，虽然中国从来都不是积极主动的扩张主义者，但是，如果台湾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的、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65]
十、为什么没有任何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发展的模式？
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66]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后借鉴了英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的经验，但中国最终却放弃了照搬他们模式的企图。
理由是简单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67]“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68]
中国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的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据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69]无论是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还是“温和主义者”，他们尽管认同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认同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主义文化。[70]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须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71]
虽然“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典籍的海洋里，寻找将来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72]但“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73]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经验，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74]
十一、海洋中国：中国现代化的契机和样板
费正清认为中国概念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这就是“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费正清认为“大陆中国”需要转化，而“海洋中国”充满活力，他对“海洋中国”寄于期望。费正清的“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概念既是地理和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意义上的。
关于“大陆中国”的概念，费正清基本上认同为“农业中国”或“农民中国”。他认为：大陆中国很古老，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着悠久的内倾传统，在现代化的征途上屡遭挫折。“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75]
“海洋中国”虽然比较年轻，但也是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和贸易的开放的中国。费正清认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经近2000年了。在最近的1000年里，他们流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中国人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航行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上了。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循着中国人开辟的贸易航线进入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海洋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认识。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海洋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虽然发展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削弱了，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力量发展的一部分。[76]
费正清强调，“海洋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私人企业是基本成分，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据主导地位。”[77]
海洋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费正清分析了两点原因：其一，海外殖民地对统治中国大陆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民族的威胁；其二，中国一直信奉孔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该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78]
今天，“海洋中国”已经成熟，费正清认为它现在包括了香港、台湾、新加坡共和国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裔，他们将其忠诚奉献给了新独立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地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经济成功之路，与日本、韩国和那些具有孔子伦理背景的东亚国家相似。”海洋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预示着沿海地区将联合起来加入到国际贸易社会中来”。“这是一次比大陆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更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革命”[79]。
结语：中国现代化展望：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
“1800以来的中国，不仅在物质技术的现代化水平方面，而且在底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成长和变化。”[80]但是，“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81]，有时内部抑制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82]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够先破后立。”[83]
“中国对苏联模式和领导方式的借用差不多延续了10年，这是不足为怪的。”[84]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经验。他成长于斯的半殖民地中国看上去的确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85]毛泽东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则始终不会改变。同非共产主义世界建立经济关系并不牢靠，于是他要求中国自力更生以求经济自给，但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滞缓。[86]费正清强调，中国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是牺牲农业，把重点首先放在重工业上，这在中国是不能照办的，因为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另外，中国规模庞大的人口和资源的比例也不允许。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它已经是一个有相当程度的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人口和资源的比例比中国有利得多。[87]在后毛泽东时代，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呈现在中国面前。改革和经济现实主义的大潮席卷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最终也都受到了影响。而中国周边的东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发展起资本主义，它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准迅速得到提高。所以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希望通过发展外贸和投资来搞活经济。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些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则崇尚实用。“它的社会主义是可取的，因为总的说来，日常生活趋向于集体和群体，而不是趋向于个人。”[88]
“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中国的现代化自有其内部的动力。“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89]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做到“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90]。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从中受益。[91]古今中外各方因素的重要性会因时因事而异。观照中国当代历史，现代化与历史传统共存的现象无处不在。
第一，在经济改革方面，毛泽东所要求的地方经济自给不得不与全国统一规划的要求相妥协；中央控制不得不与市场力量并用；在计划经济边上不得不发展私人企业。
第二，在社会生活方面，妇女和青年的解放受到旧观念和新情况的制约。工作单位与家庭争夺对个人的指导权，而集团的要求不得不与个人消费观竞争。
第三，在政治上也可见到同类旧价值与新实践的摩擦。考试制度的恢复加强了旧的施政观念，当权者可以再次使用培养的人才实现统治。邓小平改革的耐心和踏实作风使人想起旧时士大夫关心民生、解民忧患的治国传统，而现在的目标依旧是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人道的社会。但这需要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92]
“此时在中国土地上成形的新型国家和社会今后还会使我们为它的革新而惊喜”。当然，“明显的倒退也可能使我们惊骇”。鉴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虽然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中国和美国在生态人口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如社会结构、政治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是如此巨大，要使这两种文化实现同化是无法做到的。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93]
继续保持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并努力地向它们学习，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晚清末期中国的发展就是因为迟迟不愿接受外洋思想、外国贸易和技术，以致落后的。”[94]“日本、俄罗斯甚至韩国，都是靠向外国学习实现了现代化。”[95]保持健康、开放的现代社会心态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费正清仍然认为，中国还面临着社会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使农民更充分地进入到国家活动中去。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政治的目的是避免叛乱；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发挥作用；经济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96]
“展望未来，一些专家预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很快像近年来的日本一样，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在世界市场上以廉价商品同我们竞争。”[97]这样想来，中国最终会向美国提供工业用品，而美国则只向他们出售农产品。但中国真能成为另一个日本吗？“这种想法可能仍然是一个美梦，即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同中国预计可以进行巨额贸易。但这种梦想从未成为现实。也许延误中国现代化同样的困难[98]，将继续减缓中国的进步。”[99]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100]费正清的历史主义现代化观清楚地表明：他既不同意割裂历史传统的现代化，但也不赞成固守历史传统的反现代化，而是主张一种从历史传统受益的新现代化。这给我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1] 朱政惠教授认为：费正清的中国学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难以移易的学术地位”，因此“毫无疑问，要了解现代海外中国学，当研究美国中国学；要把握美国中国学，不妨可以多研究费正清中国学。”参考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51页。
[2] 关于费正清的学术贡献和学术特点，参考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51页；或《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本文专论费正清中国学中关于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方面的研究。
[3] 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5]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6]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导言5——6页。
[7]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8]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9] 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0]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1] 费正清说：“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纪毫无变化的世界早期帝国的残存实例，事实恰恰相反。”见[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2]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3] 费正清不无讽刺地指出：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已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以致可以避开或缓期进行“现代化”。我们只能再次断言：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14] 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15]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6]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7]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1页。
[18]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9]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0]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302页。
[21] 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页。
[22] 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页。
[23]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24]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25]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6]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7]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8页。
[28]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29]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30]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31] 参考[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
[32]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33]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34]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35] 费正清观察到，由于中国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团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国人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从个人行为方面来说，儒家强调的是责任，而西方人强调的是权利。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36]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37]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38]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9]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40]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
[41]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354页。
[42]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43]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386页。
[44]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45]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46]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47]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48]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49页。
[49]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50]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51]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5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53]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5页。
[54]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6页。
[55] 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56] 以上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8——579页；[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57]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58]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59]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60]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61]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62]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63]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64]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65]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63页。
[66]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67]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68]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69]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70]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71] 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72]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73] 费正清区别了个人主义和人权思想，并对中国关于“个人”的观念作了历史的检讨。他认为，在基督教和罗马法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不死的灵魂和自由的权利之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特有的通过仁慈行为达到仁政的传统。孔子的道德观强调人的责任而非权利，并把它视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粘合剂，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个贬义词。事实上，虽然世界共同信奉人权思想，但它却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中国的个人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国家和社会联系的。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74]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75]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76]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5页。
[77]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5页。
[78]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79]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80]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81] 费正清观察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反复出现，并分析了原因。他说，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攻击并摧毁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一直是毛泽东的使命。但他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流毒仍然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对于一个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来说，主要祸患是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但革命理想不会泯灭，中国有悠久的儒家改革的传统，而且不断地与官僚主义和特权做着不懈的斗争。参见[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43页。
[82]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83]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84]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3页。
[85]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3页。
[86] 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3页。
[87] 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9页。
[88]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
[89]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90]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页。
[91] 费正清预测：“也许，自我修养的儒家传统仍然能够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见[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9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页。
[93] 参考[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655页。
[94]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95]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96] 参考[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页。
[97]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2页。
[98] 费正清感言：“老的‘封建’价值和腐败的积习仍根深蒂固地嵌在中国社会中”。见[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99] 参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2页。
[100]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