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锦麟：“留有余地”的断想絮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30:46
“留有余地”的断想絮语
杨锦麟
“留有余地”是中华文化一个传统哲学理念。诸子百家或其后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他们流传百世的阐述里，“留有余地”理念，几乎可以是顺手拈来。无论浩瀚长篇，还是野史笔记，此类话语俯拾皆是。耳熟能详的“穷寇勿追”，“网开一面”就是一例。诸如“小窗幽记”，“菜根谭”，“围炉夜话”里的警世之语，诸如道家禅宗留传后世论述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老祖宗的博大精深，诸多种种多半是“留有余地”理念的造化与升华。
本期主题围绕“留有余地”而展开，借助微博主动约稿的许洋给出的理由是，在任何一个前景不确定的大环境之下，鼓励提倡一种不极端的节制态度。
果然是煞费苦心的构思。所谓不极端的节制态度，相对于另一端的声色俱厉，如临大敌，应是鲜明的对比。
前景的不确定，并不妨碍我们对改革开放年代的礼赞。毕竟，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人与人之间不再只是为彼此的怀疑和猜忌而活着，思想不再只是强求一味的单一，绝对服从或者不准思考，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法则，权力斗争更多集中在某个圈子，某个层面，不再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所有子民必须陷入的泥淖。
顾准在苦苦“天问”之后得出的结论："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我们对此的历史演变轨迹实在是太熟悉了。于是，我们或许会选择渐进，温和，坚定而不迟疑的改革或改良的过程。不流血的革命，最基本的前提是摈弃暴力，摈弃绝对和极端，是彼此之间的节制。节制，其实就是“留有余地”。
若将“留有余地”的观念放置在当下，就会发现，其实它也是符合和谐社会构建大原则的，只是我们的主流话语总是偏重于渲染“盛世”的灿烂光辉，却有意无意煞费苦心地遮掩了表象光芒之外的阴霾。窃以为，这也是对“留有余地”的另一种诠释。
在精神匮乏，物质短缺的年代，“留有余地”被赋予特点的时代涵义。
长篇累牍的政治说教，无孔不入的斗私批修，触目可见的领袖语录，几乎没有给每个个体预留思想空间，各种挖掘空心思的互相揭批查，对政治斗争对象，无论曾经贵为国家主席，抑或不值一提的卑贱下民，动辄就是“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试问，那时的主旋律是如此声嘶力竭地鼓吹赶尽杀绝，还能给“留有余地” 留下一点点余地吗？ 领袖曾经脍炙人口的诗句“欲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或许因为它颠覆了“留有余地”的传统意念，于是在非常年代里，就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杀无赦”的尚方宝剑了。
往事不必回忆。但那一段岁月的荒谬，事隔数十年之后的蓦然回首，我们总可以从悲剧的旋律里，发现在极端和绝对的斗争状态中，几乎就没有“留有余地”的一点空隙。
很多人说，中共党史上最值得认真检视的是，延安整风的扩大化。高华所著的“红太阳从这里升起”，以大量鲜见的历史史料告诉我们什么叫残酷。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又过一句撕肝裂胆的沉痛话语，“人以左起来，就六亲不认”，初次闻说时，总觉得有些纳闷。却原来他就是扩大化的受害者之一。1949年之后，党内连续数次斗争，每每出现扩大化趋势，每每也给执政党带来诸多惨痛教训，多半是未曾对扩大化错误有彻底反省和总结经验教训，导致产生连锁负面效应所致。在斗争哲学里，是不可能预留“留有余地”空间的。这几乎就是断论。
或曰：“留有余地”是一种姑息和妥协，一种规避与退让，是一种对大时代或者神圣事业的不负责任，其实，这才是最不幸的误解。
吴晓波所著的“吴敬琏传”中，记述了顾准临终前和吴敬琏的一番话语，顾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伺机守时，就是一种绝不浮躁，也绝不丧失自己立场原则的“留有余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保存自己实力，累积自己的知识和准备，才是对大时代以及国家民族前途负责任的表现。至于被批评为“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绝不允许“留有余地“的话语环境中，一般都被视为是“历史边缘人”或意志不坚定者，他们对政治斗争的诡谲，无情和残酷，似乎更多的是退避三舍的态度。援引一段话语如左：
“政治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入主出奴，实难相容，如勉为之，不唯于事无补，枉费精力，且可贾祸，不如埋头研读，追求真理和知识，日就月将，或有所成，即不成亦不致引起重大风波或麻烦，危及事业与生命。” 还以为：“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漩涡中，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高的理想。”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此类话语，显然和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和顾准的“伺机守时”以迎候中华民族的“神武景气”到来的境界相比，尽管所言不能完全否定，或者说就一般而言，或有言之成理依据，但终究顾及个人得失，怜惜自身羽毛，消极面对江湖险恶，政治无情的比重多些，虽然也属于“留有余地”范畴，但境界还是稍显低些。读书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承担，或多见有落差。
不免想起去年十二月初，应邀前往泰山出席岱庙，碧霞祠千年庆典时，与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的一席谈话。我与仁宗权道长一道前往岱庙东郊的御座宾馆，觐见任法融道长时，老爷子兴致勃勃与我谈起东岳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东岳文化有其不可忽略的要义：
通权达变，审时度势，
弃暗投明，匡扶正义；
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解危难黎民与倒悬之际。
我非道家中人，无法参透任道长对东岳文化核心要义所做的归纳，以及老爷子与我传授的苦心。但我也略知，老子所著“道德经”，核心要义有三：一曰慈，二曰俭，三曰未敢为天下先。
所谓慈，指的是对自己及别人要包容，要仁慈，这里面其实已有很丰富的“留有余地”意味； 所谓俭，过去一直以为更多指的是财富用得其所，但其中还包括凡事初心出力，也需要恰到好处，包括喜怒哀乐的情绪宣泄亦需发而皆中节；至于未敢为天下先，按照任法融道长的诠释，并非凸现消极避世理念，而更应侧重理解为通权达变，审时度势之上，未敢而不是畏敢，更不是怯敢，而是在通权达变，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在需要“弃暗投明，匡扶正义”时，方能“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解危难黎民与倒悬之际”，这其实也是任法融道长诠释的东岳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慈，还是俭，抑或是未敢为天下先，对人对己，对天地万物，对凡间俗世，对你所能及和所不能及的，都需秉持“留有余地”的理念。
或会让读者诸君认为，在下的天马行空，人云亦云，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实细细想来，也不无道理。
也曾登门拜访北京白云观道长李信军，茶叙请益，道长对俗尘凡世的纷纷扰扰，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倒是给我八字真言：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免去诸多烦忧懊恼，其实也就是在这八个字上下一点功夫。事来事去之间，把握和拿捏，就是一个度，这个度的标尺，就是恰到好处，就是留有余地。玄机处处，其实道破了，并不神秘，但却是受益无穷的大学问。
任法融道长去年在泰山脚下赠与我的四个字，顷刻浮现于脑海：勤，慎，缓，和。 这四个字和胡适先生论及做学问“勤，谨，缓，和”四字准则或由异曲同工之妙。
“留有余地”既然是相对于极端和全能主义，既然是传统文化的底蕴内涵，应该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转变和转型的不可或缺。
那就请“留有余地”吧！
杨锦麟
“留有余地”是中华文化一个传统哲学理念。诸子百家或其后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他们流传百世的阐述里，“留有余地”理念，几乎可以是顺手拈来。无论浩瀚长篇，还是野史笔记，此类话语俯拾皆是。耳熟能详的“穷寇勿追”，“网开一面”就是一例。诸如“小窗幽记”，“菜根谭”，“围炉夜话”里的警世之语，诸如道家禅宗留传后世论述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老祖宗的博大精深，诸多种种多半是“留有余地”理念的造化与升华。
本期主题围绕“留有余地”而展开，借助微博主动约稿的许洋给出的理由是，在任何一个前景不确定的大环境之下，鼓励提倡一种不极端的节制态度。
果然是煞费苦心的构思。所谓不极端的节制态度，相对于另一端的声色俱厉，如临大敌，应是鲜明的对比。
前景的不确定，并不妨碍我们对改革开放年代的礼赞。毕竟，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人与人之间不再只是为彼此的怀疑和猜忌而活着，思想不再只是强求一味的单一，绝对服从或者不准思考，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法则，权力斗争更多集中在某个圈子，某个层面，不再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所有子民必须陷入的泥淖。
顾准在苦苦“天问”之后得出的结论："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我们对此的历史演变轨迹实在是太熟悉了。于是，我们或许会选择渐进，温和，坚定而不迟疑的改革或改良的过程。不流血的革命，最基本的前提是摈弃暴力，摈弃绝对和极端，是彼此之间的节制。节制，其实就是“留有余地”。
若将“留有余地”的观念放置在当下，就会发现，其实它也是符合和谐社会构建大原则的，只是我们的主流话语总是偏重于渲染“盛世”的灿烂光辉，却有意无意煞费苦心地遮掩了表象光芒之外的阴霾。窃以为，这也是对“留有余地”的另一种诠释。
在精神匮乏，物质短缺的年代，“留有余地”被赋予特点的时代涵义。
长篇累牍的政治说教，无孔不入的斗私批修，触目可见的领袖语录，几乎没有给每个个体预留思想空间，各种挖掘空心思的互相揭批查，对政治斗争对象，无论曾经贵为国家主席，抑或不值一提的卑贱下民，动辄就是“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试问，那时的主旋律是如此声嘶力竭地鼓吹赶尽杀绝，还能给“留有余地” 留下一点点余地吗？ 领袖曾经脍炙人口的诗句“欲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或许因为它颠覆了“留有余地”的传统意念，于是在非常年代里，就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杀无赦”的尚方宝剑了。
往事不必回忆。但那一段岁月的荒谬，事隔数十年之后的蓦然回首，我们总可以从悲剧的旋律里，发现在极端和绝对的斗争状态中，几乎就没有“留有余地”的一点空隙。
很多人说，中共党史上最值得认真检视的是，延安整风的扩大化。高华所著的“红太阳从这里升起”，以大量鲜见的历史史料告诉我们什么叫残酷。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又过一句撕肝裂胆的沉痛话语，“人以左起来，就六亲不认”，初次闻说时，总觉得有些纳闷。却原来他就是扩大化的受害者之一。1949年之后，党内连续数次斗争，每每出现扩大化趋势，每每也给执政党带来诸多惨痛教训，多半是未曾对扩大化错误有彻底反省和总结经验教训，导致产生连锁负面效应所致。在斗争哲学里，是不可能预留“留有余地”空间的。这几乎就是断论。
或曰：“留有余地”是一种姑息和妥协，一种规避与退让，是一种对大时代或者神圣事业的不负责任，其实，这才是最不幸的误解。
吴晓波所著的“吴敬琏传”中，记述了顾准临终前和吴敬琏的一番话语，顾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伺机守时，就是一种绝不浮躁，也绝不丧失自己立场原则的“留有余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保存自己实力，累积自己的知识和准备，才是对大时代以及国家民族前途负责任的表现。至于被批评为“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绝不允许“留有余地“的话语环境中，一般都被视为是“历史边缘人”或意志不坚定者，他们对政治斗争的诡谲，无情和残酷，似乎更多的是退避三舍的态度。援引一段话语如左：
“政治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入主出奴，实难相容，如勉为之，不唯于事无补，枉费精力，且可贾祸，不如埋头研读，追求真理和知识，日就月将，或有所成，即不成亦不致引起重大风波或麻烦，危及事业与生命。” 还以为：“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漩涡中，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高的理想。”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此类话语，显然和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和顾准的“伺机守时”以迎候中华民族的“神武景气”到来的境界相比，尽管所言不能完全否定，或者说就一般而言，或有言之成理依据，但终究顾及个人得失，怜惜自身羽毛，消极面对江湖险恶，政治无情的比重多些，虽然也属于“留有余地”范畴，但境界还是稍显低些。读书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承担，或多见有落差。
不免想起去年十二月初，应邀前往泰山出席岱庙，碧霞祠千年庆典时，与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的一席谈话。我与仁宗权道长一道前往岱庙东郊的御座宾馆，觐见任法融道长时，老爷子兴致勃勃与我谈起东岳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东岳文化有其不可忽略的要义：
通权达变，审时度势，
弃暗投明，匡扶正义；
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解危难黎民与倒悬之际。
我非道家中人，无法参透任道长对东岳文化核心要义所做的归纳，以及老爷子与我传授的苦心。但我也略知，老子所著“道德经”，核心要义有三：一曰慈，二曰俭，三曰未敢为天下先。
所谓慈，指的是对自己及别人要包容，要仁慈，这里面其实已有很丰富的“留有余地”意味； 所谓俭，过去一直以为更多指的是财富用得其所，但其中还包括凡事初心出力，也需要恰到好处，包括喜怒哀乐的情绪宣泄亦需发而皆中节；至于未敢为天下先，按照任法融道长的诠释，并非凸现消极避世理念，而更应侧重理解为通权达变，审时度势之上，未敢而不是畏敢，更不是怯敢，而是在通权达变，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在需要“弃暗投明，匡扶正义”时，方能“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解危难黎民与倒悬之际”，这其实也是任法融道长诠释的东岳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慈，还是俭，抑或是未敢为天下先，对人对己，对天地万物，对凡间俗世，对你所能及和所不能及的，都需秉持“留有余地”的理念。
或会让读者诸君认为，在下的天马行空，人云亦云，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实细细想来，也不无道理。
也曾登门拜访北京白云观道长李信军，茶叙请益，道长对俗尘凡世的纷纷扰扰，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倒是给我八字真言：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免去诸多烦忧懊恼，其实也就是在这八个字上下一点功夫。事来事去之间，把握和拿捏，就是一个度，这个度的标尺，就是恰到好处，就是留有余地。玄机处处，其实道破了，并不神秘，但却是受益无穷的大学问。
任法融道长去年在泰山脚下赠与我的四个字，顷刻浮现于脑海：勤，慎，缓，和。 这四个字和胡适先生论及做学问“勤，谨，缓，和”四字准则或由异曲同工之妙。
“留有余地”既然是相对于极端和全能主义，既然是传统文化的底蕴内涵，应该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转变和转型的不可或缺。
那就请“留有余地”吧！